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再谈林则徐：逆历史前进方向而动者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亦忱
前言
上月27日，我在和讯网站的个人博客日志上，发表了拙作《换一种眼光读清史：我们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取了教训吗？》（注）。在这篇写了10余天，共13000余字的读史心得中，我以史实为基础，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对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公认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重新审视。我得出的结论是：“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长期极度拜膜的现象，其在文化上的意义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早已分不清什么是英雄壮举，什么是蠢汉胡来。中华民族迄今一直把昏聩蒙昧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对待，除了证明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之外，没有半点正面的价值。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人，不仅是导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其实他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有人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也是个逆历史潮流乖谬背时，仅仅是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愚蠢的民族英雄。未来的中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昏聩蒙昧的民族英雄！如果中华民族继续产生这种昏聩愚昧的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将被再次证明是一个被坏制度彻底毒害而不可救赎的劣等民族，只配让现代的文明世界所淘汰。”
近日，我利用两天时间，用Google和百度两个网站的搜索功能，对我这篇小文被传播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索，发现此文除了被网易、搜狐两大门户网站刊用外，还被不下500个专业网站和论坛所转载。在细读文章后面的读者留言时，确实触目惊心，深感我在文中的结论“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所言不虚。例如，仅仅在门户网站“网易”用繁体字刊载这篇文章后面的留言就达3500条左右，其中，属于谩骂性质的留言将近占到90%以上，完全支持作者观点的读者估计也就在1%到2%之间，有所保留地支持作者观点的人，粗略统计不会超过5%。
看了这些蒙昧的同胞对一篇严肃讨论历史问题的文章如此粗暴对待，我从内心对我们这个民族充满了一种难以表达的绝望和悲哀。
因此，我更觉得很有必要再次深入地探讨鸦片战争的原因和林则徐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历史罪人的问题，以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观和罪人观正本清源。
一，关于鸦片与人类的关系及历史渊源
要真正说清楚林则徐这个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首先得把鸦片的来历先说一下。
所谓鸦片，其实是罂粟的初级产品，而鸦片高度提纯后的毒品则叫海洛英。罂粟，作为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据百科全书介绍，它有28属，250多种；其主要分布于北半球几乎整个温带和亚热带地区。据欧洲人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民居遗址中，考古学家们便发现了“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左右，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这种作物了。古巴比伦人甚至给它取了“快乐植物（joyplant）”的美名。据世界历史记载，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左右，鸦片已经成为兽医用药和妇科药品。在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了。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前后，古希腊人已经开始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添加剂而享用。在西方世界的《圣经》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的信徒们广泛地使用它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至少在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的名医加仑（Galen），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包括：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众多疾病。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完全可以说：鸦片几乎伴随着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的全部历史，不独是中国的先民们对鸦片情有独钟。例如，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Sydenham）在了解了鸦片的巨大药用价值后，这样歌颂鸦片：“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他甚至说过这样极端的话：“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理所当然地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至于说到中国的先民和鸦片的渊源，我们的祖宗其实也早在不迟于2000年前，就开始熟悉和享用了鸦片这种神奇的物质了。据历史记载，至少在公元前139年张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开始从西方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曾使用过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中国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那时，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被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
大约16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了吸烟者。其吸食烟草的广泛程度曾令中国的统治者们感到恐慌，崇帧皇帝为之下令禁过烟。那时，就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而初尝鸦片给人带来的毒品欣快感。然而，崇祯帝禁烟的举措带给中国社会始料不及的结果是，不但烟草在中国没有被禁绝，而且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中国人关于吸食鸦片的完整而又详细的记载，直至18世纪中叶，才由清朝派驻台湾的官员黄喻普首次记录，是他最先详细记载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此人了解了鸦片上瘾后的危害后曾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其实，鸦片上瘾后是能够一次性彻底戒断烟瘾的，只不过比当今戒断香烟瘾要难一些，如中国著名的鸦片瘾君子张学良就一次性地戒断了自己的鸦片烟瘾。倒是鸦片高度提纯的毒品海洛英要一次性戒断，几乎难如登天，其毒瘾的复发率几近100%。
二，关于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兴起
据清史记载，17世纪末，康熙皇帝曾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从事对外贸易，所谓“公行”，也就是官方特许的商行。“公行”制度的推行，使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从一开始与官府的腐败而结缘。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过贿赂获得特许，而能够从事获利丰厚的对外贸易，户部官员则获得“公行”中人的贿赂而中饱私囊。
史载，在整个18世纪满清王朝对外贸易的交易对象，由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人、荷兰人而成为外国对华贸易的主角，其贸易的范围和内容十分广泛：中国人一般以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商品换回欧洲人带来的棉花、羊毛及制品、铁、铅锌、钻石、辣椒、钟表、珊瑚、琥珀、鱼翅、鱼、米等商品，其中，自然也包括该死的鸦片。但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代的人对鸦片的认识，远没有达到今人把它当毒品来对待的程度，而与当今的西方人对香烟的危害认识差不多。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更详细地说到。
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很自然地导致西方的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中国。朝廷担心这会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动摇国本，加之当时的中国民间也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与文化发生抵触，于是，迂腐的满清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奇技淫巧”的诱惑，遂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外国商人仅限于在偏远的广东开设商铺；另一方面，则禁止以货易货贸易的实施。朝廷不是根据国民的需求，而是任由朝廷管事的官员们随心所欲的个人偏好，来选定并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一如此前中国外汇管理局对出口商品必须凭外汇收入凭证来核销出口许可单证，否则，其出口权将被注销。由于朝廷实施的这种不对等的对外贸易政策，加之当时的中国是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英国货的不对路和衙门的严厉限制，英国那些少数能大量出口的货物，如呢绒和钟表等货物，在中国这个实行自然经济的社会里，根本就打不开市场。其结果是，在对华贸易中产生的严重收支逆差，使英国人为主的外商难以将正常的贸易搞下去。而与此同时，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商，在初尝对华贸易甜头后，则对中国广袤的内地市场垂涎三尺。
历史事实是，英国人虽然苦于贸易逆差的困扰，但它必须把对大清朝的贸易搞下去，因为产自中国的茶叶，一如鸦片同样也使英国人上了瘾，只是它不会给人带来危害而是带来益处而已。英国的商人们在用现银购买茶叶、瓷器等中国畅销货物导致巨额逆差，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导致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的矛盾中，必须寻求良策。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英国商人们很快就发现，只有两种商品朝廷的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即棉花和鸦片。但棉花主要产出于埃及和印度，埃及产的棉花，由于运输成本过高而导致无利可图；印度产的棉花，虽然运费压力不大，可获利菲薄；而只有产于印度的鸦片才有暴利可图，加之中国的各级官员们也特别需要它来发财，鸦片在中国大行其道，便成为满清王朝的宿命。当时，虽然中国自己也盛产罂粟，但鸦片质量却不是印度鸦片可以比拟的，何况国产鸦片远不能满足民众的旺盛需求。
其实，在有清一代，朝廷对鸦片危害的认识和禁止吸食鸦片的举措从18世纪初就有所记载：雍正皇帝就曾在1729年下令禁止过鸦片贸易。处罚措施还相当的严厉，其中，对违禁者的处罚包括打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但是，这种处罚只针对国内生产鸦片者，而对吸食鸦片者却免于责罚，同时，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朝廷这种只禁自己人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厉查处，却不责罚吸食者和禁绝鸦片进口，无异于鼓励鸦片进口贸易。事实上，仅雍正皇帝颁布禁令的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200余箱。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达4000箱。满清这种不可思议的禁烟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而且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珍惜这笔收入。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 既然朝廷为鸦片贸易收税，则鸦片贸易在当时的中国是合法贸易，应该是一个可信的历史事实。
进口鸦片给清廷带来的最直接危害为朝廷所感知，是导致国库银两剧减。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了禁鸦片令，同时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但这道禁令最直接的打击对象，除了英国的鸦片贩子外，更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鸦片而发财的满清皇室及官僚很伤脑筋。要严格执行这道禁令，无疑也断了他们的财路。于是，这些原本要严格执行这道禁令的各级官吏，便阳奉阴违，合谋欺骗朝廷，一方面隐秘地继续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另一方面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私，因为走私连税也不必交。到了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产鸦片就超过进口。到了183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产量便大大增加。而进口鸦片被禁又使鸦片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也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他们和英国的鸦片商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走私鸦片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