10月23日，从刘晓波老师处得知包遵信先生重病的消息，已有不祥预感，只希望先生能挺过这关，留给我一个探视的机会。那天，压抑的心情之下，写了一首小诗，最后是这样的语句：“所以你要替我顶住：风雨未停，而我没有手表；黑夜没有尽头，而那温暖只是你的微光”，可包先生终于没能顶住死神的压力，10月28日晚间，从网上获知他已去世的消息。

   朋友说，写篇悼念包先生的文章吧。我答应着，却不敢写。任何回忆性的文字都会让我感到羞愧。自1997年至今，整整十年，我没有再去看望过他，无论如何，这是说不过去的。

   但我还是决定要写了，是在七次独自垂泪之后。眼泪是真实的，它不会欺骗自己。我曾经自问：为什么会为一个十年不曾见面的人频频落泪？最终我找到了答案——在我相熟的异议者当中，包先生是第一个离开人世的，而死亡意味着：我们终生等待的那一天，对他来说，成了永远的遗憾。

   第一次见包遵信先生是在1994年初，那天我刚回北京，给王丹打传呼，他说你过来吧，我们在包先生楼下。赶到包先生楼下的一家饭馆，通过王丹的介绍，终于认识了大名鼎鼎的包先生。和许多就读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一样，对包遵信先生的名字，我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可眼前的包先生却显得亲近随和，在座的年轻朋友甚至可以与他胡乱地开玩笑，包先生显然是性情中人，缺少他那个年龄的人应有的城府。当时大家天马行空地扯些闲话，现在大都记不住了，只记得包先生在回答一位朋友的询问时，证实自己确为大宋年间“包青天”包拯的后人。包先生并对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1989年，包先生是在回到家乡芜湖后被捕的，带队抓人的公安派出所长在抓捕过程中对包先生使用了暴力，事过不久，该派出所长暴病身亡，芜湖乡民便说“包公的后代是打不得的”。在包先生而言，这种半开玩笑的话可能说过就忘了，但我却一直牢牢记住，并多次对人说起，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世间事果有报应的话，并非因为包先生是包拯的后人，而是因为处在派出所长拳脚之下的包遵信先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良心和骄傲。

   那段时间，我在主动帮王丹做一些事。由于包先生家处在从新街口回我住处的半道上，很多时候我就会把王丹给他的文字材料顺便捎去，久而久之，便跑顺了腿。我记得包先生参与的一些签名材料，多是我拿到他的家中，等他签过之后，清茶一杯，聊上一阵，我再起身去下一家。由于这样的闲聊，我从包先生身上获益良多，内心总以他的私淑弟子自居，当然，以我的学识，做包先生学生是完全不够格的，可谁让包先生好说话呢，如果我赖着非要他承认我这个学生不可，或许他也拿我没办法。但包先生并不总是好说话的，大概是1994年底，我在《北京之春》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大陆民运界分析》的文章，包先生看过之后，让王丹转告我，这篇文章完全是瞎写。随着我所掌握信息的增加，不得不承认，包先生的批评还是客气了，在此我要向当初读过那篇文章的读者道歉。但批评归批评，有空我还是朝包先生那里跑，有时还把一些朋友带去与包先生聊天。

   1995年六四前夕，为《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一信的签名，部分朋友在包先生家附近的一家饭馆聚会，商量签名信的起草事宜，我记得当时在场的有包先生、刘晓波、王丹、吴学灿、周舵、江棋生、刘念春等人（李海是否在场，我已记不确切），他们都是兼有理论素养和民主实践的知名人士，这样的聚会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机会。其实，以我的年龄和学识，并不具备与他们在同一水平层次上谈话的能力，之所以参与其中，主要是因为当时我自愿承担着类似“交通员”的工作。

   那时候，因为包先生的缘故，我还在尝试推进一件维权个案。那些河北农民是首先找到包先生的，他们所在村子的支部书记大肆出售集体财产，中饱私囊，终于引起公愤，支书却指使歹徒对抗议农民大打出手，一次次的告状失败后，农民们只好将希望寄托在了“民运分子”身上。包先生已是将近六十岁的人了，去河北保定的差事，自然由年轻腿快的我来承担。那时候，维权这一概念尚未正式形成，寻找司法援助的难度远非今天能够想象。我深知自己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好说歹说，终于找来一位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的中学同学一同前往。几天后，我和同学带着图片和文字材料回到北京，准备与包先生一起寻求新闻界朋友的支持，为河北农民呼吁，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北京警方从家中抓走，关进了位于沙河七里渠的收容遣送站，并面临劳教或判刑。

   由于个人家庭的缘故，我在抗争无果的情况下，选择了举手投降，那不是妥协，而是彻底的投降。当我被释放的时候，连家在哪儿都找不到了，在我被关押的这段时间里，妻子顶着各种压力，独自一个人搬到清华园附近的一处民房居住。那是相当艰难的一段生活，我对因为参与政治活动给妻子造成的伤害十分内疚，但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因此，既使后来离婚了，我仍然觉得欠她太多。

   释放后的情况很糟，一方面我已宣布投降，另一方面又自作聪明地悄悄从事民运活动，可这哪能瞒得过北京警方，于是，短短几个月内，连续两次遭遇抄家。妻子无法忍受，我也无法承受了，正好有外地同学来京要我回去帮他做生意，便仓皇逃离了北京。

   刚回济南时，同学投资开办了一家颇具规模的书店，由我担任经理。我准备把书店办成一个有品位的文化聚会场所，为此，我提出一个开办文化讲座的设想。得到同学的口头支持后，我到北京找包先生商量，包先生十分高兴：“你好好干，我们在背后全力支持你。”这句话令我至今倍感温暖，在当时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与鼓舞。包先生还主动打电话给刘晓波老师等文化界实力人物，召集他们前来聚会，为我的文化讲座出谋划策。有了这些重量级文化人的支持，我雄心勃勃地回到济南，准备大干一番，却不料此时书店经营已难以为继。同学从青岛来到济南投资，本就不是要做实业，而是想迅速炒作企业知名度以获取银行贷款，书店只是他的一个下属公司和门面而已，所以他一直不肯给书店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而且，济南的银行贷款尚未到手，他已悄然撤离，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反正就是突然找不到了他的踪影，而要钱的人纷纷找到我的头上来，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变卖书店财产，自己又搭上一些钱，才把事情给了结。而这位同学从此再也没有消息，据说是从贵阳市骗了上亿元的贷款后跑到国外去了。

   书店关门后，我再次陷入失业状态。无奈之下，开了一家书画装裱店，小本经营，勉强维生。经过这番折腾，北京已经显得十分遥远。直到2005年，妻子到北京工作，我又跟着回到北京。到北京后，先与刘晓波联系未果，又找到另一位朋友家中，当时可能存有什么误会，这位朋友对我显得比较冷淡（现在已恢复交往，而我也不改对他长期的敬重）。在一种自责的心理之下，我黯然离去，从此不再主动与过去的朋友联系。

   然后就离婚了，心情糟糕透顶，不想见人。同处一座城市一年多时间，竟一直没能前去拜访包先生，此时想来，已追悔莫及。如果知道包先生会如此仓促离去，无论如何，总该去看望他的。我低估了死神对他这个年龄的威胁，除此之外，又过于乐观地以为同处一个城市，有那么多共同的朋友，说不定哪一天就撞上了，既然没有什么具体事要谈，何苦专程前往拜访？

   包先生的离去让我感到震惊，震惊之外，便是无尽的伤感。曾经那么相熟的人，仅仅由于我过于乐观的自信，总觉得某一天我们还会成为十年前那样亲密的“同事”，因此并不急于见面，却没考虑到包先生的年龄因素，必须承认，时间是无情的，包先生的仓促离去提醒了我，对那些值得敬重的老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要尽量寻找机会拜望，以免留下永远的遗憾和愧疚。

   包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住在南方的一个城市，等到11月3日这个送行的日子在网上一公布，我只能暗自叫苦，由于个人生活中不足道的缘故，我实在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赶到北京去。双重的愧疚在身，我只能对包先生的在天之灵说：让我愧疚到底吧，好在对您这样一个思想家和民主斗士来说，我还可以有另外的悼念方式。我相信，2007年11月3日并不是人们最后为包先生送行的日子。

   因为六四，包先生几乎被剥夺了一切，在他那个年纪的六四风云人物里面，他可能是承受苦难最重的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中国社会被强迫遗忘的另一面的代表。未来的人们书写包遵信先生的传记，决不能只看他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启蒙的作用，也不能视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迹为其人生颠峰，事实上，晚年包遵信的价值更值得我们关注。六四之后，先是牢狱之灾，然后是开除公职，长期监控，作为一个被体制视为敌人的老人，包遵信晚年不再拥有掌声，不再拥有聚光灯，陪伴他的是长期的贫困和疾病，如果说六四前包遵信先生的价值主要在思想领域，那么，六四后，他用寂寞和坚韧，守住了个人的尊严，也守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并孜孜以求地探询中国宪政未来的图景。如果说六四前的包遵信是一个优秀的学者，那么，六四后的包遵信则成为异议文化的开创者之一。由于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坚持和抗争，他不再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成为某种精神的象征，迄今为止，这样的象征人物仍然寥寥可数。

   人总是要死的。但象包先生这种无官无职的平民，死后却有那么多既无血缘关系也无利益关涉的人顶着压力参加告别仪式，普天之下，几人能够？况且，如果没有警方的阻吓，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前往送行。而在他们之外，还有我这种心怀内疚而无法前去的人。所以我要说：包先生，晚年的您是寂寞的，但真的并不孤独。请包先生一路走好吧，但不要走得太快太远——我知道你不忍离去，十八年一天天过去，想要看的，你还从来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