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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官场良心只能落荒而逃？——由郴州“官场良心”孙湘隆现象引发的议论/亦忱
为什么中国的官场良心只能落荒而逃？
——由郴州“官场良心”孙湘隆现象引发的议论
文/亦忱
郴州官场的腐败窝案被高层重拳出击后，以李大伦、曾锦春等一批当地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倒台而尘埃落定①。对郴州的腐败窝案所暴露的制度性弊端，我相信执政党中央一定会深刻检讨，在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为了红色政权的稳固，肯定会用必要的措施加以克服和修补。这，根本就不是我这种身处穷乡僻壤的小人物所能够置喙说三道四的宏大话题。
本文所议论的事情，其实很私人，很琐碎，很不上台面。要说的话题是，所谓中国的“官场良心”，在一种被败坏的制度面前，在一个官风被搞坏的地方，只能落荒而逃，而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得先说说郴州的官场良心孙湘隆的故事。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李大伦、曾锦春联手遮天的时日，郴州百余官员被牵涉其中，或为保位，或为升官，或者同流合污。”然而，孙湘隆被人提及，则是“他和李大伦、曾锦春的长期抗争，在李、曾联手遮天的郴州官场里被看成是奇迹。”按郴州市政府一位官员的感叹，孙湘隆能“洁身自好就已经不容易，他还能坚持做人做官的原则，真算得上郴州官场的良心了。”
这位名叫孙湘隆的当年郴州市公安局长，“由于多次抗击李大伦、曾锦春的腐败行为而遭打压，2003年递交辞职报告欲离开郴州，后湖南省公安厅将他调至省厅。离郴之际，部下何怀贤曾对他说：‘你在这里算是个钉子，是李大伦和曾锦春的对立面。你在，他们还会收敛一点，你一走，制约他们的人就更少了。’”
孙湘隆之所以能作为郴州的官场良心，被郴州的官民乃至广大国人所钦佩，在我看来，主要是他敢于大义凛然地挑战当时的腐败上司市委书记李大伦。
按孙湘隆自己的说法：“我得罪李大伦，就是从调查他情妇的地产项目开始的。”
“李大伦的这名情妇，通过李大伦之手把郴州的一块公共性质用地转为商业用地，建造商品房。她计划通过转手这个房地产审批项目获利500万元。她和几个人虚假注资了一家名叫盛行地产的开发公司，欲以地块作抵押向银行融资，进行空手套白狼式的房产开发。但这个项目在运作不久后就资金链断裂，这家公司的数名股东潜逃。郴州警方刚抓了这几名商人，李大伦就打电话给孙湘隆：‘把人放了，事情摆平就行了。’孙湘隆回忆：‘我很快知道原来这个案子和他的情妇有关。但我不想枉法，所以在电话里答复他这几个嫌疑人检察院已经批捕，不好随便放人。’这挑战了李大伦在郴州独断的权威，也触犯了他的腐败利益。”
据南方周末记者从权威渠道获知的案情，郴州腐败大案被揭露后，“李大伦被封的家庭存款达3200万元。这些款项主要来源于工程建设和房地产项目审批、矿产资源审批、买官卖官三个方面。尤其是房地产方面，其常德同乡邢立新与李大伦的家属合作，开办了多家房地产公司，积累了数千万元资产。”
谁知，李大伦“放人的要求被顶回来后，李大伦就提议市委组织部把孙湘隆提拔为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但又把他从公安局党组书记降为党组副书记，另提一名副局长担任党组书记，以此架空孙的权力。”然而，令李大伦没有想到的是，孙闻讯后，直接跑到李大伦的办公室，对自己的上司说：“大伦同志，你这个做法是要不得的。老子就是老子，儿子就是儿子。政法委的副书记到了公安局里反而变成党组副书记，做老子的怎么反而做成了儿子？”
孙事后对记者说：“李大伦根本没想到一个小公安局长敢这样跟他说话。”结果，李大伦在孙湘隆的抗争下胆怯了，想架空孙的图谋便不了了之。
后来，孙又抵制了李大伦强行向市公安局推销价值380万元计1000件防弹衣的荒唐买卖，终于令李大伦对孙忍无可忍而迫使孙辞职走人。
我相信，凡在中国官场讨过生活的人，在看了孙湘隆的故事后，一定都会有我这样的体会：当你的顶头上司看你不顺眼，特别是当你顶撞了自己的上司乃至侵害了上司的重大利益后，若不知趣地走开，等待你的不是被穿小鞋，就是被彻底地边缘化。假如你还要不自量力和顶头上司公然叫板，若是在上司的上级或不受其辖制的平级中没有人给以援手，那你在政治上的死相一定会很难看，绝对不会有孙湘隆这样的好运气。这种体会，如果换一句话来说，正是中国的官场会“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成为为普遍现象的根本原因：官大一级压死人。像李大伦、曾锦春当年主政的郴州，就是一个“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突出典型。
事实上，以我在中国官场讨生活20年的阅历，官场中有良心有良知的人确实不在少数。但是，也无庸讳言，这些人大都不是圣人，也不是道德完人，因为他们也要养家糊口，也要应对人情世故，所以，他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当这些有良心也有良知的人，面对上级的邪恶扑面而来的时候，其首先做出的抉择，一般都会是据理力争。可是，当抗争带来的危害开始有可能祸及自己乃至家人时，能真正不顾身家安危一条道走到黑地进行抗争的官员，以我在一个地级市政法委当科长近 10年，在一所中级法院当副调研员7年的亲身经历，我真的没有遇见过一位。而通常的情形是，那些有良心、有良知的官员，大多对上级所干的种种肮脏勾当在抗争无效后，而会避之唯恐不及或消极抵制，甚至宁可自己的前途就此止步也在所不惜一如孙湘隆这样的好汉，也到不乏其人。然而，真要那些有良知、有良心的人按所谓党章的要求豁出去以卵击石时，这种情形，则无不是中国那些弱智的小说家凭想象胡编而已。至少，我就从来就没有看见、也不会相信有这种离奇的故事发生在自己身边和视野所及的领域。像孙湘隆所能做到的，在抗争失败后以辞职落荒而逃，已经是官场良心所能做到的极致了。
对我这个在中国的官场度过了几乎半生工作时间的人而言，说到有良心和有良知的官员，我到真的亲自接触过一位。
记得那是在9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J市政法委来了一位C副书记。此人是从撤县设市不久的县级L市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上没有干完任期，来到这个地级市的政法委任职的。此人在L市的官声可说有口皆碑：当副县长、副市长两届，每次差额换届时，虽然从不拉票，但却每次都比等额选举的县长、市长更高的选票，甚至次次以接近满票的高票当选。说实话，对C副书记在L市如此受人爱戴，我一度确实难以理解。
后来，是我亲身经历了一件这样的事情，我才真正理解了C副书记在L市受人爱戴和推崇的原因。有一次，我陪C副书记去L市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L市的公安局W局长和我们在一起吃饭时，给我讲了C副书记的一件早年逸事。说的是，C副书记当年在某个离县城20多公里，极为偏僻的L乡当乡党委书记时，一次县里开县、乡、村三级干部大会，时值下雪的三九寒天。当时尚在县城附近H乡当副乡长的W局长，居然亲眼看见C副书记从敞开的货车车厢里，与那些村长们混在一起爬下车，而驾驶室里下来的却是乡里的两个上了年纪的副乡长。W局长极为动情地说，他对此情此景，感动得终生难忘。
当时，在饭桌上，我好奇地问C副书记，这是真的吗？C副书记极为平淡地说，这确实是真事。不过，他对此所做的解释是，自己根本就没有往深里想过这事，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价值。C副书记所做的解释是：当时他只有30多岁，身体很好，冬天吹吹北风、身上飘点雪花没有啥事，而乡里的两个副乡长，因年纪偏大，身体也不太好，若是让老北风一吹，或许就一病不起了。说完，他居然反问我：这事若换成你，难道你不会这样做吗？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所有在场吃饭的人，无不对C副书记肃然起敬。
话说C副书记来政法委任职后，我因为担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科科长，是C副书记兼任的综治办主任的直接下属，与他接触频繁而渐渐培育了极为难得的友情，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在过了差不多两年后，他才把自己被人排挤到J市政法委来的故事讲给了我听。
原来，他在当管L市财政的常务副市长任内，一次，在常委会上，对市委书记动用防洪专款搞市里某个所谓形象工程的临时动议，提了反对意见，并有理有据地说服常委会其他成员否决了书记的动议，而因此和书记结下梁子。结果，在L市的上级J市委组织部要求L市交流一位姓H的市委副书记，来J市政法委任副书记时，L 市的市委书记因为是J市委的常委，通过游说J市委的几个主要领导，临时调包把C副市长给打发来了我们政法委坐冷板凳。
C副书记从大权在握的常务副市长位置上，来到当时的清水衙门政法委，虽然是一种公认的被边缘化，但对我却是一个真正的福音。我在官场的朋友们都知道，在C 副书记领导下工作的那几年，是我在市委工作期间最开心的几年。那是因为，C副书记不仅是我的直管领导，更像一位仁厚的兄长一样，对我关爱有加，除了在工作上对我要求严格外，在生活上和学习上，他始终以谦让和谦虚的态度对待我，使我对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好感和记忆。
说句大言不惭的实话，我虽然在中国官场一直是当比芥菜籽还小的官，但因为性情耿直，嫉恶如仇，不怵大官，却是名声在外。例如，1992年4月25日，我在 L县与时任江西省长的吴官正在一个场合不期而遇，当时，虽然在场高官云集，我是最小的官员，且是个不上斤两的小科长，但吴官正却只在握着我的手时，才唯一亲切地问了我是干什么的，从而令当时在场的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和分管政法的市委副书记们都惊异的目瞪口呆。又如，2003年底，在当时的院长即将被交流去外地任职的前夕，我所在的中级法院党组经过研究决定，拟违规建设所谓“院长楼”宿舍，愣是让我这个不上斤两的副调研员据理反对给搅黄了，使院长、副院长们住上院长楼的好梦成了泡影。今天，我无论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都敢向所有熟人和生人负责任地说，自己是个既不缺良心，也不缺良知，更不缺道德，还不缺常识的小官，所以，我尽管在法院无所事事呆了7年，被无端地边缘化，却宁可选择提前退休，也不会去向自己开罪过的法院领导低头，更不会不识时务地去市委找某位没有交情的书记或副书记为自己跑来另一顶官帽。
我始终认为，在中国的官场为官，所谓良心和良知，其实，应该成为所有官员立身官场的基石才是正常的社会要求。而没有良心和良知的官员，应该被自然淘汰，才合乎一个和谐社会的本意。然而，不幸的是，在不是民选官，而是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下，当一个地方的官场风气被搞坏后，那些已经坠入腐败深渊尚未完全暴露的上级官员，往往要一个个下级官员拿出自己的良心和良知去做交换，才能换来邪恶的上级欣赏。像郴州的官场良心孙湘隆，当李大伦和曾锦春这样的歹人成了其上级后，孙在李、曾这样的坏人夹击下，其良心和良知，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顿，他除了辞职离开，以郴州官场之大根本就不会有他的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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