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于一九五零年参加工作，一直是随州市（原随县）的乡镇医院妇产科医生。我上小学时，母亲在随县草店（公社）和天河口（公社)医院妇产科工作，她是主要的有时是唯一的妇产科医生。那段时间整个公社医院里的婴儿绝大多数都是由她亲自接生的。当时的公社医院，宿舍、门诊、住院部和太平间都在一个大门里，有的相隔也不超过十步，生与死也仿佛只有几步之遥。就在跟着母亲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我用自己还没有见过世面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生命的诞生和为数不少的死亡的发生，那是我接受的生与死的第一堂课。
   有时我就在母亲接生的产房外面做作业，冬天时，我可以进入产房里面，和生孩子的产床隔一个布帘。我一边背诵课文，一边听着孕妇吆喝痛哭着生孩子，夹杂着母亲沉着冷静地指挥声：忍住……，提气……，使劲，一、二、三，憋气……突然是一片死亡般的沉寂，这死亡般的寂静有长又短，随即就会有“哇”的一声初生婴儿的啼哭划破这死亡般的寂静，宣布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这时和我一起等在外面的家属就会夸张地松一口气，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气洋洋，有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会一反常态，变得得意忘形、手舞足蹈起来。我也会停下作业，被这欢乐的气氛感染，当然我也是真心高兴，因为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就意味着母亲晚上会炒一个鸡蛋给我吃。这些鸡蛋大多是孕妇的家属硬留下来的，当时生完孩子的孕妇往往要一口气吃掉十七八个糖水煮鸡蛋，说是补充体力，加强营养。我一直对这种提法抱怀疑态度，我认为，那十几个鸡蛋大概是为了填饱刚刚被新出生的婴儿留下的空间。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农村的生活也很艰难，特别是孕妇没有基本的医疗和保健知识，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听到婴儿的哭声和吃到炒鸡蛋。婴儿有些是在难产中夭折，有些则是在孕妇到达医院之前腹中的婴儿就死掉了。虽说婴儿夭折的绝大多数责任在于孕妇，有些孕妇有心脏病或者高血压，本不应该生产，母亲也告诫过她们，可是大多数的农村妇女并不听从劝告，把生儿育女当成是神圣的使命，甚至抱着以自己的性命换回儿女的生命。
   母亲的从医经历中，没有出现过一次因为人为医疗事故而造成婴儿死亡的事件。可是母亲仍然对每一次婴儿夭折都感到耿耿入怀和痛苦不堪。

   母亲几十年接生的经历中，孕妇死在产房的情况也出现过，我就亲眼看到两起，那两起死亡事件也都是因为病人本身的疾病以及当时的医疗条件造成的。死亡般的寂静突然笼罩着产房，左等右等，始终没有听到婴儿的哭声，倒是某个角落里突然传出大人压抑的嘤嘤的哭声。不久就看到农村汉子背着他已经变得软绵绵的妻子的尸体出来，脚步虽然急促却异常沉重，把尸体放在等在外面的板车上，一路哭一路回那个失去了女主人的家。
   更多的死亡事件发生在山区的农村，由于交通条件和经济情况，很多农妇还是选择在家里生产。农村的接生婆或者赤脚医生能够应付顺产和不太难的难产。如果出现复杂的难产，特别是出现大出血等情况，孕妇会很快陷入生命危险。这个时候再用板车把孕妇往医院拉是来不及的，往往是派人或者打电话叫公社妇产科医生前往。那些年，公社医院每个星期都有至少一次出诊。母亲行医的几十年里，前后出诊几百次。出诊大多是在山区，黑灯瞎火中翻山越岭，又累又危险，可是如果稍微慢点，孕妇就可能死去，所以每一次母亲都是拼命地赶路。
   回忆当年，退休后的母亲仍然很兴奋。她说，赶山路出诊，就像解放前她的妈妈牵着她跑土匪、跑日本鬼子一样，都是和死亡的赛跑，你慢了一点，一个生命就会被死神夺走。以前是她们自己的生命，后来是孕妇的。母亲说，虽然也有好几次因为赶不到，来不及救治，死神带走了孕妇或者婴儿，但绝大多数都能挽救孕妇和婴儿的生命。
   我问母亲，有多少婴儿经过你的手来到人间。她说记不清了，当初在草店人民公社妇产科医院工作时，负责几十个大队的公社医院，只有她一个是妇产科医生。母亲说，三十六年了，你算一算。我帮她算了一下，发现绝对在一万人以上，其中包括几百名出诊到山里接生的孩子。
   母亲行医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医疗事故。但也有好几起孕妇因病死亡的事件。至于说到婴儿死亡则比孕妇死亡要多一些。我曾经问母亲，你如何面对那么多的生，又是如何面对那些死亡的。母亲平静地说，只要尽力了，只要拼了命也不让死神把生命从你手里夺走，你就能够平静面对这一切了。
   在我们询问过去时，母亲总会提到一件事。那是发生在极少数孕妇身上的事情，由于孕妇自身身体状况，在生产的过程中，婴儿在前往人间的通道中突然窒息，孕妇也陷入昏迷状态。孕妇和未出生的婴儿都危在旦夕。按照医学准则和道德，在只能救活一个的情况下，都是牺牲婴儿而保全大人。但在这样做前，还是要把家属喊进来告知真相的。有一次，母亲把孕妇的丈夫叫进来，告诉他，为了保住他妻子的命，必须放弃他未出世的儿子。这时，孕妇苏醒过来，听到要牺牲婴儿而救返她的命，那位准母亲突然反应激烈，强烈要求牺牲自己救儿子，甚至在产床上挣扎起来，想要自残——这件事母亲多次讲给我们听。让母亲感到欣慰的是，医疗条件越来越好，这种情况已经鲜有发生。
   母亲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曾经开玩笑地说，如果有来生，还会去当一名妇产科医生，而且她一直想让我去接她的班，还说我的手指头细而长，如果当接生员，孕妇会少受不少苦的。听得我毛骨悚然。母亲热爱自己的职业，这一点和父亲完全不同，父亲是教师，他反复告诫子女，长大后干什么都可以，不要去教书，更不要去误人子弟。
   母亲也有遗憾，都是和子女有关。由于当妇产科医生根本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所以我们姐弟四个小的时候大多是跟随父亲生活的。父母当时虽然都在一个县城工作，却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在不同公社工作，相隔一百多里，一年却只能在春节等节日时见一两次面。
   母亲最大的遗憾就是发生在我和她一起生活的时候。那时我刚刚出生不久，需要母亲照顾，母亲把我留在了身边。可是她却不能不去上班接生。有一次发生了我在婴儿床上差一点被被子窒息的事件，从那以后，母亲不管是在医院产房工作还是出诊到乡下接生，都把我带在身边。
   那次折磨母亲几十年的事件就发生在我四个月大的时候。
   我当时有些发烧，可母亲不得不出诊接生。好在那次路程不远，只有三公里左右。母亲抱着我上路了。半路上不小心踩在一个牛脚洞里（下雨天牛踩出的深洞，孩子恶作剧把上面用树叶盖起来，再撒上一层土，让路人的脚陷进去取乐），摔倒了。母亲摔得不重，但我却飞出了五米之远。母亲爬过去把我抱回来时，发现我虽然呼吸正常，却哭不出来。当时母亲也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稍微有些犹豫，一度想把我送回医院。但难产中的孕妇在等待，作为公社唯一的妇产科医生，母亲没有选择折返医院。我不知道是因为受了惊，还是哪里噎住了，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可就是哭不出来。直到一个多小时后，当母亲接生的那个婴儿被人间的光亮突然吓得哭起来时，我才跟着“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我想，那次四个月大的我虽然被摔出了五米之外，由于包得比较厚，加上地上有湿泥，估计没有受什么内伤。可是母亲却不这样想，回到医院后，她就开始感到后怕和自责，又被当时的内科和外科医生吓了一下——有一个同事大概是出于关心，告诉母亲，婴儿的脑袋如果受到震荡，往往影响此人一生，而且有些是长大后才慢慢看得出来的，现在的检查都无法查出后遗症。
   这件意外竟然折磨了母亲几十年。记得小时候，凡是发现我有点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例如和小朋友打架，又如对年轻的女老师特别感兴趣等等，母亲都会用自责的口气说这可能是那次意外的后遗症。有时我的考试成绩滑落，从全班第一滑到第四第五名，母亲也会可笑地联想到那次意外。甚至在我大学毕业后， 由于我总是不安心工作，又喜欢经常换城市和国家住，好像一个无根的浮萍一样到处飘流，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母亲更认定这都是那次她的疏忽造成的。
   起初家里人都不以为然，但母亲说多了，连我的心里都有些发怵。后来我在国外详细检查了一下，并做了智商测定，事后医生笑了笑，幽默地告诉我，如果你的脑袋是那次摔伤造成的，那恭喜你了，因为你现在的智商并不低。
   我打电话告诉母亲，别再提几十年前的事，我详细检查过了，没有任何后遗症。母亲高兴地答应了，喃喃地说，这样她就可以安心睡觉啦。随后她又问起我最近睡眠改善了没有，是否还是黑白颠倒，动不动就失眠。我说还是那个老样子，一天最多睡四个小时，就再也无法睡着了，母亲突然说，她不久前才看到一篇报道，说小时候脑袋受到震荡的，长大后可能有睡眠问题……
   我真把她没有办法。母亲当医生还是很客观和合格的，可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子女，她的医学知识就会悄悄让位给无处不在的母爱。
   * * *
   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在产房里我用自己稚嫩的眼睛亲眼目睹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的诞生和鲜明死亡的降临，不知不觉完成了我生命中关于生与死的第一堂课。
   几十年后，当我的母亲得了白血病，快要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产房里那生与死的一堂课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眼前也仿佛出现了当年我年轻的母亲在产房里的身影，还有她那指挥若定的样子，耳边又响起了她的声音……
   母亲一生都在忙着迎接一个个小生命的到来，也从来没有停止与那总想从她手里夺走生命的死神的赛跑……
   如今，那个屡次败在母亲手里的死神此时正悄悄向母亲逼近，而母亲已经年老体衰，我要立即回去她的身边，陪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