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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父母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一个人无论离家多远，走过多少路，拥有多高的学历，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或者经历过多么了不起的失败，都不能不承认，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始终是父母。
我是到了三十五岁后才逐渐体会到这一点的。
少年时，一度占据我大脑的愿望就是离开父母以及摆脱他们的影响。后来考上大学，到大城市读书和工作了，这一愿望算是实现了。住在父母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从事父母根本不了解的工作，小心地回避父母人生路上遇到过的各式各样的挫折和陷阱，最终走出了一条父母无法想象的新路，心想，这次总算走出了父母的影响吧？
殊不知，眼前这条崭新的路，也正是在父母的影响下选择的。
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分两种。第一种是父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没有人可以否认，无论你悟性多高、接受外来新事物的速度有多快，给你喂奶喂饭、洗澡换尿布的父母对你的性格和人生观的形成至关重要。很多人对这种影响不以为然，以为长大后见了世面或者多读了几本书就可以把父母的影响留在家乡，又或者自认为自己的悟性高，早已经对照他人悄悄除掉了父母印在自己身上的烙印，总之他们不愿意承认与时俱进的自己和因循守旧的父母有多少因果瓜葛。
他们认为自己是超人或者孙悟空也没有办法，但父母对子女的另外一种影响你却绝对无法否认。那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对父母的观察和认识反过来给我们造成的影响。父母是一本教科书，一本实实在在、毫无虚假的人生的教科书，你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一生都在翻阅这本教科书，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亦步亦趋跟随父母成功的脚步，或者小心翼翼避开父母曾经掉进去甚至至今没有爬出来的陷阱……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自己是走得最远的。儿时的经历和父母的教育让我选定了人生道路，长大后的我通过对父母的观察和认识，又开始不断调整人生的脚步。走到今天，可以这样说，对父母的观察和不停认识，让我得到的知识、经验和教训远比任何一种教育带给我的影响都要深远。
当初离开父母进入社会后，一切都是新鲜的，我也认为没有了父母的影响和羁绊，一定能够很快融入眼前的陌生而新奇的世界，更充分地了解人心人性，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大干一番。可是经过一次次挫折才慢慢体会到，人的思想和认识是一定要伴随着年岁的增长的，少年得志就有可能，但所谓少年老成或者深沉则绝对是搞笑。当然我们不是没有另外一个方式加快对社会的认识，其中一个就是通过父母的眼睛。有些人看不起自己的父母，认为父母无知、过时了，却忽视了就是父母亲一路伴随自己走过来，到后来虽然他们走不动了，却仍然可以看见往往被我们忽视了的路障和陷阱。
记得小的时候，母亲常常给我讲一个故事，故事说，从前有一个母亲养了一个儿子。那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偷偷从人家的菜园里偷黄瓜带回家，每一次她的母亲不但不责怪儿子，还喂他一口奶。孩子慢慢长高、长大，带回家的也不再是黄瓜了，母亲照样每次都喂一口奶给儿子作为奖励。直到有一天，成年后的儿子终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要枪毙了。枪毙前，人家问他可有什么愿望，儿子说只想再喝一口母亲的奶水。这个愿望实现了，在吃最后一口奶时，他把母亲的乳房咬碎了……。以前，母亲反复向子女讲这个故事，都是在她严格要求我们，而我们生出了反感的时候。
参加工作后，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开始，我的生活越过越好，东西越买越高档，可是母亲每次见到我却都忧心忡忡，她又开始讲这个故事，讲完后就是那些陈词滥调：做人要厚道，不是自己的不能拿，要靠勤劳致富……。我自然很不耐烦，后来她忍不住叹息道，你不是一个国家干部吗？你的工资有多少？我算了，你的工资只够吃饭，可是……
母亲的忧愁越来越重，我无法向母亲说清楚，国家干部的福利和灰色收入要远远高于基本工资，离开北京到南方省份工作后，工资基本上不用动了，灰色收入和“外快”成为主要收入来源，——母亲不会理解的，再说，当时连我自己也没有完全理解。不过母亲的愁闷在我心头留下了很大的印记。可能这最终促使我给母亲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我讲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枪毙的第一个大贪污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的故事。胡长青出生在贫困家庭，务农的父母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供他读书。加上胡长青自己的勤奋，后来一步步升到副省长的高位上，也就开始了他那个阶层很流行的贪污腐败和包二奶，最后被抓获并被判处死刑。在处决前他写了忏悔书，他忏悔自己对不起党和政府的培养，对不起含辛茹苦把自己抚养成人的父母。——就在他因为腐败和贪污被抓的时候，胡长青还在农村的父母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贫困但很幸福，逢人就夸耀有一个为党和人民做事的儿子。胡的父母没有什么知识和文化，可是，胡长青在最后的忏悔中却终于认识到，他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父母，不是没有给他们过好日子，而是忘记了他们当初教导自己的最基本的做人规矩：不是你的不要拿，不要贪心，要勤奋……当了副省长的胡长青虽然触犯的是党纪国法，但犯罪的根源却是他彻底忘记了当初文盲父母教育他的基本的做人道理。
我讲这个故事给母亲听，她脸上终于绽开了笑容。朴实的母亲以为，儿女们只要还记得儿童时期父母教导的人生的最基本的一课，就不会误入歧途或者不会在邪路上走得太远，我感觉到母亲从心底里不接收外面和上面那些宣传和教育，她始终认定的是古老的但永不过时的做人道理。
只是可惜，放眼今日中国，又有多少子女还记得自己的父母当初教导的人生最重要的一课呢？！特别是那些身居高位、位高权重的人，他们打扮成一副引导世人、教导人民的德性，动不动就拿那些大道理愚弄和糊弄人民，其实他们反而是最需要普通民众来教育的，也是最需要回顾一下他们小时候父母是如何在教育他们的：孩子，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不能贪心，人要讲良心，不能残暴，要勤奋工作……
关于从父母那里得到知识和启发，我还有一个观点。认识社会和人也可以通过读书吸取知识，那是通过作者的眼睛看世界，无可否认，那些作者包括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家。可是那都无法取代我们对父母这本书的阅读。我读过很多本传记和回忆录，也深受其中一些的影响，可是掩卷思考，总发现少了些东西，——少了一些真实和诚实。世人写书没有一个会把自己真实的内心全盘托出，又或者受人类的表达能力的限制，根本无法说清楚。只有父母这本书，对子女从头到尾地敞开，毫无掩饰——高兴、快乐、忧伤、伤心、希望和绝望都是实实在在的，让你切身体会、学习和思考。放弃这一机会，背起背囊要去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的年轻人，最终都会认识到，认识自己的父母就是认识了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部份，既是你认识世界的开始，也是你认识了整个世界后又一定会回到的地方……
在我接触的各色中年人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凡是那些孝顺父母、和父母经常交谈、保持良好互动的人也往往是通情达理、性格开朗、为人和善和事业有成的，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比较成熟和深邃。
从懂事起，父亲就教我认字、读书，还潜移默化地把自己的世界观灌输给我。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父亲虽然把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言传身教给了我们，却并不愿意我们步他们的后尘，想一想，大多父母可能都是这样的。他们希望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一下子传给儿女，甚至希望子女能够像自己一样想问题，却又希望孩子能走出一条比自己走过的路要光明和宽广的大道。这真是一个大大的悖论。只有部分孩子能够走出这个悖论，没有走出的要就是和父母反目成仇，要就是始终无法超越父母。
到上了高中和大学，接触到新知识后开始反思父母身上的局限性，然而，直到工作多年后，人到中年时，才真正认真思考父亲，那已经是在自己当了父亲后。对照父亲的性格，检讨自己的性格，对照父亲的为人，检讨自己的为人，对照父亲的世界观，检讨自己的世界观……。突然觉得以前很多想不通的地方豁然开朗，也随即发现父亲才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教科书，看起来，我这一辈子也学不完了。
直到几年前父亲突然开始思考死亡并被死亡吓得半死的时候，我这个儿子还学到了人生最宝贵的一课。当我从父亲所受的教育出发，最终用儒家思想安抚并减轻了父亲对死亡的恐惧后，我自己却开始思考：我什么时候会死？我死的时候会害怕吗？我用什么来安慰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死亡的脚步渐渐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是否会在追寻死亡的意义时而质疑生命的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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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还是在他们抚养子女的方法，他们那种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子女的精神也自然遗传给了我。蓦然回首，我才发现，自己其实也像父亲一样，让自己的世界开始围绕儿子们转。
为了寻求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生活和受教育环境，一九九七年八月，香港回归后，我辞掉了在港中资机构的职务，决定全家移民，把当时不到五岁的儿子铁蛋带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三十二岁的我成为美国华盛顿重要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最年轻的“资深研究员”（senior fellow）。虽然我是靠北京的老上级以及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的推荐才得以进入，而且我以前也没有从事过学术研究和理论工作，但我的实际工作经验以及敏锐的观察能力填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一九九九年初，当我在华盛顿一场有美国国防部和中情局多位专家在场的研讨会上，指责美国对世界其他文化极度不理解和藐视，并断言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华盛顿迟早会成为恐怖主义丢核子武器的场所。我的话显然没有吓住在场的美国人，然而却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我认识到把儿子放在全世界争权夺利的政治中心华盛顿抚养，于心不安。
也就在这一年，我为妻子和儿子办妥了移民澳大利亚的手续。把儿子送到世界上最美丽最安全的城市悉尼定居后，我独自一人回到了华盛顿，仍然住在北佛吉尼亚阿灵顿水晶城公寓。我推开自己公寓的窗户，可以看到不远处五角大楼的一角，——911时，一架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把这一角撞得稀巴烂。
选择定居澳大利亚完全是为儿子着想，这里不但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和平的国家之一，犯罪率之低也在世界各国中排名最前。孩子享受完全的免费教育，从出生到死，享有最好的全面医保。最主要的是，这里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国度。儿子移民到这里的第一天，就开始享受和所有澳大利亚人同样的权利和福利。
我自己仍然在美国工作，但每年都会两到三次飞到悉尼探亲。澳大利亚是一个中等国家，在外交上先是跟着英国跑，后来又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对于我的专业——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这里不是一个用武之地。可是，我看了那么多地方，发现这里是孩子成长的天堂。大概从那时开始，我已经把孩子成长的环境看得比自己的事业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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