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对我的特殊关照
    ——“出狱前后”系列之二
    李元龙
   
    与国安扯上瓜葛，已是七年前的事。
    新旧世纪之交的2000年，采写一位一百零几岁的老人的文章见报后，毕节国安即到报社调查我的“背景”。我这时方知，那位连床都起不了的老人，原来是个“反动会道门”的骨干分子，与“党和人民”作了六七十年的对。2001年911发生的第二天，因在舆论阵地的党报办公室收听美国之音被同事当作密来告，再次引起了国安的“高度关注”。早在被抓之前的2005年5月，国安就秘密跟踪调查我了。我被抓之后，对我、对我的亲人，“绝对忠诚于党”的国安都极尽了恐吓、欺骗之能事。对敌人象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在这一点上，国安们的确是训练有素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个谈不上是愉快的经历，加上我对特务、对锦衣卫、对克格勃的惧怕心理，一直以来，我对国安，总是警而远之的。
    但有一天，国安突然对我这个敌人表现得“良心发现”了。
    在我出狱之前二十多天的8月21日下午三点来钟，关押我的四号监室门突然开了，看守让我出去，说是提审。
    奇怪了，我刑期都快满了，谁还来提审我？还有什么好提审的？
    到了提审室一看，啊，是他呀，我虽早就和他打过交道，但直到2005年9月9日我被抓进毕节国安那天，我才知道，这位以前的办事处先生，如今成国安先生了。但知道他的姓名，是妻子会见时多次提到他如何爱岗敬业的事。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们的一位科长先生。
    “老熟人”先开口。他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也快出去了，所以，今天我是特地来看看你，同时顺便就有些事提醒提醒你。
    哦，我明白了，这又是对我、对政治犯的特殊关照呢。
    我对这样的关照也很感兴趣的呢。说吧，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以下，是我当天一回到监室就写下的日记：他们先是很温柔地问我出去后有何打算，“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个人帮你解决，我一定尽力”。“老熟人”说，他们完全是出于善意，特地来提醒我一些事情。说得最多的，是让我出去后“别干了”，别被一些人利用了。我说，我饭碗都被你们敲了，孩子已读大学，房子贷款要还，出去还能有别的打算？首先，不就是赚钱养己养家。被人利用了？我都四十七岁了，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再说，我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君子不党，我不会参加任何政党、参加任何组织的，我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吗？你们怕我出去再写？你们难道不清楚，我和我的亲人当初为了自保、为了保我，什么软没有服？如果你们当初没有逮捕我，再如果你们当初只是判我一个缓刑，我保住了工作，保住了饭碗，你想让我写，我也不写。如今，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又遭受了如此大的冤狱，换了你们，你们会窝囊到出狱后连气也不敢吭一声？
    两个国安问我，那个山东律师是谁给我请的，我申诉时，还请不请那个山东律师。我说，人家是在网上看到我被迫害的事后，主动为我提供法律援助的。至于申诉，那非法定程序，不需要律师。
    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说：你之所以被判实刑，完全不是我们的本意。如果不是那个山东律师和那几个贵阳人插进来搅和，帮倒忙，不是你在法庭上翻供，你的判决结果是很好的。真的，我们是好心提醒你，出去之后最好不要和那些人有什么来往——当然，你要和他们来往，也是你的事，我们也无权干涉。
    我马上想起了明代被赋予了种种司法特权、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的厂卫制，以及那些臭名昭著的锦衣卫。他们的话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世人：他们完全可以左右法院的判决结果。听到这里，我打断他的话：我相信你们能左右审判结果，但那审判结果对我而言，只能是更坏的，不可能是更好的——如今的我，相信谁的话，也不会相信国安的话。你们说了多少假话、用了多少欺骗手段？你回去问问某某某，某某某，他们当初是不是对我说，我们现在只是要解决你的思想问题，以免你出去后又写；是不是说过，不会起诉我的，我不会因此丢掉工作的。还有，当初省检察院没有批捕我，他们弄我去监视居住时，他们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我们给你换一个宽松的环境，以便你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的事情，给我们写一份认识，这对你是很有好处的。
    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没有在场，我们不知你说的是真是假。我说，你把他们叫来，我当场和他们对质或因此发任何毒誓。我敢，你问问他们，他们敢不敢？还有，我为什么写《不光是涮涮八十老母死了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我明白地告诉你们，山东律师也好，贵阳那些人也罢；旧友也好，新朋也罢，我落难期间，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关心过我，我都会记住他们——不以他们为友，难道倒以迫害我的人为友？
    他们王顾左右而言他：我们不和你扯这些。反正我们今天完全是好意提醒你：再进来你知道吗？那就不是三年两年了，十年以上。如果是过去，你连命都没有了。海子街那个李志美，文革时只是因为收听敌台，就被枪毙了，知道吗？
    试探，警告，威胁，我感到了一股邪气、杀气。我说，知道，怎么不知道。别说多达四篇反党文章，就是文章中的一句话，文革期间，我早都掉脑袋了。不过，我今天还活者，也不是谁的开明、恩典什么的，这是多少人的鲜血和生命抗争来的。国内正义的呼声和国际大环境，也让你们不能不投鼠忌器。我还知道，即使如此，还是有人恨不得置我于死地的。但是，这毕竟是二十一世纪，不是当年不是反右不是文革了。
    我看二位挺敬业，想必是党员无疑了。其间，我曾问两个国安：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真正按照宪法对公民的要求去做一个公民，做得下去吗？你们作为党员，你们如果严格按照党章、党纲的规定、要求去做一个党员，又做得下去吗？毕节报社搞什么“三讲”、“三个代表”活动，那些党员们背地下多骂骂咧咧的。为什么他们这些“先锋模范”不坚持真理说真话，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向党中央反映反映？二位业务水平看来也不低，何以这把年纪了，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科级小官？是不屑跑送，还是跑送不到位？在今天的官场，只凭敬业精神和能力，能升官发财吗？
    9月5日上午，这两个国安又来了。除口口声声口称“善意”外,“老熟人”今天强调得最多的，是让我出去后“低调”些。不知是事先说好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还是那位科长对同事的强调不以为然，他在一边插话说：其实这不用我们说的，他是成年人了，相信他会作出对他有利的选择的。我说，我这人，当初连飞到耳边的乌纱帽都不要，连伸手即成囊中之物的职称也不屑一顾，哪还会唱什么高调啊。
    我引法据规地说，他们当初对我的监视居住完全搞成了变相羁押，他们应向法院说明，那六天监视居住时间应给我折抵刑期。他们表现得很积极地说，他们下午就去法院说这事。我索要当初被他们非法扣押的日记、电脑等物，他们说，电脑不会还我的，日记等，要请示上面 ,能还我的会还我。
    第二天上午，“老熟人”和一个应为女国安的人来见我。他说，他昨天急得什么似的，当天下午就请示上面了，回答是他们无权为我减刑，那是法院的事。我说，我还不知道你们成全不了这件好事？我要你给法院说，你却给什么上面说，这不是缘木求鱼吗！
    每次回到监室，同室犯人们都要吃惊而又好心地劝导我：没见过，从来没见过！对杀人犯、对毒品犯、对强奸犯也没有如此不依不饶的啊，这国安看来还真是惹不起。管他妈腐败不腐败、垮台不垮台，你一个人又改变不了什么，回去后吃喝嫖赌也不要招惹他们，多挣点钱享受享受算了。
    不是我要招惹他们，不是我要以他们为敌，实在是他们来招惹我，实在是他们要以我为敌啊！我无奈地对他们苦笑道。
    行文至此，我又想，正如当初我对两位国安说的那样，我愿意相信，你们的所作所为是真正出于良好的、保护国家安全的愿望，而不是在成心迫害哪一个人。果真如此，假若我的字里行间有理解错了国安先生意思、用心的地方，那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想来你们不会与一个因说真话、人话而被你们拿下，而今又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人计较的。
   
   
   
    2007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