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放弃了奔走，带着一颗憔悴的心踏上飞往广州的飞机时，我心里已经非常清楚，母亲被误诊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选择治疗方案，是保守治疗，让母亲不经受什么痛苦的听天由命地活着，还是使用化疗，与母亲体内潜藏的各种病魔作一次生死搏斗，——如果我们赢了，母亲就可以多活几个月甚至几年，可如果失败了，母亲则会在痛苦中提前离开人间。
   飞机上的我感到是那么虚弱和无力，我心里明白，即使在我最充满信心的时候，我也没有丧失理智。我知道，就算我们姐弟的意志再坚强，决心再大，也无力超越医学的限制。所以，我回去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安慰母亲，和她一起面对绝症，面对死亡，可是说到死亡，我即使走再多路，读再多的书，思考更多更深的问题，又能比我六岁的儿子铜锁知道更多的真相吗？
   到达广州后，见到姐姐公司接我的人，我才知道，父亲正在前往广州的火车上。我大惑不解，立即给在湖北照顾母亲的姐姐通电话，质问她，在这个时候，在母亲刚刚确诊出了白血病的时候，为什么让父亲一个人独自到广州来？
   姐姐的解释让我清醒过来，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最近一段时间我忽视了的最重要的事情。姐姐告诉我，母亲虽然对自己的白血病知道一些，但并不相信自己只能活三个月到半年，加上她老人家生性乐观，这些天反而看不出异样。可是爸爸就不同了……
   是的，我忘记了，我本不该忘记的。这些天我被悲伤和痛苦折磨得失去了判断，我忘记了此时此刻这个世界上最痛苦最悲伤的人是我的父亲——一个和母亲牵手走过了银婚、金婚，正朝钻石婚蹒跚而行的老父亲！

   母亲目前正进行一些外围治疗，倒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和反应，可是父亲看到老伴日益消瘦，想到老伴即将离开自己，常常陷入无助和绝望之中。姐姐和哥哥暗中商量，乘我回来的机会，让父亲到广州来接我。让父亲和他最引以为傲的小儿子在一起，借以稍稍转移父亲的注意力。
   * * *
   父亲的影子多次出现在我写的小说中，父亲对我们姐弟四人特别是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就是按照父亲的期望成长起来的。父亲于1928年出生于随县万和镇，我的爷爷有三十亩地，使得他能够到武汉等地求学。解放前夕，他正在武汉国民党的师专读书。国民党撤退时，给学校里每个青年学生发了一张到台湾的通行证。父亲每每回忆起那段时间都长吁短叹，他和另外几位一同出来求学的同乡商量后决定不随国民政府到台湾，三天后，他们在长江边把那张通行证抛进了滚滚东流去的江水里。解放的时候，父亲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一名新中国的教师，历任多所中学校长和万和等地高中的政治和语文教师。
   父亲的苦难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爷爷因为拥有三十亩地而被划为地主阶级，父亲作为老师，加上毕业于国民党师范学校的历史，还有很多同学跑到了台湾这层关系，接下来的三十年，父亲一直生活在残酷的现实和比现实更加残酷的精神恐惧之中。
   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上中学时，残酷的现实算是告一段落，按说父亲也该翻身庆解放了，然而，父亲仍然一如既往地生活在颤颤惊惊之中，随时担心还会变天，始终无法从过去的阴影和他脑袋里幻想出的恐惧中走出来。
   有一段时间，每每想起从我记事起父亲的种种窝囊表现，我心中都有一肚子的气。
   母亲说父亲原本不是这么窝囊的，她认识他那会，父亲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对个人和民族前途充满了信心，嘴巴一张滔滔不绝，害得没有读过书的母亲崇拜得不得了。解放后，父亲慢慢变了，母亲说，特别是你们相继来到世间，你父亲完全变了。
   父亲对政治敏感，解放后不久，他就比自己同辈知识分子更快地看清了现实。从那时起，特别是一九五五年大姐出生后，一直到我长大成人考上大学，父亲和以前判若两人，母亲说在父亲身上她再也看不到以前那个年轻人任何一点影子了。
   母亲不说父亲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但我记得清清楚楚。个头比较高的父亲的高傲的头永远压得低低的，他不敢多说一句话；体格魁伟的他在性格上像一个绵羊一样软弱无力，变得毫无脾性。
   一九四九年后的每一场政治运动几乎都把父亲这种历史有问题家庭出生不好的臭老九卷入进去。但父亲从一开始就顺应历史潮流，实行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策略。曾经发生造反派伸手还没有打下来，他就抽自己耳刮子的事。至于他在大会和小会上，深刻地揭露自己的反动本质的事，就更是家喻户晓了。那些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和造反派们看到父亲这个反面教材如此下作的配合他们，倒也没有把父亲怎么样。可是这些事情流传出来，自然让我们后代脸上不好受。我一度认为父亲是胆小鬼，不够勇敢。甚至在青春期发育的一段时间里，我心里产生了对父亲的强烈鄙视。
   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还发生了一件事，父亲以前的老同学从台湾回来，趾高气扬地，成为人民政府的座上客，指名要见父亲。政府统战部门的人很重视，把父亲找去做了思想工作，还拨钱给他去买一套崭新的衣服换上。最后提醒他，不该说的不要说，祸从口出，听到没有！我们当时都让父亲不要去，就是去，也要实话实说，可是父亲还是在政府同志的领导下，乖乖地去了。回来后，他悄悄地流了眼泪。
   多少年后，我们子女才渐渐地理解了父亲。特别是我自己当了父亲后，我不但理解了父亲，而且开始佩服父亲的勇气和牺牲。原来，和父亲一起参加工作的具有相同家庭出身和政治背景的读书人，由于不够敏感，没有在第一时间认清形势，又不会自保，大多失去了工作，有些还坐过牢。
   父亲说，失去工作，坐牢算得了什么？以我当时的性格，我早就想和那些王八蛋拼了。可是，我不能，我有你们，我不能只为自己。
   父亲说得没有错，那些在运动中受整的老师和地主后代，不是家破人亡，就是妻离子散，而且他们的子女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读完高中的，有些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虽然这些旧社会过来的读书人最后也都得像父亲一样俯首帖耳，但要就是晚了一点，要就是没有让人看出是从灵魂深处糟蹋自己，都受到了比父亲大得多的冲击。虽然后来得到了平反昭雪，可是他们的子女永远被耽误了。家乡有好几个和父亲一起出门求学，后来参加工作的长辈，由于被打成右派以及各种原因，他们的子女受到了极大的牵连，后来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再看看我们姐弟四个，虽然由于家庭背景也多少受到了精神上的伤害，可个个高中、中专和大学毕业。在我们老家，整个杨家也就是我们一家是这样的。这不能不说是父亲有眼光。他看清楚了那三十年，知道自己胳膊扭不过大腿，只有装孙子才能够幸存下来，子女才能够有父母照顾，有一定生活来源，能够读初中和高中。父亲同样也能够看得更远，他骨子里相信，这一切总有一天会结束，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孩子就是一切，而孩子是否掌握了足够他们生存下去的知识，读了足够他们在世上立足的书，才是最重要的。
   改革开放后，父亲本该扬眉吐气了，可是没有想到他老人家却回不过神来。三十年压抑的生活在他身上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他至今都常常在睡梦中惊醒，有时甚至泪流满面。他的性格也因为长期的自我压制而有些孤僻，甚至有些怪异，父亲的悲观性格也是那时就定型了的。
   前面提到过我们小时候，父母两人虽然都在一个县里工作，却一直两地分居，直到退休后才住到一起。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当时两地分居比较普遍，组织上也顾不了那么多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原来父亲为了子女，“阴谋”地策划了夫妇两地分居。由于母亲家庭出身好，两人不住一起，也就少受冲击。在父亲遭受连串批斗时，我们就悄悄到母亲那里去，在母亲也受到牵连时，我们又被送到外婆家。想一想，如果大家都住在一起，我们就失去了避难所。
   除了刚出生的两年以及小学时有几年跟在母亲身边外，我大多跟父亲一起生活。他不但教我学习，还影响了我的做人。
   我至今还认为，一路走来，虽然离开父亲越来越远，却始终没有走出父亲对我的影响。父亲的悲剧性格让我从小学会了自我奋斗，发誓要当人上人，不再受小人的欺负和凌辱。
   父亲一直鼓励我们兄弟姐妹到大城市谋生，走得越远越好。九年前当我告诉他我要带全家人到美国时，他虽然舍不得，可是却高兴得不得了。父亲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了如指掌，他认为两千年的政权都如出一辙，保持着中国特色，鲜有改变，就是今天，他也看不到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对于父亲来讲，希望在他乡，我这个小儿子走得最远，算是让他如愿以偿了。
   父亲对我的影响也在我性格上留下了烙印，消极的和积极的。青年时的我常常身在人群中却感到莫名的孤独；政治上的过分敏感，往往造成过激；骨子里有些自卑，在和人交往中又常犯多疑的毛病；而且对未来缺乏持之以恒的信心和决心。好在随着年岁的增长，丰富的经历和广泛的阅读，让我能够发现父亲对我的消极影响，我也开始逐一检讨了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
   当我提高自身修养，克服性格上的这些缺陷的时候，我发现并发扬了父亲对我的另外一种影响。对政治和社会的敏锐让我不甘堕落，人间的不平路和人世间的不公正让我不会再保持沉默，对弱势和弱小的同情让我哪怕在最孤独的状态下，也感觉到充满力量。对爱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社会不公的厌恶让我这些年活得越来越充实，我认为这些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几年前我开始写小说，虽然我写小说主要是为了探索自己的心路历程，对名利无所求，然而，我心里一直暗中希望有一个人能为我喝彩。我盼望他的理解，希望他为我骄傲……
   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也就是从小影响我，造就了我嫉恶如仇、从善如流的性格的父亲。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却坚决反对我写书，而且说出了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