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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的司机”与“精英学者”对话：社会断裂的鲜活标本/亦忱
一，
我因一个极其偶然的机缘，浏览了长沙市一位“摩的司机”陈洪设在和讯网的个人博客（注）。这得感谢一个歹徒，是他所做的坏事而给我带来的一个意外的惊喜和收获。
前段时间，有一个歹徒盗用了陈洪以前注册的博客，隔三岔五以陈洪的名义来我的门户留言板中吐口水擤鼻涕，对我进行谩骂，说要给我死去的母亲和全家的女人带来“乐趣”，结果被一知情人揭穿。而我则顺着那位知情人的指引，来到了真正的陈洪博客门户。这一来，就舍不得离开了，因为，我在陈洪所描绘的中国底层世界里，看到了当今神州一个早已不被太阳光照到的侧面。
如果陈洪不自我介绍他是下岗十余年的国企职工，我在读过他写的那些故事鲜活、义理俱佳、文采斐然、议论精当的文章后，绝对不会以为，他竟然会是蜗居在长沙市老城区里一间11平米的住房中，靠每天“非法”做两三个小时“摩的”司机弄点钱度日的城市贫民，没准会认定他就是传说中的某所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而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体念生活。
陈洪，这位面色憔悴，身体瘦弱的失业者，绝对是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另类和异数！我相信，任何一个没有泯灭良知的中国人，读了陈洪在他的斗室陋舍中所书写的那些孤苦无助的文字、如泣如诉的文字、把苦难包装在无法排遣的自嘲中的那些文字后，都会象我这样为之动容而为他一掬同情之泪。
二，
对陈洪这样的下岗工人，我太熟悉了。作为陈洪的同时代人，我比他年长几岁，其实早年也在工厂工作过十多年，也有一大帮师兄弟，他们几乎全与陈洪一样，在买断工龄后各自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其中，就有三位所干的正是和陈洪一样的“摩的司机”营生。
当年，我在市委某部门工作期间，我所在的这座地级城市的公安局曾几次试图在全市城区取缔“摩的”运营，结果，均在近千名“摩的”司机的顽强抗争下，而一次又一次草草收回了取缔的命令。在与政府的博弈中，我市的“摩的”司机可以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其合法运营的权利至今没有谁敢加以剥夺，他们只要每月交60元管理费即可用“摩的”载人满城乱跑。
据我的那些当“摩的”司机的师兄弟们说，他们载客起步价为二元，比出租车的五元便宜很多，且不要象出租车主那样每月上缴千元左右的各项苛捐杂税，所以，只要不是下雨下雪的日子，他们一天10个小时左右劳作下来，一般可以收入50-80元，扣除一些费用，他们的月收入平均在1500元上下，但关键是不能出车祸。
而陈洪所在的湖南长沙市，其“摩的”司机就远没有这样幸运了。按陈洪的说法，他在“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无缘，社保无份，官埸无人，情埸无妻”的情况下，选择“摩的”司机的营生，却是偷偷摸摸干的“违法”活动，且每月只能混到600元左右糊口的钱，还要供养一个在西安上大学的儿子，其生活的拮据和凄苦可想而知。那些玩命的车手虽然可以一天10多个小时跑下来，每月弄到2000元左右，但风险却大得有时得不偿失。
在这样窘迫的生存压力之下，陈洪居然有兴致象我一样来网上涂鸦，并把自己的博客打理得有模有样，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想必，他与我一样，也是个既清高又狂狷的人，不屑于去讨要嗟来之食。
三，
去年6月底，我在北京结识了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炜光先生。在和他闲聊时，他对我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话：“中国目前思想界的状况是，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道在民间’”。当时，我却对此将信将疑，因为，在我有限接触的几个知名学者中，他们那深刻的思想和不俗的谈吐，每每令我折服。
如今，读了这位全世界最伟大的“摩的”司机的文章，我绝对相信李教授的判断是有根据的。我甚至敢负责任地说，任何有脑子的人，只要读过陈洪的两三篇文章，就一定会象我一样相信，李炜光教授所说的“道在民间”的结论，就象北京大学门前的那两个石狮子一样，你用手一摸就会明白那是不容置疑的存在。
陈洪在他的《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一文中说，自己是“一个有二十多年党龄、三十多年工龄”的下岗工人，“只因年龄大，文凭低，只能成为这‘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分子——‘非法摩的营运者’”。“不是我不想守法，而是我肚子饿得没有办法。我只想凭自己的辛苦，赚几个活命钱。希望每月能为在大学读书的儿子按时寄去生活费，以使他早日成为食人民俸禄的公务员，希望我的儿子不再步他老爹的后尘而成为所谓的‘弱势群体’或‘城市贫民’。所以，我必须选择‘摩的’这个职业。”
陈洪还说，自己不是古代的圣人，饿死不吃偷来之食，为了避免在“生存与道德”之间进行痛苦的选择，“目前只能选择‘非法营运’的‘摩的司机’职业，因为，我已没有了选择。”
四，
然而，陈洪的这种无奈的谋生手段，在人民大学的学者郭峰看来，却是“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他甚至现身说法，通过比较自己的成功和陈洪的失败，这样谴责陈洪：“至于有些人发达了，有些人落伍了，这个责任更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摩的’的本来用途并不是载客。你把它用来运营，危害的是大家的生命安全。其中，也包括你自己。而且，我敢肯定，你没有上三者险。我问你，如果你的一位乘客乘你的车负伤导致瘫痪，你打算如何处理？是一逃了之，还是救治到底？我相信，你会选择前者。因为，你连自己也养不活。这样一来，岂不又要让一个对你的前半生没有责任的无辜者为你的命运买单吗？世上谋生的手段不计其数，何必搞这种损人利己的营生呢，还要编出一些歪理为自己的行为找出合理性。你不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卑鄙的行径吗？”
说实话，当我起初读了陈洪那些浸泡着辛酸泪水，把苦难当“幸福”来咀嚼的文字时，只是对他的无奈和无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而感同深受。但是，当我读到郭峰先生对陈洪的谴责和蔑视时，也不能说这个书斋里的学者讲的没有一点道理。
在我看来，从这一失败者与一成功者的言论中，我真正看到了一个社会行将解体前都能看到的普遍现象：社会断裂，即，社会的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在不同的方向上渐行渐远，和他们之间的的裂痕是如何扩大为没法填平的鸿沟。
不错，陈洪“非法”从事摩托车载人的行当，是一种不安全的载客方式，当地政府取缔它，孤立地看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但问题是，象陈洪这样的国企下岗职工，在拿了一笔数目极其有限的买断工龄款后，却被政府一脚踢给了没人再管他的社会，哪怕他即使是一个有着20多年党龄的执政党党员，也没有哪个党支部和哪个好心肠的官员主动施舍一碗粥给他吃。
按陈洪的说法，自己“床下插不了稻，睡房中养不得猪，城市中摆不了摊”，他用自己合法拥有的摩托车载几个客而弄点钱糊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郭峰说摩托车不安全，那汽车又安全吗？全国每年10万余人倒毙在公路上，有多少是摩托车司机呢？所以，中国一些城市以保证人民的安全为理由限制乃至禁绝摩托车上路，只能是一个好看的幌子，其作为科学依据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按陈洪的说法，其内在的动因是“有小汽车的人要垄断路权”，百姓们的摩托车就应该从城市的马路上消失。
但是，遗憾的是，生活在皇城根下人民大学里的郭峰学者却对此持选择性失明的看法，他作为一个与陈洪一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子弟而成功出头后，坐在大学的书斋里过于严厉地谴责了陈洪的不道德。
五，
陈洪在回答这位社会精英对他的无理谴责时说：“农业社会以权力为中心，工业社会以资本为中心，信息社会以知识为中心。而目前我国经济成份是三种经济形式的混合体，如果你没有了权力，像我们下岗工人一样，赤身裸体的被推入社会，我敢说，你一天都混不下去。你说，你凭什么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因为，养尊处优的生活已使你知识老化，你也没有任何的动手能力，你已失去了自谋生路的本钱。而您目前能幸福的存活在这个世界，还得感谢‘大锅饭’。而我在十年下岗生涯中，已经受了生存考验。俺活过来了。”
陈洪还说：“我并没要国家、政府义务照顾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厂由一个几十人的手工业联社，通过几代工人的辛勤劳动和积累，发展成有几千万元资产的中型集体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每年创造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我们和全国的工人一样，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精英阶层歌舞升平的今天，我们却突然成了这个世界多余的人，我们昨天所创造的财富却突然变成了别人的财产。你说这公平吗？”
陈洪在谈论他与郭峰是如何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原因时说：“我们之间的所产生分歧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的地位和经历，产生了不同的政治认同。老实说，中国的工农是最能忍辱负重的阶层。我们唯一的期盼就是能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并获得社会对我们应有的尊重。我们的财产可以送人，但我们最恨用无耻的手段来剥夺我们财富，而使我们无法生存的人。”
陈洪在追溯导致他陷入困境的原因时说：“过去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虚假光环照耀下，我们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抗美援朝、支援越南、支援第三世界的外援物质难道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所生产的吗？大量的教育、医疗机构、科研机构不是在我们昨天积累与创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吗？应该说，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其它劳动群众都是共和国财富大厦的奠基人和所有者。我们除了领导自己所操作的机器外，我们领导过谁。昨天的不幸和灾难，不应全部由我们工人来买单。你们作为我们命运的主宰者就不应为你们昨天和今天的错误和失误，负起你们应有的责任吗？”
在这一系列的质问之后，陈洪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对郭峰的谴责给与了有力而又堂堂正正的回击，他说：“你（指郭峰）说‘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我看你的书都是从屁眼里面读进去的。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你们这样的蠢材给办坏的！”
在这封回敬人民大学学者郭峰的信的最后，陈洪说：“一个人、一个阶层人士的命运应该说与他所处在的国度、地域、政治经济团体、息息相关。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而独自生存。政府及领导阶层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政策法律、税收、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资源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手段，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所以，总书记提出：群众利益无小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但你们却以种种歪理邪论干扰和破坏党的亲民政策。应该说，少数不懂民心，不懂国情，通过炮制为已谋利的经济邪论的所谓精英阶层才是我们贫困的祸根。你们为侵占和剥夺我们昨天所创造的财富的个别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制造了理论根据。为此，你就不脸红吗？汉代大儒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就说：‘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穷人穷急愁苦，政府不去帮助和救济，那么穷人就‘不乐生’，‘不避死’，就自然会犯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也发出过类似的警告，他说：社会如果对劳动力就业管束太多，就业压力就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定。封建社会的文人，资本主义的学者都明白的道理你都不懂，您就别再以‘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自居了吧，因为，我为你感到脸红，而我只有中学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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