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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文化暴力”：一个“文化暴徒”的自述/亦忱
老朽笔名亦忱，其意为“一陈”的谐音，现年50周岁，俗姓陈，名字保密，对实名保密的主要原因，是避免出名而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老朽虽然上网历史很长，但在网路涂鸦的历史却很短，在2004年以前，基本上就在新华论坛一个地方活动，且难得发什么主帖，潜水的时间居多，实在有话要说，也不过跟帖打百十个字而已，所以，“亦忱”基本不为人所知。去年春节期间，因为本人完全淡出了官场，有了大量垃圾时间，上网涂鸦便成了生活中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最主要的活动内容，所以，我也就成了从中国官场遁入虚拟世界的职业网民。
实言相告各位网友，由于我在中国的官场所从事的职业就是写字，所以，我在网上涂鸦从文字的表达意义上说，一点困难也没有。只不过由于自己不学无术，我对玩弄理论概念而唬人的文章基本上不看，也不写（主要是写不来），而对传播真相和新知识的东西比较敏感。事实上，我所涂鸦的那几十万文字垃圾，也根本就没有什么理论体系，除了“常识、情理、良心”这简单的六个字可以囊括之外，可以说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哪些左肩和右肩一边挎了个书袋的学者，对我的文章嗤之以鼻，我觉得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这一年多来，被我这个“文化暴徒”“殴打”过的知名文武学者，有李敖、何祚庥、孔庆东、钟南山、张召忠、叶剑辉，以及北京大学的校长们及他们的发言人赵为民，被我“鞭尸”的人则只有西门庆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对我的本家陈世美，我却深表同情，因为他罪不至死。
我敢以人格担保，我在网络上从来没有率先骂过任何人，一如我在日常生活中一样。仅以我自今年7月12日在和讯网设立个人博客之日起而论，我也从未主动删过任何一位读者的留言（除非他或她本人要求删除），因为我在博客上给自己做的广告是：“前生500次回眸，换来今生擦肩而过；您的光临，给我活着凭添了无限乐趣。”所以，我对跟帖读者最初的态度是，对凡署名并留下个人门户路径的读者，均给予回复，其中，对粗俗者的叫骂则回之以同等强度的骂声，对认真探讨者则回之以严肃的文字，对哪些自恃才高而卖弄学问者，我则以野调白话而与之调侃，以博读者一笑。我认为，这纯属平等的文字游戏，就象现代的拳击运动一样，虽然有拳手被打得鼻青脸肿，甚至死在拳台上，但谁也不可以指责对手出拳太重。
记得在参合“龙猪文化传承之争”时，有几个小孩在我的文后留言栏中肆意谩骂，被我还以颜色后，有的已经大有长进，其文章绝对越写越严肃。自然，也有个别人因承受不了我和他一样尖刻的骂声，居然关闭博客黯然出局，一如被我这个拳手打死在拳台上的对手，这只能怪他不经打，而不可以怪我出手太重。感兴趣的网友可以查看交手纪录。对此，我还能以人格担保，自己从来没有象某些自惭形秽的人一样，把自己涂鸦走形的文字从博客中撤下来。
而最近一个月来，我对所有的口水跟帖，无论署名与否，一概以一笑了之，而只对严肃的讨论者予以回应，当然，这也有例外。比如，我在抨击著名上海教授张结海时，曾对一个给我写信又不好好说话的不知名小孩以“无脑儿”称呼过他。那是对他把我叫做“猪”的正常教育。我在文中说：“我读过你的信之后，不得不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现实前景：你这种连现代人的正常思维都不具备的无脑儿，除了象你的爷爷的爷爷‘义和拳’拳手一样被文明世界淘汰外，不会有任何出路。因为你对文明世界的运行规则一无所知，以为自己凭着象一群蠢猪一样嚎叫，就能够吓跑一头被中国的教育机构请来的英格兰流氓‘猩猩’，所以，你这种低劣的无脑儿只配跟在中国当代‘义和团’旗手张结海后面做他的‘粉丝’，而永远做不了一丁点对中国进步有任何正面价值的事情。”使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对这个小孩使用“文化暴力”的结果，居然把他教育得开始好好说话了。后来，我就把他当正常的小孩对待了。通过这件事，我感到对网络上的无知少年，适当使用点“文化暴力”，就象当年私塾先生用戒尺打捣蛋的学生手心一样，对他们变好是有点作用的。虽然我的一些朋友对我如此和小孩计较很不以为然，但我自己却觉得有点价值，因为我把那些小孩当自家的孩子看待。不过，现在我基本不会再做这事了，到不是说我不把这些孩子当自家的孩子了，而是我没有时间做这事了。
从以上我的自我检讨看，虽然我从不拒绝别人的叫骂，也从不把自己的博客设置为限制匿名留言，但如果有人说我一个月前有些“文化暴力”倾向，就如一位叫xinnanqiu的网友对我的批评一样，对此我觉得是实事求是的。
可是，此次我对林则徐问题的讨论，虽然我在前面说过什么“鞭尸”的话，但其实我自始至终都是极为冷静和理性地展开自己的论证，丝毫也没有对林大人使用任何“文化暴力”的言辞，相反，我对他的人格给与了极高的评价，而只是说他不配当民族英雄，因为他确实昏聩、愚蠢，还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比国家、朝廷和民族的安危都重，所以，我认为他是导致中华民族陷入屈辱的历史泥潭的民族罪人。
正是因为考虑到自己的结论不会见容于很多中国人，我在文中郑重表明，自己的结论是一家之言，从来就没有强迫谁接受我的观点，而是说：“假如你真的是非常爱国的中国人，你自然可以不赞成我的观点，你甚至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观点和所掌握的中外真实的历史事实来批判我的观点，但前提是，你得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
如果连“提醒别人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这样的语言也能被“文化暴力”所涵盖，乐毅先生因此把我称为“文化暴徒”，我不仅无话可说，而且，我还会坦然地承认自己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化暴徒”。
好在中国的刑法中迄今并无追究“文化暴徒”刑事责任的法条，我估计，象我这种“文化暴徒”会有很多人愿意争着来当。
（2006-9-30）
附文：
亦忱和他的“语言暴力”
文/xinnanqiu
一位普通网民，因为写了一篇颠覆林则徐公认的民族地位英雄文章，在互联网上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波。他因此遭到数不清的批评甚至辱骂。更有学者批评其为“文化暴徒”。其中也有极少的网友对其所持观点表示理解和支持。我是因朋友的推荐，最近才找到亦忱先生的博客的，之前对亦忱毫不了解，至今与他也没有任何交流。我看了他评林则徐的那篇文章，对文章对林则徐历史局限性的分析是赞同的，但对他因此将林则徐打为祸国殃民的人物不予认同。
在观看亦忱先生的其它文章时，一方面我对亦忱先生不俗的见解感到钦佩，另一方面又对他文章中充斥的语言暴力甚感惊讶。我曾经在留言中提醒亦忱先生能注意这个问题，但如同众多的善意提示不被亦忱先生所在意一样，我的提示也同样消失在众多的语言泡沫中了。只是在看到乐毅先生的“文化暴徒”之说以后，我才对亦忱先生为什么倾向于使用语言暴力进行了思考。
首先我认为，就亦忱先生在《换一种眼光读清史：我们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取了教训吗？》中对林则徐的评价，乐毅先生“文化暴徒”也许对亦忱先生有点过分，但就问题性质而言还是比较贴近的。至于亦忱先生偏爱使用语言暴力，诸如：猪、无耻、叫兽、无脑儿等，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一般不影响观点的确立。所以是较低层次的问题。但是在这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我思考的结果是：如果将两者归结为亦忱先生的个性或品性问题的话，实在有点过于肤浅。因为倾向于使用激烈的语言、采用偏激的观点并非亦忱先生所独有，且不提众多思想缺乏深度的一般网友，这种情况在体制外的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思索者也不罕见。所以我更倾向于将亦忱先生所表现出的倾向看作一个社会现象，或者它能启示我们发现一个社会问题。
我与亦忱先生是同龄人，所经历的人生经历也大致相仿。在理想主义的强制性教育下，固化了人生的价值观，紧接着就面临社会向着世俗方向的急剧转变。当社会道德的滑坡迅速降到操守的底线以后，当潜规则盛行已经让所有正直的人无所适从的时候，当自己明显地感到已经无法适应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才开始了对人生和社会的反思。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官方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专制制造的大量铁幕后面的事情泛出水面，社会严重的阴暗面也因为介入社会活动而被发现和感受。与理想的巨大反差让人惊讶。联想到自己曾经的理想追求，油然产生受骗的屈辱。而对正义的执着不能不因现实而引发巨大的愤怒。由此形成了这些人对现实持激烈批判态度，对以往形成观点持怀疑态度，不加区别的反向思维定势。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难于客观地、冷静地、就事论事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主要原因。
很多网友认为亦忱先生之所以选择使用语言暴力、选择偏激观点，是出于名气方面的算计。但是我看了亦忱先生几乎全部文章，实在没有发现其中有做作的痕迹。如果是出于这方面的算计的话，这种做作的痕迹是很难不暴露的。相反，我倒是从他众多文章中感受到一种痛苦的呐喊。这种呐喊一是想把社会的丑陋一夜间扫光，二是想把过去那些欺骗过自己谎言彻底撕碎，一洗自己曾经受骗的耻辱。在精神世界里，他是孤独的。即使他有几个相知的朋友，但他们面对被物欲统治的芸芸众生，这孤独感并没有几多衰减。他对芸芸众生早就失去耐心，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正是他们的愚蠢、自私、贪婪，制造了一个个让他无法适应甚至是容忍的场景。而对体制内的学者，基于长期担当体制意志的延伸和传声筒，他并不缺乏理由将其与体制视为一体，受骗的强烈屈辱感使他只能用愤怒向其倾泻。
客观地评价，亦忱先生并没有掌握太多的批判工具。他最主要的资本就是人生的阅历和一个喜欢思维的大脑。因此常识成了他向学者叫板的武器。而他批判这个世界的愿望又是那么强烈，于是武断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补充。于是就有了“文化暴徒”的说法。就一种观点的传播来说，情绪的感染力的确有可能成为传播的翅膀。但做为一种理性的思考，一旦被情绪所控制，注定要走向死胡同。而理性一旦被情绪俘虏，除了道德，在思想上堕落为自己曾经不屑的芸芸众生也就是必然的了。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曾准备提醒亦忱先生：如果你总是这么偏重发泄的话，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没火可发了，尽管心中的块垒依旧。正在我想提醒他的时候，看到了乐毅的“文化暴徒”之说和亦忱对此说的辩驳。于是我转而进行有条理的分析。
社会学界现在基本上承认了“钟摆理论”，说的是一种极端类型的社会在走向极端后，会向另一个极端类型摆渡过去，由于惯性作用很难停止在中间形态。中国从财产极端均等占有的社会形态向财产占有极端不平等的社会转移，再次验证了钟摆现象的存在。就一些复杂的思想和文化观念而言，比如一些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也存在这样一种规律呢？我们其实很难想象：一种曾经被政治所塑造和控制的观念、思想一旦这种控制力消失后人们会一下子会到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来。孔子不是也曾变成“孔老二”了过吗？批判是这种控制力消失后第一个必然出现的反应，而批判的思维也是有其惯性的。当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理性的话，我们会少做过头的事，使理性的回归来的更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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