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说”出来的 /杨宽兴

在民主奋斗史上，这些象征性符号往往过多地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并激荡着我们内心的激情；而在另一种极端状况下，伴随坦克的履带和达姆弹的呼啸声，会带来暗室的密谋、暴力的冲动以及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些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核心要素，却象我们生存于其间的空气一样，被不恰当地忽略，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被放到一个对生命至关重要和更为基础性的位置上。在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中，这种更基本的要素，这种不可或缺的空气，就是对于民主价值观的思考和言说。

我仍然记得，六四镇压之后，除了杨宪益和许良英等人的抗议，整个社会基本鸦雀无声，直到1993年的《和平宪章》，直到1995年的《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直到1999年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此后便有了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有了《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也有了温家宝对腐败越来越严重的诊断——“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谁也无法否认自由言论对于民主进程的作用。西方最早的自由主义言说大都与争取言论自由相关，比如，早在1644年，为了抗议政府的“出版许可法令”，英国的大诗人和自由主义先驱弥尔顿就写出了《论出版自由》，弥尔顿指出：言论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之母。这也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上首篇宣言。1741年，作为英国自由主义奠基人之一的著名哲学家休谟发表了《关于新闻自由》，首次揭示了新闻自由对保障人权和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1776年，美国的建国之父杰斐逊说出一段新闻自由的箴言：“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1859年，英国自由主义大师约翰•密尔写出《论自由》一书，第二章即为《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自由主义的最早言说也是提倡言论自由。比如，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章程》等文章中，多次强调言论及新闻自由。他把言论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强调新闻媒体的独立地位，发挥其保障人权、监督政府和引导公共舆论的作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诸君，无不大声疾呼言论自由，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时代的第一重要条件。” “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之自由也。”1920年8月1日，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个自由主义宣言诞生，那就是胡适领衔签署的《争自由的宣言》，签名者有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

事实上，在专制向自由的社会转型大都遵循和平方式的今日世界，如果能够在后极权国家不断地扩展言论自由，那么真的光靠说就能说垮专制。比如，捷克的社会转型之所以是“天鹅绒革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哈维尔等人的真实言说为变革准备了足够的民意支持。但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对思考和言说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许多人采取的却是一种轻视的态度。在中国的“革命”传统中，人们敬重的是陈胜、吴广式的揭竿而起，是谭嗣同式的舍生取义，而不是梁启超、胡适式的意见领袖。无疑，这是一种轻视“坐言”而偏重“起行”的传统，甚至连知识分子也普遍地相信：“一个微小的行动，胜似千句有力的话语”。

于是，在普遍的报禁、党禁和军警威慑下，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主未来，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坐等民主——五百年后，中国总会民主起来的；一种是激愤之下的自我孤立，以内心的反抗取代外向的努力。于是，当俞可平、周瑞金乃至温家宝开始谈论民主的时候，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怀疑和提防，而不是积极跟进，借势扩大民主的话语空间。

我们不要忘记米奇尼克的论断：“词语有他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词语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论断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寓所”同出一辙。现代语言学揭示：言说的背后是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言说就是行动，所以，说什么和怎么说就变成生存选择的一部分。当我们言说时，不是我们说出语言，而是语言向世界呈现它的内在逻辑。作为现代价值观的核心概念，在这种民主表述的背后，实际上有宽广无垠的文化价值支撑，与“民主”概念相关联的宪政、人权、自由、法治等含义，均隐含在我们的表达深层中。任何对民主的言说，最终均不可避免地指向这些民主价值观的有机组成。而作为关键性的必由路径，“民主”的概念，则是引领我们进入这一胜境的“通票”。

综观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过程，几乎无一不经过长期而广泛的“民主言说”：对于美国的开国者，如果没有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托马斯•潘恩的言说，他们或许会建立一个美利坚帝国，而不是权力制衡的民主美国；对俄罗斯来说，没有索尔仁尼琴和萨哈洛夫的呼喊，没有戈尔巴乔夫时代民主力量的众声喧哗，就没有叶利钦站上坦克时的应者云集；对台湾领导人蒋经国而言，没有自胡适、雷震、殷海光、柏阳、李敖、龙应台直到美丽岛群体的民主吁求，他不会毅然开放党禁••••。

在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过程中，存在着暗室的密谋，甚至存在军队的躁动，但成功进入稳定民主社会的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那些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是引领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的价值言说。正是这样的不畏言禁且持之以恒的民主言说，让自由主义的信念深入人心，让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在民心中腐烂，而民心中的民主价值的确立和专制价值的腐烂，就是一个国家发生和平转型的基础。

今日中国，虽然离民主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言说民主的空间已经有了渐进的扩展——有极少数异见人士扩展到大众，由体制外人士扩展到体制内人士，由地下言说扩展到地上言说。当我们在专制下公开言说“民主”时，这言说本身就是对言论管制的挑战行为。六四后民间反对运动最经常采取的方式，就是各种形式的民主言说（文章、采访、上书、呼吁书、签名信等）；天安门母亲群体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每年中共两会的上书；近几年的维权运动，围绕着文字狱个案的救援行动，网络文章和签名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言论环境能够达到今天的水平，也是十多年来民间的不间断的日益扩张的民主言说带来的。即便是体制内的媒体和自由主义者，也是主要靠不断测试当局言论底线的言说来扩张的。没有南方报业集团几家媒体的擦边球言说，没有老中青三代体制内自由知识分子的持续言说，中国的体制内言论空间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如果没有这种持之以恒的民主言说，21世纪的冰点事件和禁书事件是很难想象的。

在专制社会中，如无足够的民间话语支撑，即使民主力量暂时取得局部优势，也往往面临反弹，如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生游行，如东欧的布拉格之春，如韩国历史上短暂的崔圭夏宪政民主努力，甚至，苏联时期赫鲁晓夫的相对宽容也终被勃列日涅夫的平庸所取代。在民主不被广泛言说、不能成为社会主流声音的背景下，很难指望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为我们带来民主的结果。民主变革的难度之大，更甚于漫长皇权时期的改朝换代，那种以一个朝廷取代另一个朝廷的变动，并不需要社会层面上的精神价值发生根本转变，而对民主变革来说，这种精神价值层面的彻底改变，却是必须的，这就决定了一场成功的民主变化必须在精神价值的层面上首先接受民主的观念。因此，没有足够的民主言说，就没有民主。

关于民主的言说，从两层意义上改变着我们与我们所处世界的关系：

通过对民主的言说，我们首先改变自己。在专制传统深厚的文化背景下，即使是民主先行者，他们对于民主的认识，也是在言说与交流中获得提升的。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传播民主的风险比六四之后要小得多，但是，国门初开的中国社会，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主概念的理解是肤浅的，无论对不同民主模式（英美模式与大陆模式）还是民主背后的文化支撑，无论是对民主与法治还是多数决定与民主程序，无论是对民主的局限性还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妥协精神，特别是对民主价值与不同利益的关系••••••整个社会的认识都是不足的。这直接导致了八九民运无法利用有利的政治空间将民主成果加以巩固。社会转型的今天，如果同坐一个酒桌的四个人身上出现八个历史时代的观念交错，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因此，我们往往看到这样的现象：民主的现代性和开放性往往被言必称“民主”的人士忽略，许多人（也包括笔者）常常是一边呼唤民主，一边用前现代社会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观来衡量开放社会中的诸多问题，试图将民主的花朵根治于专制的土壤而不自知。

同时，我们看到，市场经济无法离开民主政治而孤立推进，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于民主的需求显得越来越迫切，这就给那些关注民主问题的先行者以越来越大的思想传播空间，而这种传播思想的过程也会形成有益的反馈，使思想传播者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加深对民主的理解。也就是说，对民主的思考，必须与面向社会的民主言说结合，才会形成具有实践价值的民主修辞学。

由于民主概念对民主价值观的“通票”引领作用，我以为，任何意义上的民主言说——甚至也包括对于民主的质疑——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中都是有价值的。当足够多的民主言说汇集起来，便会形成一个对思考者和当代社会具有校正意义的话语场。民主的力量不在于它的煽情作用，也不在于它能为社会带来即刻的好处，经过二十世纪的最后检验，它已被成功证实为一种既维护自由又确保效率的最佳机制。与“西学东渐”之初带给我们的新鲜感不同，如今的民主理念，代表了一种经受过时间检验的最优价值体系，它有充分的自信经受各种思想的质疑与挑战。作为人类思想和社会实践的共同财富，民主价值观不再只是部分理想主义者的专利，它也是现实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课题了。而且，由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影响，即使中共内部官员，也开始或多或少服膺于民主观念，因此，我不认为温家宝、俞可平、周瑞金乃至武和平等体制内官员对民主、权力监督、舆论监督等命题的谈论是虚伪的，社会现实以及民间对于民主的吁求，不可能不对体制内官员产生影响。

在很长时间里，民主仅仅成为被政权打压的小圈子内公开谈论的话题，作为一种声音的坚持与传承，他们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不表明民主永远是他们的专利。恰恰相反，如果民主问题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和谈论，特别是不能吸引手握重权的体制内人士的关注和谈论，就无法显示民主作为一种社会运作模式的真正魅力。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1989年，民主运动吸引了无数体制内和准体制内的人士参与，而不只是社会边缘人参与。民主价值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决定了它从来都能够吸引新的力量加入。那么，当体制内官员开始躲躲闪闪地谈论民主，民间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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