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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如青山——李元龙案件辩护散记（下）
爱如青山——李元龙案件辩护散记（下）
李建强
答谢夜宴
下午去法院递交手续，见到了承办法官。主办法官比我年龄小一点，毕业于贵州大学法学院，据陈律师介绍，是当地法院的业务精英。
像所有承办这类案件的法官一样，这位法官出言谨慎、举止得体，按部就班地接待我。我很想跟他谈谈这个案子的看法，但是法官明显不愿意深谈。最后，他只收下了我的一份书面意见书。后来我又陆续给了他好几份意见书，他都一一汇报给了他的上级。
因为陈律师已经复印了卷宗材料，我不需要在法庭细看，我用了一个多小时就从法院出来了。因为明天就要回青岛，我立即去联系饭店，打算回请陈律师和徐老师他们。
二中的徐老师是李元龙的好朋友。我一到毕节就受到他的热情款待。在他家里吃到了美味的贵州饭菜。令我惊讶的是，年龄跟我相当的徐老师对我居然非常熟悉——在网上看过我的许多文章。这真应了那句熟语——凭着互联网迅捷的信息传播手段，在那里都能找到朋友和同志。
徐老师也是当地受到那个特殊部门特别关照的敏感人士，根据卷宗记载，他跟我们独立笔会在当地的一个会员都被列为“侦查对象”。我很委婉地向他暗示这一点，谁知他早知道这个信息，并且毫不在意。这让我暗自惭愧，因为我在来贵州之前，还对要不要接触贵州的敏感人士颇费踌躇。看来，即使在这个闭塞的地方，政治高压、言论钳制以及文字狱制造的恐惧，已经像这三月份的天气，难以让思想者感到寒意了。
陈律师安排了一家饭店，但是徐老师、杨秀敏和他们的朋友们都感觉不方便，就没有去，我们临时冒雨找了另一家，打电话叫陈律师过来。
陈律师带了一位年轻的姑娘一起来了，这姑娘不是他律所的职员，陈律师也不介绍。我们知道他已经离异，就以为是他的女友，于是大家一齐跟他开玩笑，可一向健谈的陈律师脸微微红了一下，一言不发。那姑娘更是不说一句话。我知道陈律师很能喝酒，就要了白酒，我本来喜欢喝红葡萄酒（干红），但是这里没有冰，而且那酒也很可疑，就算了。结果我喝了差不多半斤多白酒。陈律师却只喝了一小杯就一点不沾了，还怪我说：“你不是不喝酒么？”
我怎么能不喝酒呢？我借着酒跟徐老师他们天南海北、高谈阔论、胡言乱语、胡说八道，一点都不避讳一些敏感的人物和敏感的话题。陈律师几次用脚尖踩我，我装作不知，放言无忌。这顿饭又吃到晚上十点多，估计那姑娘口袋里的录音带都要添满了几盒。
陈律师和那姑娘开车去送我，到了宾馆楼下，那姑娘把卷宗交给我，一个晚上没怎么说话的陈律师狠握了一下我的手，说了三个字：多保重！
外交努力
我把陈律师给我的卷宗带回青岛仔细研读，发现此案检察院跟安全局意见并不统一。检察院开始并不批准安全局逮捕李元龙，安全局只好监视居住。移交起诉后检察院又认为安全局认定李元龙捏造事实诽谤党和政府有问题。这两个事实分别是共产党伙同国民党屠杀了8000万民众、六四坦克杀人。检察院认为安全局既然认为这些是李元龙伪造的“事实”，那么安全局就应该提供真实的“事实”。安全局的回复非常“恼火”，因为它也不知道真实的事实是什么。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对外国记者说中国没有因为言论问题而被逮捕的作家、记者，另一个是胡锦涛主席准备4月份访美。我觉得这两件事有可能利用一下，正在这时，海外传来消息，记者无国界和国际笔会针对李元龙案件提出了抗议，他们可能在胡主席访美期间派记者就这个问题提问。我立即将此消息写成律师意见书寄给法院和检察院，意图让他们撤销案件。法院接到意见书后，取消了4月份开庭的打算，但是也没有释放李元龙。这时我寄希望于胡主席访美时有记者提出李元龙的案子来，这样有可能让领导人了解情况。我不太相信胡主席会同意根据4篇文章判一个记者入狱。结果天不遂愿，法轮功的一个女记者在白宫南草坪布什总统欢迎胡主席访美的欢迎仪式上突然发难，大喊大叫，导致胡主席取消了此后在美期间的一切记者招待会。李元龙的案子也丧失了这唯一的机会。
胡主席访美归来后，法院没有了顾虑，决定于5月11日开庭审理。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李元龙案件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初识陈西
因为有了第一次去毕节的教训，我认识到只身一人闯毕节、被人做了局都没有个作证的，实在太危险。当杨秀敏再次提出贵州的民运人士陈西、廖双元等人希望认识我并声援李元龙的时候，我没有再犹豫。
5月9日晚，陈先生和几位朋友在贵阳机场接我，这次他们准备了一辆车，以便当晚赶到毕节去。陈先生说，北京的赵昕已经在毕节了，廖双元等朋友也会在明天赶到毕节。
我们在贵阳简单吃了点饭，立即上路。在漫长的路途中，我跟陈西先生开始了长谈。
在来贵州之前，我上网查了他的简历。
陈西，原名陈友才，当过兵，入过党，曾经是贵阳金筑大学的政工干部；“六四”后，因所谓非法组织“贵阳沙龙联谊会”和筹组“爱国民主联合会”而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入狱三年。 1995年5月，又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而被捕，被判处了十年的重刑。2005年5月出狱。
陈西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四十七八岁的样子。理着小平头，穿着T恤和短裤，目光慈祥而内敛，谈吐温和而率直。我见过各地很多异议人士，他们大多谈锋锐利、雄辩滔滔，坐到一起你很难有说话的机会。而陈西显得很谦让，很多时候他不说话，听你讲，也不轻易打断你的发言。
中国的异议运动经过了几十年风云际会，形成了三大重镇，分别是北京、浙江和贵州，而陈西又是贵州异议人士中领袖群伦的人物。我们的谈话首先从贵州的民运开始。
“陈兄，贵州是异议运动的重镇，异议人士相对集中，活动也很频繁，但是贵州近几年来却没有多少人被捕。你们是如何拓展这个生存空间的？”我首先向他提出了这个困惑已久的问题。
“第一是公开化、透明化，我们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搞民运，一切坚持公开，不搞地下活动，不让执政党产生疑虑。这里的公开包括理念公开和活动公开。我们首先不讳言要搞多党政治，反对一党独裁，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民主党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中的很多同志曾经因为追求这样一个理念而坐牢，出狱后仍然坚持这个理念。否则，我们的黑牢不是白坐了么？第二是活动公开，我们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组党结社都是我们的宪法权利，所以没有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我们贵州的朋友举行活动或者聚会，都提前通知警方，高度透明。久而久之，他们也习惯了我们的做法，很多时候对我们的活动不太干涉。有时候他们非要干涉不可，我们也做一些让步。总之，保持一种良性互动的态势而不是你死我活。比如这次李元龙案件开庭，我们要去声援，警方当然不愿意，但是我们坚持要去，他们也只好默许了。”陈西不疾不徐，娓娓而谈。
我一向对搞政治的人有些疑惑，政治是一种需要“闹腾”的事业，开会、演讲、结社、游行、辩论，乃至呼口号、写文章、发通电，总之不得安静。对于一个喜欢在书斋里“革命”的人，政治家是个要敬而远之的职业。陈西无疑是贵州的民间政治家，但他更像个学者。他不会拒绝搞政治通常要做的那些事，但他也让他的事业更多染上了和平、理性的色彩，这在异议群体中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贵州的民主运动又跟别处不同，它更像一个贵族的事业，因为对贵州的百姓来说，民生问题似乎比民主更让他们关心。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人不太会关心自己手中的选票投向谁。我提出了自己的这个疑虑，并且问陈西，如果在贵州实行了民主政治，你们怎么来解决民生问题？
陈西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过多考虑，他泛泛而论：首先是实现民主，在民主的机制下，厉行法治，铲除腐败，民生问题自然就好解决了。
我对这个说法有些失望。就说：实现民主要靠民心所向，而现在贵州这个地方，民生凋敝，老百姓饭都吃不饱。民心关注的是民生，不是没有实惠的民主，民主又如何实现？而且，贵州土地贫瘠、资源缺乏、外资难以注入，这些条件即使实现了民主也无法一朝改变，怎么就能“自然而然”地解决民生问题呢？
“那么，依你之见呢？”陈西口气温和，眼睛灼灼发亮。
“在贵州搞一政治特区呀。像香港那样，四面用铁丝网围起来，然后开放党禁、报禁，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全部实行普选，但仅限于贵州省户口的人有资格参选。新闻媒体对全国、全世界开放，欢迎他们来办报或者设立办事处，实行彻底的言论自由。搞一把民主政治的试验！”我大言炎炎，得意洋洋。
陈西满眼含笑，“这个不希奇，很多人都想到了，关键是如何解决你说的民生问题？”
“你想呀，你这里已经是自由之地了，不自由、毋宁死，热爱自由的人谁不往你这里跑？你得搞一个资格准入制度。比如一般小资本家，投资一百万元可以移民进来。大资本家，特别是想竞选议员、法官和政府官员的人，投资1000万以上可以考虑。一般的知识分子，必须把自己的户口和贵州省百姓的户口互相置换才可以进来。这样才能保证人口不至于过分膨胀，而且也优化了质量。这样以来，首先解决了发展资金问题。
贵州交通不便，资源贫乏，不可能发展什么重工业。所以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新闻产业和旅游产业。把贵州变成全国的新闻中心、文化中心，民主政治的试验田。你把议会、法院、政府大厦都开放，变成民主政治的旅游胜地，不信全国人民不像当年参观大寨那样来参观！旅游带动其他产业，贵州的经济就会日新月异，很快变成内陆的香港！
香港弹丸之地，就有几百家报纸、电台、电视台、电影制片厂，上千家出版社，养活了几十万文化从业者。我们贵州身处内地，辐射大陆，发展空间岂是香港可以比拟的？再争取中央支持多办几所大学，政治香港的经济发展，民生问题还是问题么？”
“贵州在内陆，被各省包围，不用担心跟海外敌对势力勾结搞独立。中央可以放心大胆地来试验啊。如果试验成功，可以在全国推广，花上三五十年的时间，中国就全部实现民主政治了。这样，既避免了社会动荡，又保证了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何乐而不为？”
“哈哈哈哈”，陈西开怀大笑：“你的想法很新颖，中共领导人如果有这样的政治智慧和胸襟，贵州幸甚！中华幸甚！可惜呀，食肉者鄙，你我只能车上论政、纸上谈兵！”
我深深知道，这个设想是建立在执政党自我觉醒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基本上没有可行性可言，是纯粹的闲扯。但是陈西先生却没有把它当闲话听。一年以后，我发现他发表了贵州民主党人的一个政治规划，里面能看出不少这个谈话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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