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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过年•守岁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美好的东西不多，值得回忆的就更是寥寥可数，这为数不多的值得回忆的事情中又以过年为主，其中最值得回味的当首推守岁。
那时日子过得都很艰难，虽然不至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但零食这种东西是绝对稀罕的。可是过年就不同了，手里的花生和口袋里的糖果总是有的。到了腊月三十守岁夜，母亲总能够每隔一两个时辰就端出一些平时很少见到的美食佳肴，如芝麻汤圆、瘦肉馅的水饺和白糖银耳汤，就为了这些，我也愿意熬夜直到天亮。
过年那几天，平时脸上很少有笑容的父亲的紧张心情也会明显轻松下来。即使在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的日子，我们那里的造反派到了过年也会放松一段时间的阶级斗争，单位也不用开批斗会，政治学习也暂停，这也难怪连每年都要发愁年关难度的父亲也多多少少盼望着过年，这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
大年三十的守岁是由父亲主持的。父亲由于出身地主和臭老九的双重身份，在学校都是抬不起头的，即使站在讲台上授课，也好像是一个接受审判的罪人，一直提心吊胆，担心祸从口出。课堂里的每一个出生于贫农家庭的学生都有权力从父亲的讲课中找到一两句足足可以把父亲定为现行反革命的话语。
到了大年三十的守岁夜就颇不同了，父亲可以对我们敞开胸怀。
一般来讲，我们在八点左右吃完年夜饭，然后就挪到火盆旁，那天的火盆是不会熄灭的。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少数几个年三十的夜晚是在头顶上晃动着一支微弱的十五瓦的电灯下度过的，其他的都是在飘忽的煤油灯中和忽近忽远的几声鞭炮声中度过的。煤油灯影里的守岁可能是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的事，然而，印象却更清晰。
围坐在火炉周围的我们能够在一次吃得饱饱的年夜饭和即将到来的守岁零食的刺激下，叽里呱啦，说过不停。父亲微笑着听我们讲，母亲就到灶台上扒拉去了。那时我们姐弟讲些什么呢？我也记不得了，但不管谈什么，都是和新年有关的，都迫不及待地想进入新年，恨不得要把家里那个唯一的破闹钟拨快一点。
母亲端来第一道零食后，当老师的父亲总会把话题引到年年守岁的主题上来。我们都知道会这样，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会做得如此自然。我当时还小，对守岁夜的主题无所谓喜欢和不喜欢，但上中学和高中的姐姐哥哥就比较紧张了，因为这一晚，父亲会让家庭每一位成员总结自己过去一年，父亲会指出并分析姐姐哥哥们犯的错。如果这一年哥哥姐姐在学校或者社会上惹出过麻烦，那么父亲一开口时，他（她）肯定是紧张得呼吸都急促起来的。不过，父亲在总结过去一年后，接下来会瞻望新的一年，告诉大家既往不咎，鼓励哥哥姐姐往前看。而且都会准时在新年到来之前再次把气氛带动起来，让我们都充满了希望。
记得父亲每次守岁时都小声告诉我们，不要在外面惹事，要埋头学习，总有一天知识的多少，而不是家庭出身又会成为一个年轻人进步（例如升学）的标准。后来我对父亲说，幸亏他那时就看到了希望，否则我们就废了。父亲坦率地告诉我，其实他心中也没有谱，但总得生活，总得有希望，他不那样说，又能怎么样呢？
父亲也会在辞旧迎新的气氛中讲一些人生的大道理，而来来去去的母亲则总会适时地停下来讲两个我们也许早就听过的民间故事作父亲大道理的注脚。
虽然我还小，但那些年的守岁对我的影响太深了。无论在学校还是社会上，我们受到的政治和语文方面的教育都或多或少在扭曲我幼小的灵魂。而只有在这天晚上，我从父母那里得到不一般的教育，知道只要我好好学习，总有一天会出头，也有机会和广大的贫下中农子女一样挺起胸膛做人。每次守岁时，我都暗暗下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在下一个守岁夜能够让父母高兴得畅怀大笑。
时光流逝，日月如梭，转眼间我离开家乡到上海读大学了，姐姐哥哥们也都成家立业。过年时家里更热闹了，鞭炮声越来越响也越来越久，然而，守岁的气氛却渐渐地淡了。在家里有了电视机后，每年回家过年时大家不再围绕火炉旁，互相守望，互相鼓励，而是吃过年夜饭后就匆匆坐到电视机前，就这样，守岁的主题不再是我们，而是春节联欢晚会上的红男绿女。又过了些年，春节联欢晚会实在看不下去了，又开始打牌、打麻将。
说起打麻将，我心中就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十几年没有回随州，这两次回来后发现整个城市都成了一个麻将馆，走在街道上，每隔一两个门户里就传出麻将声。家庭式的麻将馆也越开越多，连卖自动麻将机的商店也快超过了面包店。我以前最喜欢逛的随州的大小书店十有八九都倒闭了，在南区和西区的四个小书店就有三个变成了售卖自动麻将机的。一个不再阅读的民族够可怕的，而一个整天沉浸在麻将中的民族就不单单是可怕，而且是可悲了。
我想起文革时毛泽东接见外宾时的一件事，那个外宾一见到东方的伟人就吹捧起中国的文明来，结果被不耐烦的毛泽东打断，毛说，中华文明没有啥子了不起，最值得推崇的只有三件事：《红楼梦》、中医和麻将。
不知道毛泽东当时是不是开玩笑，但从他推崇《红楼梦》和中医来看，好像是认真的，可是我始终没有想明白，他为什么会把麻将算成中华文明的三大优秀成果呢？再说，好像他一直忙着搞政治运动，没有多少时间打麻将，而邓小平则是喜欢打麻将的。记得一九八七年刚到北京参加工作时，单位组织到钓鱼台宾馆义务劳动。劳动过后作为奖赏，领导带我们去参观。当时见到了一间客厅里摆放着一台自动麻将机。介绍人说，这台自动麻将机是邓小平同志用过的，不过他老人家还是喜欢用手洗牌，再说他现在转打桥牌了，也就不用了，摆在这里供大家参观。
没有想到，在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生活水平上升如此之快，当时全国也没有多少台的自动麻将机如今在我家乡随州市已经摆放到各个角落里。
我有种莫名的担忧。麻将在我们那里一开始本来是老年人消磨时间的娱乐，但现在打麻将的几乎都是中年人和年轻人，他们大多是下岗工人和无业游民。麻将把赌博和娱乐相结合，赌资也越来越大。母亲以前也喜欢打，我回去时还陪她玩几圈，可是当她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坐到麻将桌上时，她就生起气来。而且母亲也不再拉我们打了，说怕我们上瘾，会不务正业。按照母亲的意思，就是到马路上摆一个炸油条的摊子，也比打麻将要好很多。母亲说的不无道理，只是据我的观察，随州马路边的油条摊子也饱和了。
今年的守岁夜，母亲提出了她的要求，不要看电视，也不要打麻将。
吃完年夜饭，我们这一大家子大大小小十几口散坐在客厅里，大家东一句西一句扯开了，父亲在成年子女面前早已经失去了引领话题的能力，而我们姐弟四个也都认为比父母见识更多、知道更多，我想也许这才是二十年前的守岁夜的话题渐渐消失了的主要原因。
不过，今天有所不同，在大家七嘴八舌一阵子后，姐弟几个都很自觉地收回了话头，不知不觉都把目光集中在父亲身上。
过了一会，父亲开始说话。父亲的声音苍老，还不时被猛烈的鞭炮声打断，加上屋顶上明亮的吊灯，按说和记忆中的守岁情景相去甚远，可是只要我微微闭上眼，眼前就立即出现了二三十年前那一年一次的难忘的守岁夜……
父亲的声音好像是从那个时代传过来的，我听到他说，时代变了，我们老了，你们都比我更了解当今的社会，可是作为老的，有些话我还是要说，我说的就只供你们参考。
父亲接下来就开始从大姐说起，……老大在南方做生意，我不知道做生意有什么标准，但一定有一个标准，过去多少年，我们中国就是缺少一个标准，搞政治的不择手段，做生意赚钱的也不择手段，没有标准，没有底线，我不知道这是社会进步，还是什么其他的，但我总觉得没有底线和标准是不行的，我想说的是，做生意也好，搞政治也好，都得先做人，做人总还是有个标准的……
父亲又转到在河南开工厂的大哥身上，我能够理解现在开工厂要赚钱，就要把成本压到最低，就要尽量克扣工人的工资，不过……那些年当他们批斗你们爷爷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你们的爷爷到底剥削了农民没有？他是雇用了农民种地，他自己从来不下田，有时间时就去镇子上赌博，我想他一定是能够从雇农身上赚钱的……。于是，当造反派批斗我时，我是真心代他老人家悔过的——可是今天就我看到的，现在社会上剥削人的现象比解放前还要严重，贫富差距也加大了，老二，你记住，我们心中都要有一杆秤，天理良心的秤！
说起还在随州工作的三哥，父亲说，记住你妈说的话，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
母亲这时插进来补充说，一个人弄那么多钱干什么？如果是不干净的钱，一分都不要拿，有个故事说得好，那个故事是这样的……
母亲的故事我们都听过，而且不止一遍，但没有人打断她，我们静静地听。
最后轮到我时，父母都停顿了一下，父亲先开口说，至于老四，我很担心，可是你妈妈说你长大了，不用担心，我想也是的，我们老了。
母亲接过话头说，我一字一句地读了老四写的《致命武器》，我觉得是给政府提个醒的，北京政府要是看了，对他们统治有好处，我叫你爸爸不用担心，政府里还是明白的人多。
我有些感动地点点头，我的家人中只有我的母亲认真看过我的书，而且还在扉页上写了密密麻麻的注释。我讲的每一个故事，母亲都会写下她听来的一些实事作为注释。
父亲的声音又响起来，你妈病了，你们都很紧张，特别是老四，还辞了工作，这可不好，我和你妈商量了，等过完年，你就尽快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我插话说，我暂时不出国，我呆在国内。我又补充说，儿子们在国外我很放心，我无法放心的倒是两个老的。
姐姐哥哥这时也表示，他们离家近，有什么事他们都可以处理的。母亲这时叹了一口气，说，你们都要放下心，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你们不要为我担惊受怕，你们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该做的事情也要去做的……
母亲接着说，看到你们都长大了，看到你们都能够支撑起自己的家，我们两个老的心满意足了，想一想，那时你们很小，我和你爸爸没有过一天安心的日子：能不能把你们带大，能不能把你们教育成人，你爸爸会不会出事……每年守岁的时候，都是我和你爸爸最担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来年还有什么样的折腾，更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保护住你们，让你们吃饱肚子，我们有的就是希望。现在好了，你们都长大了，衣食无忧……
我心中一阵黯然，不错，我们都长大了，可父母却都老了，如果有得选择，我宁肯永远不长大，年年在他们身边，围绕火炉，吃母亲亲手做的小吃。
这时母亲的声音突然提高了，我诧异地看着母亲，母亲脸上的表情很肃穆，她说，老四，你们几个都听着，其实我对自己的病很清楚，我想，你们一直在瞒着我，是不是？其实，为了不让你们担心，我也一直在瞒住你们，我是个医生，哪里会不清楚在我这个岁数得白血病会有么（什么）结果？可是，我不会被吓倒的，我也不怕死，我见过太多死亡了，它吓不倒我的。医生不是说我可能过不了年吗？你们看，我就不信，我现在不是还好好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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