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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天堂门外与上帝的对话
我本来并不想读博士学位，这个学位完全是为父亲而读的。父亲从小就进私塾，接受中国以孔孟之道为主的传统教育直到二十岁，虽然解放后屡次以触及人的灵魂和改造人的思想为主的政治运动把父亲折磨得面目全非，但我还是发现，他前二十年受过的教育已经深入骨髓，本性难移了。文化大革命中反复批判的“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不但成为父亲暗中教育我们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成为他判断世人的唯一标准。直到今天，父亲见了一个年轻人，不分青红皂白，总是先问人家的学历，然后就拿一些他认为是人就应该读的书来试探人家。
从某种理论上说，父亲的观点没有错，可是在现实中，却未必行得通。例如他送给自己的孙子和外孙的座右铭是读书、读书、再读书。最好是都上名牌大学，都能够拿到博士学位。
在当今不读书反而可以成大气候的背景下，父亲显得很迂腐。子女们也不可能都让他如愿以偿。于是父亲就常常唉声叹气，让我们心情也很沉重。加上我二哥的儿子，父亲的长孙偏偏读不进书，只对做生意感兴趣。父亲为此非常生气，有一段世间闹得家庭出现不和，大家都郁郁寡欢。
我左右开导父亲，还是没有任何效果。最后我只好在电话里对父亲说，爸爸，我不但读了名牌大学，而且还拿到了国外的硕士学位，可是你知道吗？在国内政府机关工作时，我的领导大多数学历比我低，而且官职越大，学历越低。后来下海了，我打工的几家大企业的老板更是文盲加流氓，没有几个是认真读完中学的……。在中国，人们界定成功人士的标准主要有两种：当官的和发财的。这两种人很少是靠读书取得成功的。
父亲悲叹世风日下，又哀叹再这样下去，中国就完蛋了……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我只希望父亲不要给后代施加太大的压力。我自己虽然在父亲的鞭策下考上了重点大学，可是也深受高考之害，至今关于考试的各种扭曲场景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醒来后仍然心有余悸。后来我对凡是需要考试才能进入或者需要考试才可以毕业的读书都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反感。
几年前，就在我刚刚平息二哥的儿子不读书引起的家庭风波后不久，父亲在电话里问我现在是什么学位。
我说还是硕士，硕士已经够我的工作需要了，我也没有时间去上学了。
父亲叹息一声后说，我看到报纸上报道有一个家庭出现了三个博士，真了不起……
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父与子的交谈内容再也没有离开学历这个话题，无论我说什么，父亲都能扯回到博士这个话题上。父亲说来说去，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我应该抓紧时间拿一个博士学位。
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拿博士学位，我有太多的书要读，而且我也对那种化几年时间去研究某个人的年谱和思想的研究方式不以为然。
可是父亲最后使出了杀手锏：我的子女竟然没有一个拿博士学位的，我自己又没有条件，连研究生都没有读，哎，我真失败，死不瞑目呀……
我真是无话可说，父亲说完自己死不瞑目后又马上转移到我的死上面来，他说，你当什么官，或者当什么总经理都是假的，你没有看到人家外国人死后，致悼词的人从来不称呼死者生前的职务吗？不过人家唯独不会忘记死者的博士称号！你不知道，职务那东西是身外物，人家给你就有，收回来你就啥都不是，可是博士头衔就不同了，那可是货真价实的……
父亲这样说，我没辙了。我一度想胡乱编一个甚至买一个博士头衔回去糊弄父亲，但又一想，以父亲的性格，他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把我的博士身份告诉所有的熟人。如果那种事情发生，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父亲终于成功了，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如果不弄个博士头衔在名字后面，不但对不起活着的父亲，就算我死后也没脸去见杨家的列祖列宗。于是，我开始读博士学位。
值得欣慰的是，读博士学位让我认识了亦师亦友的冯崇义博士以及另外一批学界师友，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实上这两年我对和冯博士的交往和交流的兴趣早超过了读博士本身。冯博士是一位个头不高，但却壮志凌云的自由知识分子。出国这么多年，有了稳定的高工资工作，当了大学教授，他不但不改变自己的名字和国籍，而且痴心也不改，始终关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民众的生存状况和公民维权等活动。和他时不时地促膝谈心，倾听他对世事的分析和介绍中国的学者与流派，跟着他走进我不熟悉的理论领域，让我获益匪浅。
有朋友很早就提醒我，冯博士性格有些不同，我当然也注意到，冯博士在面对自己坚信的理念时会固执己见，是当今为数已经不多的仍然生活在思想和理想中的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很多时候对世事的险恶不管不顾、一笑置之……正是他的这种性格和品质填补了我读博士期间的无聊和郁闷。
我这次到广州就是参加由他牵头举办的中国改革与发展问题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我陪冯博士逛书店。在书店里，他向我推荐一些理论名著，而且当场向我介绍内容，发表书评。我们师徒两人就这样站在广州天河城理论书籍前畅谈古今，显得很不入时，引来匆匆而过购书者的好奇的目光。
在广州逛过书店后，我们意犹未尽，又一起相约到香港购书。结果在香港旺角的七八个书店里，又出现了两位不谙世事的男人在那里侃侃而谈国家大事和民族前途的情景。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迟早会意识到有那么几位心灵之交的朋友要比很多身外之物来得畅快和实在……
从香港回来广州后，我又停留了几天，正准备启程返回湖北随州时，接到了来自澳洲的电话，结果，母亲的担忧成真，我不能按原计划返回随州了……
* * *
妻子在电话里说，小儿子铁蛋咳嗽了一个多月了，一直没有告诉我，怕我担心。今天确诊为肺炎，不过医生说没有什么大事，也不需要住院，开了药带回家吃……
我一听就觉得脑袋里嗡嗡作响，肺炎不是什么严重的病，澳洲的医生也认为患肺炎的儿子不用住院，说明确实不严重，可是——肺炎！这可能是我唯一不敢掉以轻心的病。一九八八年是我到北京外交部工作的第二年，因为不适应气候的关系开始咳嗽，看了一名中医和一名西医，他们都是开一点药就把我打发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咳嗽了一个多月，最后昏倒在工作岗位上，被领导送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医生说是大叶性肺炎，如果再送晚一天，可能就无法及时根治。
我在北京医院躺了一个月才痊愈，那是除了小时候在母亲身边生病住院以外的唯一一次住院。从那以后，每次家里有人咳嗽超过一个星期，我就紧张兮兮。没有想到铜锁也得了肺炎，而且已经咳嗽了一个多月，这个病该不会遗传吧……
我买了直飞悉尼的机票。在广州新白云机场登上南方航空公司波音飞机时，心里有些沉重，虽然电话中母亲督促我赶快回去悉尼，但我却觉得自己又“骗”了母亲一次。
坐在飞机上系上安全带时，有那么一阵子，我心里堵得慌。飞机要起飞时，我又感觉到什么地方不对劲，好像忘记了什么似的，但却想不起到底是什么。
飞机冲天而起，窗外的广州市被车灯和路灯照亮的街道很快变得像闪闪发光的钻石项链。十分钟后，脚底下的灯光变成了繁星点点，飞机穿过夜幕，稍微调整了起飞的斜角。
两个小时后用完晚餐时，减少了燃油、减轻了重量的飞机又攀升了几百米，我朝窗外看出去，有种孙悟空在星星之间穿行的感觉。空服小姐走过来，让我把飞机的遮阳板关上，机舱的灯光也随即暗下来。可是我却无法入睡，我的思绪在儿子和母亲之间飞来飞去……。
所谓“远儿不孝”，孔子也说，“父母在，不远游”，作为一个远离父母的儿子，有时觉得是那么的无奈，照顾儿子和母亲竟然发生冲突，再加上事业——我想，中国肯定有无数个中年人和我一样不时面临这种难以取舍的选择。
八个小时后，飞机已经在悉尼的上空，由于中国和悉尼的三个小时时差，悉尼已经是上午九点了。打开飞机的遮阳板，澳洲特有的阳光跳进了机舱里。澳洲几乎每天都是好天气，我眯着眼睛看出去，飞机正在降落，朵朵白云在我的脚下匆匆而过，空服员过来检查每个乘客的安全带，之后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系上安全带，飞机要降落了。
虽然一夜没有睡好，我却毫无倦意，这才意识到陪伴母亲的两个月里，心中一直在想念儿子。我斜靠在座椅上，抿住嘴巴使劲吹气，一边减轻耳膜的压力，一边等待着飞机轮子摩擦跑道的声音响起，那应该是最容易出事，也是预示着安全着陆的时刻……
就在这时，我猛然意识到我忘记了什么！我突然睁大眼睛，慌张地四周张望，又朝飞机窗外望去，没有错，没有错，我在飞机上，飞机正在降落，可是——
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恐惧！从昨天到今天我都没有感觉到恐惧，那种纠缠了我十六年的恐惧到哪里去了？——我的飞行恐惧症不治而愈了吗……
十六年前我参加工作不久，由于勤奋以及与领导关系不错，得到了多次陪同领导人出国的机会。在其中一次出访南美乘坐小飞机到南极附近观光时，在高空遇到罕有的乱流，飞机霎时变成了过山车，有那么十几秒几乎呈七十度倾斜飞行，行李全部掉了出来，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也被抛离了座位，大家都吓得要就是尖声怪叫要就是连着划十字祈祷。和我一起的领导们也吓得脸色苍白。我当时倒并不怎么害怕，只是想，我死在这里，我那几个和我同时热恋的女朋友怎么办？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空中惊魂事件竟然让我得了飞行恐惧症。起初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害怕飞行，事实上，就算是告诉了，人家大多也会对我冷嘲热讽。我平时就是一副不怕死的样子，骑摩托车时都是横冲直闯，什么高危险的活动和游戏我都来者不拒。怎么看，也看不出我是一个怕死怕到不敢坐飞机的人。
后来我才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飞行恐惧症是一种病，一种精神方面的疾病，和怕不怕死以及是否胆小没有直接的关系。我的飞行恐惧症严重的时候发展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例如，一拿到飞机票，就有种被判处死刑的感觉，以致飞行的几天前就会失眠、头痛，有时甚至偷偷设想一些机毁人亡时的情景。
到了机场，就更是有被绑赴刑场慷慨就义的感觉，焦虑，烦躁，手心冒汗，耳朵发鸣……看着一起上飞机的乘客们面色平静，谈笑风生，我是又嫉妒，又气愤——难道这些人不知道此刻正要登上的飞机和一个大铁棺材无异吗？！
可是最难受的还是不得不坐飞机。名利地位是要靠工作得来的，再说还得养活自己。那时，因为工作需要，我几乎每个月都要飞行至少一次，得这个飞行恐惧症对我有多痛苦，也就不言而喻了。
后来出国了，我自己定下规矩，小于波音七七七的飞机不坐，宁肯坐火车和长途公共汽车，我想几百人一齐摔死的概率总归要小一些，这是科学的算法；如果从非科学出发，四百人命中注定同一天同一刻死亡的可能性也小很多吧。即使这样，每次坐上波音七四七和七七七，还是提心吊胆。我常常在飞机上暗中祈祷我并不相信的神和上帝，我还不能死，真的，我还不能死！这次让我平安着陆，我一定会做点什么事……
好在这些年坐飞机无数次，再也没有碰上那么严重的乱流，一些小的颠簸总是难免的。每次碰上颠簸，我都紧张异常，双手死死抓住扶手，额头冒汗，眼睛盯住仿佛和死亡一样空洞的天空……这时，我自己心中的上帝就会跳出来，我就会带着质问和祈求的口气和他展开对话：你不会让我今天就死在万米高空吧？我知道这里离天堂很近，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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