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接触到白血病这个词，是从二十多年前日本一个很流行的电视剧中。剧中那个美丽的女孩得了血癌，表面上看不出却在体内无处不在的癌魔让她美丽的脸蛋更加苍白和凄美，也让她的爱情催人泪下。当时国门刚刚打开，外国电视剧不多，这部电视剧在我空白的脑袋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加上后来又多次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白血病把相爱中的年轻人分开，成就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情经典。
   大概从那时开始，在我的脑袋里，白血病、血癌，总是和爱情、生离死别以及一些美得不真实的故事联系在一起。
   听到母亲得了白血病时，一时无法回过神来。当我告诉朋友们母亲得了白血病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么大的年纪也得白血病？
   我从医学手册中查找的资料证实我们的疑惑不是没有根据的。中国每十万人中，就有三至四人患白血病，百分之九十是年轻人和中年人。白血病又分很多种类，但总体分急性和慢性两种。
   慢性白血病患者的寿命平均一到三年，急性白血病患者平均寿命低于一年！

   慢性白血病有一些药物可以调节，急性白血病则必须使用化疗、换骨髓等疗法。对于得了白血病的老年人，国内医院在作化疗和换骨髓手术时比较谨慎，不但考虑到医疗效果，也考虑到社会效应等方方面面。例如考虑到化疗和换骨髓的疗效周期比较长，加上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手术成功率低，就算成功了，存活率也就是几年，可是花费却是天文数字，一般的中国家庭根本无法负担。医生告诉我们他们所说的老年人是指上了六十岁的。
   母亲已经七十七岁，虽然对于我们家庭不存在费用问题，但母亲的身体状况却让医生无法做出最后的决定。在和随州市最权威的医生沈主任商量后，我决定亲自带着母亲到武汉市协和医院见专家教授。多见一个专家，也就多了一份意见和建议，也让我们作子女多了一份安心。
   科学和现代医学能够走多远，我就愿意带着我的母亲走多远！
   * * *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早上五点半我就醒来了，这可能是我过去五年来起得最早的一次，而且一爬起来，已经睡意全消。今天我将和三哥陪同母亲到武汉协和医院血液科看专家门诊，我想亲自听一听专家的建议，特别是他们对于母亲是否需要接受化疗的意见。
   随州到武汉的高速公路已经全线开通，但三个小时的路程仍然让我们提心吊胆。为了坐在母亲身边照顾她，我没有开车，而是请了一位技术比较好的司机。我自己则坐在母亲后面的座位上，一路上把两手放在母亲肩膀两边。整整三个多小时，我的眼睛死死盯着车窗前的路面，像一个高度紧张的侦察兵，一旦注意到路面稍微有起伏，就立即用双手扶住母亲的肩膀和脖颈，以防万一母亲会受震荡。
   母亲的情绪很好，三哥悄悄告诉我，母亲每次见一个专家前都有这种情况，仿佛即将到来的会面会推翻以前的诊断，宣告那只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听起来心酸，可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希望？回来后看到母亲精神还好，情绪也不错，我竟然忘记了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向母亲隐瞒了病情导致的。有时我自己竟然也被我们和医生共同编造的“谎言”迷惑住，思绪竟然也滑向了“误诊”的边缘。有一次我陪沈主任到母亲病房，沈主任按照我们事先偷偷商量好的对母亲说了一通编造的“病情”，母亲听着很高兴，我竟然也听得糊里糊涂，忍不住开心起来。过后，我找个机会来到沈主任办公室，问他，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我母亲真的没事？她的病并不是严重的白血病，而只是有点接近白血病，是你们有点误诊，对不对……
   沈主任抬头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病人。
   今天带母亲到武汉协和医院见专家，我心里又何尝不是怀着一丝希望，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一场阴差阳错久久没有醒来的噩梦。其实姐姐早前已经拿着母亲的病历两次独自前来武汉协和医院请不同的专家确诊过，结论都是一样的。
   我们早上九点二十分到达武汉市协和医院，停好车，和前来医院等候我们的武汉朋友汇合。他向我们介绍了协和医院的名声和医疗水平，这都给了我更大的信心。协和医院创始于一百四十年前，是由一位美国传教士创立的。协和两个字给人一种平和、舒服的感觉。
   到了专家挂号处，才知道我们前来就医的专家宋善骏教授今天不来上班了。宋教授是湖北省最有声望的白血病医生，也是中南地区第一个成功完成骨髓移植的专家。今年快七十岁了，每个星期只有星期二上午上班，最近常常不能上班。
   我们只好安排母亲先在协和医院对面的宾馆住下，挂了下午上班的游教授的专家门诊号。中午乘母亲休息的时间，我拿着病历独自来到血液科门诊部。虽然门诊下午两点半才开始，但我到达的时候，血液科门前已经有了黑压压的一片人。
   我站了一会，等到一个座位空出来，立即跑过去坐下来。坐下后，这才发觉有些异样，原来在大陆有人的地方都很嘈杂，可是这里却异常宁静，人群中不乏交谈说笑的，声音都不很大。我和坐在旁边的一位中年妇女搭话，她友善地回答了我几个问题。接着她小心翼翼地问，你是来……
   我说，我带母亲来看病，怀疑是白血病——
   多久了，她疑惑地看着我。
   三个月了——
   三个月了还在怀疑？她更疑惑了。
   不是医生怀疑，是我怀疑。我不好意思地说。又补充了一句，我母亲身体很好，精神也不错，人很乐观。医生一开始说她三到六个月会发病，这不，好好的呢，怎么看都不像得了白血病的人。
   那位妇女“哦”了一声，友善地看着我，接着她用手指了指周围，微笑着说，他们看起来像白血病患者吗？
   他们？我抬起头疑惑地扫了周围一眼，这才注意到周围这些等在门口的人大多是年轻人和一些中年人，他们或在轻轻交谈，或在闭目养神，神态安详，除了大多数脸色有些苍白外，并不看出有什么大的异样。
   他们都和你母亲一样。她微笑着淡淡地说。
   我大吃一惊，差一点跳起来。刚刚过来时，我以为这些人都像我一样是陪同病人来排队的，所以看到有一个空位，我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占住了。我没有想到周围这些人都是白血病患者。我对此时站在我旁边的正关切地看着我的患者惭愧地笑了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接着就有好几位患者围拢在我周围，关心地询问我母亲的病情。尴尬的我只好找了个借口——我坐了一上午的车，屁股坐疼啦——站了起来，病友们推辞了一阵，最后让一个脸色苍白的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坐了下来。
   很快我就发现，这些来自湖北和湖南各地的白血病患者几乎都互相认识。他们都得了同一型号的血液病，属于慢性白血病。目前有一种美国新发明的药（格列卫）对他们这种白血病有抑制和治疗作用。可是这种药需要一个月吃一盒才有效，一盒的价钱是两万五千元人民币。对于这些已经倾家荡产的白血病患者，再也没有能力了。他们今天从各地赶过来，就是等着由中华慈善基金会资助的免费发放格列卫，今天坐门诊的游教授就是负责中南地区发放格列卫的指定专家。
   这个药很有效吗？我满怀希望地问。
   是的，很有效。那位坐在我旁边的从孝感地区过来的妇女顺手指了指周围的几位病友，兴奋地说，你不用太担心，你看这些不都是白血病患者，他得了三年了，那位可爱的小姑娘已经吃了两年的药，这位更久，五年前就被确诊为白血病……
   被她指到的病友都冲我微笑着点头，我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我知道，这些都是正在和血癌搏斗并和死神赛跑的人。我当然也知道，她没有指到的还有很多，也许他们永远都来不了了。白血病的痊愈率很低，我知道这个事实，他们也知道。但他们脸上虽然苍白，却始终流露着微笑和希望。由于病魔的折磨，他们都很虚弱，又由于大多得了一两年的病，都不愿意拖累亲人，他们几乎都是单身过来，有些是从很远的地区前一天就赶过来的，住在附近便宜的旅店里。今天他们见面，除了互相鼓励的微笑，还不忘互相支持，身体稍微强壮一点的还忙碌着招呼远道而来的，大家也对我这位健康的人问长问短，想着办法安慰我……
   我经常参加聚会，不但在中国，也在美国和澳洲、欧洲；我参加聚会碰上的都是各色各样的人群，有些让我开心，有些让人厌烦，但没有哪一次聚会像这个中午的偶然相逢一样，在我心中留下那么多值得回味的温暖和希望。
   我心中生出了感激之情，既感谢这些身患绝症的朋友给我的温暖和支持，也感谢那些慷慨解囊资助研究疾病和提供免费药物的个人和机构，他们的无私和爱心给患难中的人带来了支持、温暖和希望，也让我这个健康的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辉。那一天，我心中早就有的想法再次复活，——那就是在我的一生中，一定要挤出时间、精力或者金钱为慈善事业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