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区区五万余字谈论中国近代历史，而能起到震聋发聩的效果，在当代中国人中，恐怕非历史学家蒋廷黻莫属。
   对中国大陆多数读者来说，蒋廷黻的名字是陌生的，其陌生的程度以我昨天的体会，绝对不亚于第一次听到唐德刚这个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名字。也就是在昨天，在我文章后面的留言中，有一位热心的读者向我推荐了蒋廷黻和他的著作。今天一早，我就按这位读者的指引，用Google一索，轻松地把蒋廷黻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下载到了自己的电脑中。这本薄薄的书读起来琅琅上口，对我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老朽而言，一点阅读障碍也没有，就仿佛听一位邻家大叔讲故事一样通俗易懂。
   在阅读蒋廷黻这本虽然篇幅短小但却堪称伟大的历史著作时，我一个最为强烈的感受是，他无论是论述历史事件，还是评价历史人物，始终把握住了中国如何应对近代化挑战这一核心命题，不但叙事议事高屋建瓴，目光如炬，而且评价历史人物拿捏准确，对其是非功罪裁量非常精当，其史识、史胆和超前的历史眼光，令人为之折服。
   蒋廷黻于70多年前，在他著作的开篇总论中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主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馀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作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也可以把俄国作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今日的斯塔林还推崇他。”
   蒋廷黻在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时说：满清王朝之所以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蒋廷黻评价林则徐，我以为是他全书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他在书中摘引了林则徐赴伊犁谪戍途中致友人的信函，把林则徐检讨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跃然纸上：“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然而，匪夷所思的是，这位以“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名言传世的“民族英雄”，居然叮嘱他的朋友，不要把这封信给别人看。蒋廷黻以此得出结论：林则徐，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的。所以，蒋廷黻在著作中说：“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从蒋廷黻的论述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林则徐这样的人，居然在当今中国，依然有人把他当民族英雄对待，可见，我们这个民族160多年来，半点长进也没有，其心态、其气度、其眼界、其胆识，与林则徐别无二致。
   蒋廷黻在著作中，最有现实借鉴意义的论述，是对《南京条约》签订后，满清王朝的应对之道的论述。他写到：“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商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按蒋廷黻的论述，“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锐都明白的裁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5％，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遗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蒋廷黻还说：“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求与我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作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作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入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作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嫉，早已声明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蒋廷黻遂得出结论：晚清和世界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蒋廷黻的著作读到这里，我已经是泪流满面，心里是一阵一阵地在绞痛。因为，他促使我想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根源它还存在吗？我们的“无知”和“法制文明”水准，与当年的满清相比，究竟有了多大的差别？
   不知是谁说过，真正的中国近代史，对一个爱国者来说，是不忍卒读的。以我的体会，你得准备速效救心丸和两条手帕在案头，当你读得心绞痛的时候，可以及时服药，当你读得眼泪滂沱而下的时候，可用手帕抹去，但一条手帕是不够的，除非你是个铁石心肠的人，而我，肯定不是。
   （2006-9-25）
   蒋廷黻（一八九六年——一九六五年），湖南邵阳人。先后肄业于美国奥柏林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后执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要著述有《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中国近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