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杨建利所说：“本来，讲真话是不需要运动的。”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中，说真话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基本生活习惯，也是成本最低的人际交往方式，可是，当谎言成为一个政权的支柱，说谎的技巧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往往也关系到一个人获取利益的大小，也就是说，驱使人们说谎的并非只是针对公共生活领域内说真话的惩罚，也有对于利益的精心计算，于是，趋利避害的本能之下，说谎很容易成为生活的常态，这时候，如果没有足够响亮的棒喝，说真话的声音便只能作为一些零星事件而存在。

   在《开展全民说真话运动》一文中，杨建利再次指出谎言生成和大量存在的根源：“当今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和任何专制政权一样都是三条腿的桌子，一条腿是垄断权力的巨大利益换来的统治集团的效忠，一条腿是暴力威胁，再一条腿就是谎言。其中只要有一条腿断掉，专制政权就会轰然倒下。”也就是说，普遍谎言现象其实是一种有意识的统治策略。

   哈维尔说过：“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在极权统治下的毛泽东时代，对于说真话的惩罚曾经穷尽国家暴力的极致，统治者对于说真话的惩罚不仅仅限于公开言论，甚至深入幽深的内心世界，挖掘人们说真话的残存本能，在那样的年代，即使聪慧如遇罗克，也只能在日记中倾诉对于现实的怀疑，而不敢轻易吐露真实的心声。

   时至今日，谎言对于专制统治的支撑作用尚无实质变化，但客观而言，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毛泽东时代已有不同，随着国门敞开，自由声音的源头已无法被继续堵塞，对于说真话的惩罚机制也产生松动，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法条笼罩下，尽管以言获罪仍具理论上的普遍威慑力，但说真话的成本已有降低，这一变化可归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六四后异议声音的顽强坚持、民间社会的发育以及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缓慢后退等因素。

   于是，谎言体系的继续存在，实际是惩罚威慑与利益刺激双重作用的结果。利益的诱惑尽管是巨大的，但由于对说真话的惩罚力度减弱，说真话不再必然意味着杀头或监禁，作为零星事件而存在的说真话行为于是便再也不可能被禁绝，很显然，能够抵御利益诱惑的人远多于不怕杀头的人。近年来，虽然中国的言论环境依然恶劣，但各种层面上的自由言说实际上是越来越活跃了，其中既包括许良英、包遵信、刘晓波等异议者的顽强坚持，包括一般公开出版物对言论尺度的拓展，也包括一般民众的声音。

   正在基于这样的背景，我认为杨建利的呼吁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总体而言，目前社会仍处在谎言机制的控制之下，但由于官方意识形态全面破产，官方舆论只能守住谎言世界的半壁江山。官方可以编造美丽的谎言，但不可能掩盖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毕竟谎言所维护的专制统治是违背民众利益的。按照我的理解，杨建利的呼吁是要将说真话的习惯由少数异议者和言论自由者推向更广阔的人群，使零星的勇敢言论演化为普遍的公共生活规则，“用持续的说真话运动聚孤胆为群胆”，在《开展全民讲真话运动》一文的第四部分，杨建利实际上已经为每一个公民指明了可以选择的说真话方式，这是具有普遍行动可能的建议，它既不需要发言者特别聪明，也不需要发言者特别勇敢。

   毫无疑问，普遍说真话的环境会普遍保障公民的利益，这既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一种合理的理性计算，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真话的声音召唤全社会创造力，而不需要通过参与谎言制造向专制者支付保护费，或者“用内心的尊严做抵押支付着我们的生存”。概言之，说真话中包含着最大化的全民利益。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缺少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度，面对国家暴力和市场经济的五光十色，促使人们说真话的另一个障碍是对于说真话效果的怀疑，这是毛泽东军阀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腔调的遗毒，而杨建利的文章指出，生活在真实的公共生活中，必定是对专制社会的最根本瓦解，这吻合了哈维尔的论断：“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作为理性的产物，民主制度首先是被“说”出来的。不仅如此，正如杨建利所言，说真话可以为民主社会准备干净的公民文化基础，很显然，说真话既是人际交往成本最小化的需要，也是来自良心深层的本能，任何情况下，真话自大脑经由神经系统到达嘴巴所需要的时间都少于谎言的制造过程，因而说真话才是符合人性的，相反，各种鄙陋的潜规则从一开始就需要谎言的配合，既不经济也伤害每个人的精神存在，所以，民主社会的建立和稳固必须从源头上杜绝谎言机制的生成，这既是对专制政权的否定，也是对中国民主力量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说真话从根本上立足于一种积极的建设性之上。

   处在这样一个后极权时代，让我们坚信这样的常识：说真话不仅具有确切无疑的效力，而且是各种抗争方式中代价较小的一种，通过持续而广泛的说真话行为积累言论自由的空间对于社会的平稳转型至关重要。杨建利的呼吁并非空谷绝响，它是不可逆转的自由言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声嘹亮的号角，召唤更多的人站出来说真话，“在当前的中国，任何一个个人大胆地公开说真话都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促使更多的人出来公开说真话”，我相信杨建利不会感到孤独，刘晓波不会感到孤独，我们正逐渐接近一个历史时机，那时候，谎言体系最后的外壳将被最终揭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