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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秦桧跪在地下，中华民族就没有资格屹立在现代世界——从子虚乌有的“秦桧政治遗嘱”说开去/亦忱
一，
最近，中国的互连网上有个网名叫“闻声”的博主，以新闻体的形式创作了一篇奇异的博文《年终考古大发现：秦桧政治遗嘱出土》①。
闻声在这篇博文中，以自己所掌握的历史记载为根据，假借虚构的“秦桧政治遗嘱”，煞有介事地写道：“秦桧在该份遗嘱中表明自己坚信对金议和是当时的‘国情’下保全家国的唯一出路，也曾经和岳飞直接探讨过此问题，但岳飞表示‘要为不可为之事’。而宋高宗其实并不反对北伐作战，因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令他‘为江北百姓所夙夜仰望’，显然皇帝很陶醉这种救世主的感觉。但因为岳飞在规复旧河山之外，经常公开宣扬要‘迎还二帝’，而金国也不断在战争失利时派密使威胁高宗要‘送还汝兄’，并不断暗示囚在五国城的宋钦宗与岳飞有秘密来往，令高宗疑窦丛生，甚至到了‘寝食不思’地步。高宗12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岳飞，就是因为金使送来了岳飞与钦宗联络的‘确切证据’，钦宗甚至扬言返国复辟后将清洗‘老九’（高宗为徽宗第九子）的人马，高宗因此需要和岳飞对证确认。”
闻声在博文中不无根据地写道：“秦桧在遗嘱中说，高宗与岳飞的晤谈一概秘密进行，他也不能与闻。但事后高宗告诉他，岳飞一再表态自己只想规复北方迎还二帝，私心最多就是成就功名，待成功后愿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归田。至于帝位归属，岳飞表示那是‘皇家手足间事’，没有旗帜鲜明地表态。”
对岳飞被杀的历史公案，闻声在博文中继续写道：“秦桧在遗嘱中对岳飞的战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岳飞的善战为其议和提供相当大的便利空间，以打促谈效果很好。但岳飞有功名心，性格也比较孤僻，与人不好相处，容易招疑招忌，好多次甚至与皇帝言语不合而撂挑子走人，与皇帝结了深怨。岳飞不大考虑高宗本人的利益，不仅和被囚敌国的钦宗有谣传中的来往，还多次当面劝高宗立嗣，高宗本人因有隐疾（据后世医学推断是阳痿）而无子嗣，因此十分怀疑岳飞拥兵欲立拥立之功，犯了人臣的大忌，违背了祖宗传下的抑武扬文的宗旨，估计也是因此引发高宗杀机，不惜破除有宋以来不杀大臣的誓言。秦桧表示，他已竭尽全力至少保全岳云和张宪，但高宗指示全杀，他亦无奈。同僚们在岳飞被杀后不敢质问皇帝，都来质问秦桧，秦桧也不敢和不便说皇帝的意思，只好说‘莫须有’含糊应对。”
闻声的博文引起网络愤青群起而攻之的言论，主要是以下为秦桧开脱历史罪责的文字：“秦桧在遗嘱中激烈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空言误国，‘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以为慷慨激昂就能救国救民，更以为说过就等于做过了。自己不挑担子，还好以大帽子压人，政府只要提出一韬光养晦，就会被指卖国；只要一与金国议和，就会被指媚外，而战争需要大量积累，需要‘暂息兵戈勤稼穑’与民生息。秦桧说自己不得不以强势压下这种言论，断了不少空谈者的仕途和财路，但‘开罪言路罪在身后’，国事艰难又难免挂一漏万，身后的名声是不可指望的。有意思的是，秦桧说岳飞对知识分子的空言比他还反感，并认为岳飞本人究竟并非读书人出身，更注重实战成效。”
此外，闻声还假借“秦桧的遗嘱”，为秦桧的所作所为，有根有据地进行辩解：“帝位一旦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无恙，但毕竟皇帝已经对拥兵大将起了猜忌，此隙一开绝难弥合，即使岳飞本人无所谓，但手下骄兵悍将也难保万一。至于自己事后为皇帝分谤，从公议而言，高据相位责无旁贷，为江山社稷只好牺牲自己的令名；从私情来说，高宗于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专’，他也只能为知己者死。所以，教诲子孙，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贵，而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民忿欲泄终需泄’。他感慨，‘生逢乱世家国颠沛’，总想做点经世济国的实事，但‘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岳飞难以见容于皇帝，而他必将更难以见容于言官史册，后世只有那些维持乱世危局的当局者才能体会他的苦心了。”
闻声在写完这份子虚乌有的所谓“秦桧政治遗嘱”的主要内容之后，还伪托专家之口吻，把历代关于秦桧的记述和近年中国史学界对秦桧研究的成果作了简洁的介绍：“民间形成定见的秦桧是金国‘奸细’的看法，都无实证，却有很多反证。南宋的史学家就留下很多资料，如李心传写的《要录》说，秦桧不是金人‘奸细’，只是主和派而已。徐梦莘写的《三朝北盟会编》说，前御史中丞秦桧和家属从金军占领的楚州孙村中逃归至涟水军丁祀水寨，只使用‘逃归’二字。熊克写的《中兴小记》说，秦桧从敌中归来，也没说他是‘奸细’。只有张邦昌友婿朱胜非写的《闲居录》说，秦桧全家及婢仆从金国归宋，不是“逃归”。朱胜非是拥护张邦昌的，而秦桧是一直反对金人立伪张邦昌，秦桧与朱胜非矛盾尖锐。秦桧执政时，朱胜非被废居八年，有利益冲突，因此专家认为可以断定朱胜非《闲居录》所记是对秦桧的打击报复。另有《金人南迁录》说，天会八年，金国诸臣害怕宋朝君臣报复，主张放纵秦桧归宋朝。然而《金人南迁录》是一本谬误百出的书，此书对秦桧的叙述是“晓然傅会”，是错误的。从宋高宗的诏令中可以看到赵构是热烈欢迎秦桧逃归宋朝，他将秦桧比作汉代的苏武，常持汉节。秦桧自己写的《北征纪实》中，可以看到他在金军中想尽千方百计，最后才能逃归宋朝，情节十分具体，绝难杜撰。秦桧逃回宋朝，皇帝赵构称赞秦桧‘忠朴过人’，比作苏武，朝中宰相重臣如范忠尹，李回等人说秦桧是忠臣，使许多朝臣不再怀疑秦桧是‘奸细’，李纲书写赞扬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这充分说明金人并不是纵使秦桧归宋朝。”
以上，就是这篇奇异博文的几乎全部内容。
二，
纵观中国历代治史的大家，我们不难发现，鲜有敢去招惹“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死岳飞”这段“公案”的历史学家。其主要原因是，“秦桧害死岳飞”，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定论”，无论是皇家、官家还是民间，都一致认为，岳飞之死，秦桧罪在不赦。秦桧是历史的罪人，是千秋万代都得跪在岳飞坟前的中华民族最最无耻的败类。杭州岳飞坟前的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以及据传是秦桧后裔写的“世人自此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即使在今天，也依然为当代中国人高度认同。你只要看看中国的人名中以“松”、“柏”为名者司空见惯，而以“桧”为名者绝迹，就能够知道，中国人在民族文化的潜意识中，不但真正而又彻底地唾弃了秦丞相，而且株连了原本和“松”、“柏”一样值得珍视的“桧”。秦桧，这个中国历史上一度一人之下，举国之上的大人物，自南宋以来，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潜意识中，成了被人唾骂、被人诅咒、被人鄙视的罪大恶极的坏人，迄今一直为历代中国人所深信不疑。
前不久，我在网络世界结识的朋友田奇庄、王一名两位先生曾合写过一篇名传遐迩的文章，叫《专制无社会》②。他们在文章的最后，曾非常极端的说过“帝国无历史”。其实，他们决绝地说出如此重话，我理解其本意，是说，在王朝专制下的历代中国，根本就没有值得后人深信不疑的真实历史。所谓“中国历史”，从来都是为编史的王朝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和隐恶扬善，概莫能外。虽然司马迁写的《史记》，在这一点上做得最不明显，但他在书写当朝的历史时，谁敢说他写的都是足以称为信史的历史呢？在我看来，司马迁的所谓秉笔直书，至少，在书写大汉朝的几个皇帝的历史时，有些话，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胡编乱造。我相信，只要读过《史记•本纪第八•汉高祖》的人，一定会记得司马迁在刻画刘邦时写的这些句子：“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颗黑痣。”“武负、王媪见其（指刘邦）上常有龙，怪之”。像司马迁写的这种垃圾文字也能叫做信史？我看作为神化，也是最蹩脚的神话。话说至此，想到司马迁是作为写中国“信史”的开山者，是作为“史圣”被历代中国人供奉在神龛上，因此，窃以为，凡读中国历史不泄气者，其精神是否健全或是过于“超常”，均大可存疑。
为什么历代中国人搞不出真正完全可信的历史来呢？这是因为，从古至今，中国人的脑袋大多只会进行帝王思维、臣民思维和奴才思维，没有几个人能像当代最伟大的中国思想家顾准那样，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思维。中国人按帝王、臣民和奴才这三种思维模式，也能写出“信史”？除非大白天能见到活鬼，我才会相信凭借帝王、臣民和奴才这三种思维模式，也可以搞出所谓“信史”。
去年，我在网上读了作家李亚平写的“比小说还好看的历史”《帝国政界往事》③，就深切地感到，之前中国那些御用历史学家所书写的所谓历史，是完全不值得认真看待的真假莫辨的历史。这直接导致我这个历史学界的外行，踯躅地摸进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黑暗隧道。2006年8月15日，在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我把自己写了近半个月的读外国人和境外中国人写的读史心得《换一种眼光读清史：我们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取了教训吗？》放到了自己设在和讯网站的个人博客中，因为在此文中，我冒天下之大不韪，依据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和被中国的主流历史学界所隐瞒的历史事实，有根有据地把早先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还原为真正的历史罪人。谁知，此文居然会不胫而走，被无数网站所转载，结果，我除了招致中国网络上的无知者一片骂声外，还引来一个名叫乐毅的学者大加鞭笞，他居然给我戴上了一顶“文化暴徒”的帽子。事后，我为了把这顶“文化暴徒”的帽子还给这位乐毅先生，又继续写了《再谈林则徐：逆历史前进方向而动者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和《林则徐的教训：中华民族会在同一块石头上摔两跤吗？》以及《审视林则徐：是一种文化暴力？》等文章。从此，那些甚嚣尘上的骂声才渐渐平息。
在我看来，中国自古那些能够汗牛充栋的所谓历史著作，谎言多于真话，虚构和史实交织在一起，既像一团乱麻，更像一个粪缸，你从这团历史的乱麻里，根本就理不出真实的历史发展脉络，也从这个历史的粪缸里，根本就掏不出货真价实的普世价值。远古的历史我就不去说它了，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历史，也在帝王、臣民和奴才这三种思维模式的强奸下，被“正搞”得三年两头改来改去。我不知道在时下的中国，有谁能公开否认这个铁一样的中国现代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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