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三家澳洲医院，拜访了三位血液病专家，可是他们说病人不在澳洲，按规定他们不能看病，也不能咨询。最后我通过熟人结识了其中两位，我到他们家里去拜访了他们，避免了医院的规定造成的麻烦。同时我还通过美国华盛顿的同事和那边的白血病专家取得联系，并在网上进行了咨询。
   让我失望的是，这些外国专家的意见竟然和姐姐已经拜访过的中国血液病专家的高度一致。
   我还不死心，在拜访另一位澳洲有名的专家时，我改变了策略。我先把化验单上的一些中文字翻译成英文，讲了母亲的身体情况，我没有把母亲在大陆的病历翻译给他听。我说，还没有确诊。那位白人专家顺手翻看了厚厚的一叠化验单，抬起头狐疑地说，不可能没有确诊吧，非常明显的白血病。
   这些我看不懂但又恨透了的化验单在那个外国专家眼里几乎一目了然，他的结论同样快速而冰冷，一串字母我听不懂，但“急性白血病”几个字却像刀子一样划破了我最后的希望。
   没有确诊的问题，他说，只有确定治疗方案的问题。说起治疗方法他也是开门见山——化疗的话，母亲也许能够多活一段时间，如果不化疗，则估计在半年左右病发，因为很难保证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半年内不得感冒或者任何感染！

   澳洲专家的这一结论和武汉协和医院、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专家意见一致。同时几位专家都认为，对于一名七十七岁的患者来说，化疗确实有很大的风险，甚至要有心理准备——患者在化疗过程中不是死于白血病，而是死于化疗引发的综合症。
   最后我提出了这些天一直想问的话，把患者接到美国或者澳洲来治疗是否比在中国大陆要好一些？这里的技术是否要成熟一些？或者条件要好一些？
   那位白人专家说，他并不了解中国大陆医疗技术和医院的条件怎么样，所以无法比较。但他也实话实说地告诉我，现在全世界治疗此种急性白血病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化疗。而化疗技术都是西医中已经普遍推广了的，可没有什么亚洲模式或者中国特点，应该都一样。当然，他也对他们的先进性大肆吹嘘了一番，特别提到一些刚刚发明的用于减轻化疗中病人的痛苦的药物。他说，据他所知，那些药物还没有推广到亚洲各国。
   我说，那我就带母亲到澳洲来进行化疗，减少母亲的痛苦是最重要的。可当我进一步询问细节时，专家却打住话头，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慢吞吞地说，你母亲不是澳洲公民，没有美国的医疗保险，治疗白血病需要多少钱，你知道吗？恕我直言，我看你不是很有钱的人吧。
   我告诉他我能筹集到多少钱，专家对我提出的数字感到惊讶。但随即他又摇了摇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你母亲七十七岁了，身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现在身患急性白血病，而且病情在加重，就算你有能力把她转到世界上最好的医院，她的身体状态也不适合长途跋涉；再说，你把一个老人转移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展开一场和血癌的殊死搏斗，老人在意志上已经输了，她会想家的，也许那比白血病更加致命。
   我没有想到一个澳洲的白人专家有这样的想法。我并不认为白人们真正理解中国人，可眼前的专家让我刮目相看，我不觉对他肃然起敬。记得几年前父母到澳洲来看我的孩子们，本来计划住半年的，可是一个月不到，母亲就呆不住了。这位白人专家可能对中国人的文化了解一些吧，我注意到他家里挂了好几幅中国的字画。
   直到后来接触多了，我才知道，任何一个血癌专家，都既是医生，又是心理学家。在同血癌的战斗中，医学无法深入的地方，心理知识则可以触摸得到，也显得尤其重要。在那位白人专家的眼里，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要对抗最恶毒的白血病，首先要从精神上武装自己，这一点有时甚至比医学治疗还重要。
   其实，转移母亲到国外治疗的想法并不实际，而且我对医生说出的那个金钱数字，对我并不是那么容易，可能会动用两个孩子的教育基金。可我不管那么多，我只想母亲得到最好的治疗。这位澳洲专家的话帮我排除了一种我们子女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治疗方案，对我还是很重要的。
   我打电话给姐姐和哥哥，告诉他们这一情况。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和全副精力放在了国内。
   那些天，我一次次压下飞回母亲身边的冲动，到处找朋友托熟人介绍医生和专家，又在互联网上联系了大批的医院和专家，每天都舌干口燥。我停下手头的工作，也无法再继续已经坚持了四年的业余写作，脑袋里除了“白血病”、“急性”、“化疗”和“三到六个月”这些词汇外，已经容不下任何东西。一个多月下来，竟然只有一次在夜深人静时突然爆发出眼泪而沾湿了枕头……
   * * *
   和母亲通过几次电话，除了小心翼翼的安慰，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忍住眼泪，以轻松的语调说，妈妈，这次住院这么久呀，现在的医院都为了赚钱，他们可能故意让你多住几天呢，你就不要担心，接着住吧。我最近正好有假期，我想回来玩一段时间，也陪陪你……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在电话说得好好的，母亲却突然沉默下来。过了好一会，她才说，你忘记了妈妈是医生，老四，我早就预感到了，要分手的时候总是要分手的，好在你们都大了——
   我在家排行第四，母亲总是叫我“老四”。
   我告诫自己，母亲想从我的回答里得到真相，母亲在套我的话。我说，妈妈，你在说什么？疑神疑鬼，你不是要活到八十岁，活到九十岁，或到一百岁的吗？你好好的，在那里说什么分手，还说得文绉绉的！
   母亲咳了咳嗓子，平静地说：你们不用宽慰我，我想得开，倒是你们不要为我的事把自己急坏了。我老了，就是这次不走，又能呆多久？可是你们要听我的，第一，你们不要太着急，不能把自己先急坏了。看你的姐姐，这些天到处奔波，比她作了几年生意都要辛苦……。至于你，不能因为我的病而影响自己的工作。你们姐弟这些天太忙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第二，我年纪大了，受不了化疗，我不想再受那个苦。如果能中西医结合，采取保守治疗方法就可以了。我已经活了这么大，够本了。我不怕死，更不会被死亡吓死的。第三，还是关于你，你离得最远，也是最让我担心的，你有什么事，我们帮不上忙。你在国外不容易，两个孩子都还小，这里有姐姐哥哥照顾我，你不要回来，不要不顾一切地赶回来！知道吗？如果你就这样不顾一切地跑回来，我要生气的……
   母亲是个直性子也是一个脑袋不会转弯的人，到这个时候，她竟然还在那里为我着想，来安慰我，一如既往地为儿女操心！
   我不知道母亲对自己的病情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不愿接着母亲的话题说下去。我以故作轻松的笑声打断了母亲的话，随后问起母亲所在医院的条件，母亲说，她住的是随州市最好的医院，随州市中心医院。
   我记不起有这家医院，母亲说，以前叫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你怎么忘记了？我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就是你出生的医院，三岁时，你在这里住院做过手术，六岁时你在这里住院，因为水龙头结冰无法洗脸，我去给你灌开水时摔了一跤，结果你出院那天我又入院了……，后来上小学后，你又进过两次这个医院，初中后你的身体才好起来，再也没有进来过，难怪你忘记了……
   讲到我身体好起来时，母亲声音里透出兴奋，显然我转移话题成功，母亲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病。
   母亲说，在外面生活不容易，要搞好自己的身体，要养家活口，你除了工作还要业余写作，真不容易，不要为了我而回来，如果真有什么事，会通知你的……
   因为上呼吸道和肺部感染，母亲的声音听上去空洞而遥远，然而，我却被这声音牵引着穿越了四十一年的时间和半个地球的空间而回到那张病床前，上面躺着我年轻的母亲，身边还有一个刚刚来到人间的孩子，那孩子就是我。
   四十一年前，在同一个医院里，母亲带我来到人间，并一路伴随我走过风风雨雨的人间路，如今，她老人家又躺回到那里，已经快走到人生的尽头。我不知道天地良心之间，是否有一个理由阻止我回去母亲的身边，陪伴她走过这段艰辛的人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