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虹之死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想到海子、胡河清，乃至出走海外的顾城。事实上，死亡者的名单可以开列得更长，诗人西川在多年前的《死亡后记》一文中写到：“自海子自杀以来，死亡一直笼罩着中国诗坛，至今已有不少于14位青年诗人或自杀，或病故，或被害，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数字。”与胡河清一样，余虹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诗人，但其文字中无疑闪耀着诗性的光彩，按照某种诗歌定义，完全可以归入“不写诗的诗人”之列，而在所有以文字容纳生活的人当中，诗人的笔触总与敏感、聪慧连在一起：以一种最锐利也最深切的方式，诗人往往最早感受到人的存在困境。这就使诗人之死超越生活挫折和心理疾病的层面，而常被赋予形而上的精神意义。

   诗人的自杀总会吸引众多的目光。但我们不要忘记，在诗人之死背后，是更多非诗人与世界的无声道别，据统计，中国每年的自杀人数已达30万左右，这一庞大的数字当然不会无视知识界的存在，近年来，发生在高校中的自杀事件呈迅速上升趋势，大学生自杀事件几乎在任何高校都不再算是新闻，余虹在博客文章《一个人的百年》中也曾写到：“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我们不可能一一获知这些自杀者的名字，他们的死甚至算不上一个事件，而只能成为亲友心中的一缕隐痛。

   由于他的学术身份和成就，余虹的死闯入了人们的视野，而作为诗人之死，余虹的公开讲座和文章，为人们留下了探询死亡事件的思想线索。《一个人的百年》写于余虹自杀前不到三个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期思考着“活还是不活”问题的余虹，直到那个时候还在试图寻求挣扎的可能：“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在这里，余虹为他的百岁导师石璞的名字作了充满诗意的注解：“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

   石璞的百年让余虹感到是一个奇迹，“一百年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所谓多事多难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百年，竟让一个弱女子扛过来了。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在余虹看来（这也是一般观察者的视角），石璞的忍受和苦痛，“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了。”然而，“有尊严的活着”这一有关生命的艰难题目，真的已经随着一个百年的过去而化为历史了吗？余虹用他的最后一跃作了否定的回答。

   在引用过诗人里尔克“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的感慨之后，余虹承认，“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是人惟有的庇护。“所谓善（社会正义与神圣信仰）者非他，人的终极依靠是也。” “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很显然，余虹所处的时代仍未结束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这次混乱转型，正义和信仰不仅不能为存在者提供庇护，就连它们自身的存在都还是个问题。

   我们不可能准确地揣摩每一个自杀者的内心世界，也不能道出加诸每一个自杀者身上的全部压力：生计、健康、感情、孤独，乃至于一次突如其来的幻觉，都可能让生命展现出其脆弱和偶然的属性。不过，与海子那样的青春期诗人相比，余虹表现出的是一种更深思熟虑的精神绝望。和海子不同，余虹在生活中算是一个成功者，多年的职业生涯和家庭生活使之缺少海子那样的激情和浪漫，即使是自杀，他也没有象海子那样怀揣《瓦尔登湖》走向山海关，而是以最平庸不过的姿势从十楼降落到水泥地上。而且，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学者，现实中的余虹比海子有更多牵绊，“海子的死使我对人的生活方式颇多感想，或许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被一张网罩住，而这张网就是社会关系之网。一般说来，这张网会剥夺我们生活的纯洁性，使我们疲于奔跑，心绪难定，使我们觉得生命徒耗在聊天、办事上，真如行尸走肉。但另一方面，这张网恐怕也是我们生存的保障，我们不能否认它也有可靠的一面。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婚姻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会像一只只手紧紧抓住你的肩膀；你即使想离开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些手会把你牢牢按住。但海子自杀时显然没有按住他肩膀的有力的手。”（西川：《死亡后记》）余虹是处在这样一张网中的，但身份和各种社会关系显然不足以构成余虹的死亡屏障，挣扎过后，余虹最终还是抛弃了这张网，这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又一次证明——生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次个体事件。

   当然，对自杀者来说，很少有单一的自杀诱因，健康和情感问题或许也部分参与了对余虹的“谋杀”，但面对众多知情者的回忆，不得不承认，那篇自杀宣言式的《一个人的百年》才是发现余虹最终绝望的密码。实际上，是“此世之善”与“彼世之信”的共同悬疑，抽空了余虹这种不舍追问者的生存根基。开始写作本文前的几个小时，我刚从一位比余虹更具学术地位的学者家中回来，在那位多年朋友身上，我感到一种可怕的精神苍白与焦虑，对他来说，身份、金钱都不再是问题，但他在抱怨自己的忙碌、无聊，并对西方国家学者的生活充满向往（当然，处于“生活就象在冲锋”状态的远不只是知识分子），现实收买政策下，与上世纪后期相比，他们的处境已有极大改善，但无聊的忙碌和虚伪的应付使他们失去了关照自身的能力，精神上，从来没有哪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如此虚空而孤独，由于缺少共同的信仰和精神凝聚，知识人的思维能力越强，越难以找到精神生存的基石，于是，一个个知识人成为一个个孤立的社会原子，真诚而有质量的人际交往成为昂贵的奢侈品，生命在逐渐萎缩，每个人都被迫孤零零地面对生存的无庇护状态。

   而且，在这个忙碌而紊乱的世界上，连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医学意义上的心理辅导与救助——都没有建立起来，或许，根本就没有一个合格的心理师能够解决社会转型期的复杂问题！

   一般认为，诗人之死往往带有激情色彩，我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尽管诗人比一般人更无力抗拒死亡黑洞的引力，但另一方面，诗人应该更容易发现生活的宁静和精彩。也就是说，诗人本是不容易自杀的，他们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亲近死亡的人群，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诗人之死才更值得我们关注。多年前的一次散步中，我与一位诗人长聊，对我不顾一切的“入世”激情，他用一句话就作了否定：“在我们的视野所及范围内，中国还看不到具有诗歌想象力的权势人物。”他比我懂得保护自己。确实，在一个缺少想象力的世界上，与一般人相比，诗人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诗歌的自由想象空间。作为一种强大而自由的审美活动，即使在现实关怀和宗教救赎力量缺失的情况下，诗人仍可凭借艺术审美，苟活于一个狭窄的生命庇护所内——以我的经验，一首诗可以让躁动的心沉静下来，而一次写诗的文字历程，可以让生命暂时远离绝望。

   余虹则把“朴素的良善”和“传统的智慧”视为石璞的独门秘笈。“沉默与耐心”显然正是“良善”与“智慧”的生成物，是低调而消极的抵抗（如果这也可以算是抵抗的话），说穿了，其中所包含的诗性，正是一种“独善其身”的自我意识。

   但在这个漫长而彻底的反诗歌时代，“独善其身”的韧性空间又有几何？在生存压力的通货膨胀之下，肉身的精神存在更象是一个悖论：你要么放弃“朴素良善”并同时放弃生命的尊严与独立，要么可悲地守这那份善而等待生存的利刃最终刺破脆弱的孤独现实之膜。有时候，我羡慕能让自己象木头或石块一样活着的人，比如嗜酒如命的许世友将军，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说给前来探视的军委副主席的：“我完蛋了。”何等痛快，何等简单，拥有这样粗砺的神经，想不寿终正寝都难。

   我曾经充满怀疑地自信（生命本来就受制于这样的逻辑）具有这样的粗砺个性，对我来说，自杀首先不是一种精神威胁，上世纪90年代初那些俨如丧家之犬的日子里，年轻的我真切地思考过“活还是不活”的问题，我不是特别富于激情、也不是具有忧郁气质的人，对我来说，一开始，生与死的问题只关乎钞票、食物以及生存的艰难程度。在意识到生命陷入一片无边的黑暗后，我想象过与自杀有关的的所有细节，这种想象在心灵层面的对应，可能就是顾城和胡河清的结局，那是同一个时期的绝望事件。

   但由于年轻和无知（也由于爱情），最终我可以将自己投入一种行动——做什么反而无关紧要——并由此让自己粗砺和麻木一些。无知确实是重要的，我承认我既不敏感也不聪明，如果不是出于无知，我很难敢让自己经受那么多的折磨。回顾已经过去的十八年，我已经没有重活一次的勇气——即使仍然允许我亲近诗歌。

   是的，诗歌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简陋的庇护，但仅有诗歌是不够的，反诗歌的年代是如此强大而漫长，根本望不见尽头——以至于在这样的年代面前，越来越精明的我们开始怀疑自己，而不再是它。终于，望不见尽头的余虹失去了“耐心”。余虹死于他的五十岁上，这只是石璞生命长度的一半，他终于承认自己无法象石璞那样有尊严地活下去，不能说余虹未从石璞身上吸取活下去的良善和智慧，但他不幸而生活在了一个过于漫长的反诗歌时代，沉默和耐心也无法保护他。

   从时间长度看，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与北岛的诗歌时代相比，现实的粗暴已大为降低，但一切造成空虚和绝望的因素，寸土无遗地填充了我们有生之年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消极地肢解“荒诞教条”的同时（这种肢解几乎无法动摇现实层面的教条），我们也肢解了一切神圣精神和道德；冷眼旁观让生命失去尊严的现实统治的同时，我们也玩世不恭地蔑视尊严得以存活的文化因子，因为它们看上去显得太过寒酸（很显然，对北岛和黄翔那时的诗人，“正义之善”仍然是确切无疑的，这构成了一种准信仰的精神灯塔）。于是，便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虚无时代，人们踏在云端，抬头望天，仿佛大地仍在我们脚下。

   但云端是不可靠的，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是缓期的幸存者。”其实，“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这就意味着，由于反诗歌时代的持续性拉力，精神之弦是难以为继的。于是，诗歌也好，“独善其身”也好，都难以承载个体生命的重负。既然现实无法依靠，并长期向我们施加更加密集的生存焦虑，我们不可能指望象那个“神情总是平静而充满喜乐”的95岁美国老太太，因“在世靠国家”而活得象一个阳光少女，那么，何以祛除那“致命的不安”，得度这漫长的缓期等待？

   我不是信徒，但我确实已无法继续信任诗歌。坚硬冰冷的现实无孔不入，诗歌越来越显得象个不受补偿的被拆迁户。因此，我仍然要说，不管能抓住什么，抓住什么就信什么，并让这一“信仰”成为可能吧。爱情也罢、亲情也好，自由未来的幻想也罢、堂·吉诃德的特立独行也好，总之要抓住些什么，为之祷告，并为之付出——无论如何，只有那值得信的，才会成为信仰。

   而行动总是重要的。不能把信仰与现世开来。只有信仰下的行动才会让人远离被隔离的原子状态，只有信仰下的行动才能让人摆脱孤独感——哪怕只是一种错觉也好。行动是信仰市场背后那“看不见的手”，是积极的行动而不是消极的独善其身才会使人际交往变得有效而有质量，在这个反诗歌的时代，我们需要考虑用真诚和勇气开启比诗歌更有力度的信仰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