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开车送母亲到医院接受医生检查。随州市第一医院在城市的东边，我们住在城西的小区里。一大早，我扶母亲坐进车里，半开着车窗，然后慢慢驾驶着小车横穿随州市。母亲坐在我开的车里，呼吸着新鲜空气，兴奋地东张西望。
   进入到医院范围，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有点兴奋，有点伤感，这里算不算旧地重游？我是在这个医院出生的，后来母亲又在这个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而我小时候生了几次大病，都是住进这个医院接受治疗的。
   那时的医院是什么样子的，我搜索着记忆。吃药很苦，打针很痛，老人的呻吟和小孩子的哭叫声此起彼伏，按说对于小孩子医院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地方。可是我的记忆里却搜索不出多少令人生畏的特点。从我懂事起，大多时间跟着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不多，除了春节，也就是生病住院的时候会被送到母亲身边。能够和母亲在一起，自然是幸福时光了。这种幸福的记忆太强烈，其它的感觉都靠边站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在我的记忆中，医院竟然是和亲切的话语、温柔的拥抱联系在一起的，医院也是我最多感受到母爱的地方。
   这种感觉一直跟随着我，至今都没有消退。

   扶母亲进入到住院部的走廊，我立即被走廊里的不应该有的嘈杂和呛鼻的气味弄得眉头紧锁。进入母亲所在的三号病房，我更是被眼前所见吓了一跳。
   三号病房里并排三张单人床，每张中间相隔不到一米，原本是白颜色的铁床已经被年岁侵蚀，白油漆脱落的地方锈迹斑斑，让我立即想到恐怖电影里出现的铁床，触目惊心；铁床旁的茶几更是无法分出年代，好像是刚刚出土的文物，油漆早就脱落不说，木头也已经变得黑漆漆；床头原本白色的石灰墙上粘上了斑斑污点，不知道是血迹还是污秽；床头呼叫护士的紧急按钮也从墙里脱出来，连在一根电线上在那里晃悠过不停；门窗破败不堪，一看就知道没有一个是能够关得紧的……
   母亲坐到床上，挥手指了指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沙发椅子，招呼我坐下。我看了一眼那张单人沙发，浑身禁不住生出鸡皮疙瘩来。那张沙发可能是我在任何一个垃圾场都可以找到的，露在外面的木料早已经分不清颜色，沙发靠背上破了一个足可以让小孩子掉进去的大洞，露在外面的海绵像发霉的败絮……
   这就是我印象中充满了母爱和温暖的医院？是我的记忆出了毛病，还是网络上那些攻击大陆医疗改革的文章的确是实事求是？几十年过去了，看看眼前病房景象，不但看不到任何进步，反而更显破败。昨天回来时路过一幢崭新的大楼，父亲告诉我，那是两年前新盖的随州市人民政府大楼。我的眼前一亮，被这金碧辉煌、巍峨雄壮、到处是花草和亭台楼阁的美轮美奂的大楼震住了，这可比我住过的美国和澳大利亚任何一个地方市政府大楼都要华丽、雄伟和气派得多，我心中一度生出自豪，甚至开始怀疑联合国每年都推出的中国人民的收入比美国和澳洲人民收入少了几十倍的统计报告是否准确，可是当我走进母亲的病房——随州市最好的人民医院时，我知道了，我们和美国、澳大利亚相差何止几十倍！
   如今母亲就住在这样的医院里。我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和不满，我对来查房的医生说了自己的看法，他笑着对我说，条件一直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改善。我又问母亲，母亲也说差不多，又补充说，听说正在盖新住院部，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赶上。
   医生查完房后，我没好气地说，妈妈，这里条件太差，我们转院到武汉怎么样？听说武汉协和医院的新住院部好像四星级酒店一样。
   母亲没有吭声，过一会才说，我不想离开这里。可是当我再扫了几眼病房，深深吸了吸充满尿骚和消毒水气味的空气时，我暗自决定尽快为母亲办理转院，等一会再找机会说服她老人家。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护士风风火火地来到病房，母亲介绍说她是外科住院部的护士长，比我小两岁。那护士长扶母亲坐下，她自己坐在母亲的旁边问寒问暖，又张罗了一阵子，临走时还为母亲打了一瓶开水，让我这个亲生儿子看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护士长离开后，我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母亲，母亲笑着说，她是我接生的，就在这个医院，三十九年前，——把她好不容易拉出产道，她已被窒息得奄奄一息，我用口把塞在她口腔里的污秽物吸出来，清理干净，又及时做人工呼吸，她才哭了起来，从鬼门关逃了回来，三十九年了……
   我扶母亲离开病房，母亲好像想起了什么，停了一下。母亲说她要到隔别的病房看一个老朋友。我和母亲一起来到五号病房，这里和三号病房一样有三张床，在靠窗的病床上，躺着一位正在打点滴的老人。那老人见到母亲进来，使了吃奶的力气想支起身子坐起来，但被疼痛阻止了，只能举起有气无力的手晃了晃，打了招呼。母亲连忙走过去，帮助她把手放进被子里。母亲让我喊“罗阿姨”，母亲介绍说，罗阿姨比她大两岁，以前的同事，曾经在一起学习过。接下来，母亲带着自豪感向罗阿姨介绍起我，罗阿姨马上想起来了，自然少不了提起我小时候调皮捣蛋的一两件事。
   离开五号病房，在走廊上，母亲又碰上一个叫不出名字的老人，他大概是刚刚住进来的，和我们擦身而过时显然也认出了母亲。母亲开朗地说，哦，你也进来了。那老人哈哈一笑，说，进来好几次了，不知道这次还能不能出去。
   看到那老人朝加重病房的方向走去，母亲也没有再问他得了什么病，只是喃喃自语道，都进来了，没有死的都要进来的，都死得差不多了，这些老人我都认识……
   不错，如果说母亲认识很多老人的话，那么这些老人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医院了。母亲告诉我，在这里住院期间，她经常意外地和几十年前的熟人重逢。
   我扶母亲走在走廊里。没有想到经过短短五十米的走廊，母亲又被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拦住问长问短，从他们和母亲聊天的口气可以听出来，这个医生在母亲没有退休时就进了医院，那个护士是母亲一个几年前就过世了的熟人的女儿。
   和熟人打招呼聊天时，母亲会松开我扶她的手，然后挺起胸膛。经过几个熟人后，母亲精神好多了，她走路的步子也轻快了些，好像一个在自己的军营里巡视的将军。
   我随即打消了为母亲转院的想法，就算这里医院的环境再差，我也不应该把母亲转走。
   * * *
   也许骨子里我无法忘本，经过接下来连续几天陪母亲到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后，我渐渐适应了走廊里的嘈杂、空气中的尿骚和消毒水的味道，也习惯了坐在锈迹斑斑的铁床边或者残破的沙发上和母亲一起“接见”络绎不绝的亲戚朋友。
   回去的第二个星期一，碰上母亲接受第五次穿刺，由沈主任亲自穿。沈主任原来是院长，技术过关，也是母亲最信任的。
   穿刺就是抽骨髓，是从肋骨下面扎下去，在我的想象中是很可怕的。在沈主任给母亲消毒后用纱布盖上，举起一只带着长长针头的注射器时，我不忍看下去，把脸转向一边。这时，母亲的声音响起来，老四，不怕，一点也不疼。
   母亲的声音沙哑，但我却仍然依稀分辨出几十年前当我打针时她安慰我的声音来。我知道，已经四十一岁的我在母亲面前永远是一个孩子。母亲的声音总是让我勇敢起来，我不怕，但我还是不愿意转过头来，不愿意看到母亲皮包骨的躯体在寒光闪闪的大针头下的样子，我怕自己忍不住会流泪——
   这次检查的结果也不理想，虽然白血球有所上升，可是同时上升的还有癌细胞。沈主任告诉我们这一结果后，和我们姐弟私下商量了一阵，拟定了一个说法，由沈主任婉转地告诉母亲，当然还是隐瞒了最严重的部分。
   第二天沈主任来到病房，亲切地对母亲说，你的病情很稳定，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碍，你要放宽心。母亲听后脸上立即绽开了笑容。
   沈主任不失时机地接着说，不过，为了防止最坏情况发生，也许应该考虑适当的时候开始做一个小剂量的化疗，我和你儿子商量了，希望你能够忍受一下，配合我们的治疗。
   母亲愣了一下，也许正在思考，为什么情况很稳定，还需要去做化疗。我立即插进来说，如果你不想做，害怕化疗难受的话，也可以不做。反正没有什么大碍。
   我故意装得轻描淡写的样子。
   母亲看了我一眼，开口说，我不怕，只要你们希望我作，我就作。
   她微微愣了几秒钟，突然说，怎么会受不了？能怎么难受呢？只当又坐了一次月子的（生孩子）。
   母亲的话立即让我愣了一愣。母亲一生没有什么大病，对于她，生六个孩子是最辛苦的，前两个孩子由于条件不好，生出来就死掉了。大姐生于一九五五年，我是一九六五年出生的。母亲此时突然拿生孩子来对比，她是说者无意，可我听着，心里却别有一番滋味。
   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努力抑制着心里的波动，可是眼睛还是被一层雾气弄得有些模糊。模糊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四十一年前的情景，年轻漂亮的母亲躺在那里，用丰满有力的手臂轻轻揽住一个不安分的婴儿，那个婴儿就是四十年前的我。
   母亲的声音还在我耳伴回响，生你哥哥姐姐还算顺利，生你时虽然也是顺产，可是，那时我已经三十六岁了，你又发育得特别健壮，很有点吃亏……
   我突然打断母亲的话问道，你当时在哪个病房生下我的？
   母亲想了一会才说，你记得刚刚经过医院大门口时左边有一排房子吗？
   我点点头。
   母亲说，顶头有一栋绿色琉璃瓦的小楼房，你就是在那里面出生的。那里现在已经不属于医院了。
   现在是一个教堂，我们随州唯一的一个天主教堂。母亲补充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