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江西瑞金农村来到增城打工的的农民工曾水林，为了给工作时受伤的弟弟治病，向他的老板讨要拖欠的5000块钱工钱被老板多次耍弄，钱没要到，却在今年3月1日被欠薪的工厂老板从增城支到番禺的分厂去要钱，可怜的曾水林因为口袋里没有钱坐车，徒步3天风餐露宿从增城走到番禺，结果，被欠的工钱依然没有讨到。绝望之下，曾水林于3月3日和3月5日，两次爬上番禺的公路桥栏杆准备跳桥自杀，却两次都被成功解救而没有死成。
   按《信息时报》记者杨昱的报道，因为曾水林在交通繁忙的公路桥上表演“自杀秀”影响了正常的交通，而被处劳动教养1年。就此，《信息时报》记者采访了广州市人大代表、律师朱永平。朱律师在接受采访时候说，“这些所谓的‘自杀秀’，是一种‘挟持大众’的行为，应该受到严惩”。同时，朱律师还认为：“法律是第一位的，而同情次之”
   http://news.sina.com.cn/s/2006-08-27/012710836822.shtml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此前，我只听说过因讨薪不成而杀人的农民工被枪毙，而讨薪不成绝望得要“自杀”的人却被抓去劳动教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曾水林这种口袋里没钱，不去偷也不去抢，居然步行三天，露宿荒野的老实巴焦的农民工被抓去劳动教养，我想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是看不懂的。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诚实的劳动者，还需要用劳动来“教养”吗？他需要的是得到合理又合法的工钱，要用劳动来“教养”的其实是恶意拖欠他工钱的老板。
   广州的人民代表朱永平我不知道他是吃什么东西长大的，也不知道是谁让他当人民代表的，更不知道他是在哪个星球上学的法律，此人居然能说出因讨薪不成而绝望自杀的民工，是用“自杀秀”来“挟持大众”，看来中国的词典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要改写了，一定要把“桥栏杆上自杀行为”作为“具有威慑力的软暴力犯罪行为”来重新定义。

   据说，处曾水林劳教一年，是因为他准备自杀的行为妨碍了交通秩序。可据我看报道，曾水林明明是站在桥栏杆上准备跳桥自杀，又不是躺在马路中间寻死，他能妨碍什么交通呢？想来，无非是警察为了解救他而阻断交通便于施以援手，才喊停了一时半会的交通。也许我是个弱智者，从此事中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警察的这一行政举措产生的后果，能要一个事后被证明真正绝望的人来承担责任吗？这样的法律是谁家的法律？
   我其实也学过几天法律，可说是个半吊子的法律人，在中国的法律界混饭吃长达17年。我虽然没有很多律师的本事，能巧舌如簧把死的说成活的，也记不住许多法条，但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法治国家的法律不外乎情理。如果说去年甘肃王民工讨薪不得而杀人乱杀一气，把不欠他钱的工友也给杀了，虽事出有因而法不宽宥被处决尚说得过去，可曾水林讨薪不成绝望得要自杀，居然也要被法律追究责任，那有理但却弱势的穷人其活路究竟会在哪里呢？
   我不晓得人民代表朱永平知道不知道瑞金是个什么地方，想必他是不知道的。我要告诉他，那可是当年的红色首都，是毛主席给农民挖过井的地方。现在，那里的农民又活不下去了，前来广东打工而不是上农民运动讲习所，你真要感谢邓大人做的好事。如果是他们不是来广东而是去北京把毛主席喊醒来，我想，对朱永平这种不会说人话的“人民代表”，我敢肯定会被毛主席领导的农民赤卫队给绞死的。
   朱永平还说，对讨薪的民工“法律是第一位的，而同情次之”，其实，他这种伪善的说辞，只有鬼才会相信。他心目中的法律，其笑脸是对着富人的，其利爪则是向着穷人的；他如果有同情心，“严惩”二字怎么说得出口啊！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的劳动教养相关法规做出必要的修改，规定欠薪的老板们每欠薪5000元则处劳动教养一年，你再看看还有谁敢恶意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当中国的法律把笑脸向着富人，而把利爪对准穷人的局面不加改变，而讨薪杀人要枪毙，讨薪自杀要劳教，没钱回家要饿死，这些可怜的农民工还有什么活路可走呢？如果他们不去北京喊醒毛主席来给他们作主，那他们只得再次回“瑞金”去喝沙洲坝那口井里的井水了
   （2006-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