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越发走向死胡同的今天,在大部分"诗人"们都沉浸在自娱自乐与争名夺利划地为牢的今天,在政治的高压愈发强烈与人的尊严散失已久的今天,在知识分子无动于衷自觉放弃话语权无视底层与甘愿做犬儒的今天……有多少真正的诗人愿意走到工地上、矿井下、大路边、乡村的牛屎小道中，把眼光放到那些衣着寒酸的兄弟姐妹身上呢？
    “低诗歌“写作群的横空出世，我预感到一场抵挡不住的文学革命正在以星星之火的姿势逐渐复燃在五四文化运动之后沉寂已久的中国大地上，一群具有中国阳性精神的诗歌群正在成长与雄起，等待他们的，将是无畏的抬起自己良知的手指，在键盘与白纸中鼓起自己的勇气，自觉地“行使”并“争取”那本该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以至于能以见证者与担当者的身份使一个时代的诗歌精神不至于一片空白。
    在网络上，一些诗友也时常讨论中国网络低诗歌现象。针对低诗歌写作，我也与朋友们交流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相信积水成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话语革命”会取得更好的进展。下面是一些谈话：
    乔牧：何谓“伪崇高”？何谓“伪崇低”？二者都有什么样的标准尺码来定位为“伪崇高”、“伪崇低”？既反对此又反对彼，难道就单单为了一个“去伪存真”？要存一种什么真呢？
    老象：何谓诗？何谓非诗，我一直坚持一个高明者不屑一顾或呲之以鼻的标准：有没有真情实感。即真正的诗歌必须具备情感或感受的真实。我以为，“有没有真情实感”这一条，对崇高或崇低的诗歌写作，也不妨拿来作一个起码的标准。真正的诗写，无论崇高或崇低，首先必须“揭伪打假”。这并非“既反对此又反对彼”，它反对的只是一个“伪”字，一个“假”字。这不是“存真”，而是“求真”的问题，也可说是“反饰”。而在当下的中国诗坛，崇低诗写在“揭伪打假”即猛操“这个装逼的世界” 上，比所谓崇高的诗写好得多了，有力得多了，来劲得多了。这可说是老象赞赏“低诗歌写作”的缘故。

    乔牧：“垃圾派”是为了专门对付“下半身”才应运而生的——“垃圾派”一出，“下半身”立刻土崩瓦解。
    老象：“专门对付”一说，把“垃圾派”的应时（时代）应世（社会现实、网络现实或称“虚拟现实”以及整个中国诗写现实）的产生原因似乎简单化了。说“下半身”土崩瓦解，倒也未必。垃圾诗人不是有许多依然停留在下半身？甚至连下半身的水准也没达到？然而我们判断一个流派，不是看这种不肖子弟，而只能看它的尖端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优秀的垃圾诗人都远远超越了下半身。原因说来甚是简单：1、从题材上看，下半身主要关注肉体感受与与下体想象，垃圾诗人则冲向广阔的社会与底层，并能返视高处的垃圾现象。2、从意向上看，下半身的革命功绩是对性禁区的彻底毁破；中国诗歌自下半身之后，不会再有性禁忌了。当今诗人写性写肉能肆无忌惮，理应归功于下半身。然而性禁区之外，中国诗歌还面对一个更大的禁区：意识形态特别是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形态禁区！这个禁区，下半身不敢涉及，所谓崇高派亦少有敢于触及者（尽管他们有种种妙论，比如诗与政治无关，诗歌应该纯粹，诗歌不应负担什么社会责任，诗应该为艺术而艺术等等）。但垃圾诗人中的优秀分子已经猛力地突进了这个禁区。何谓先锋？何谓前卫？一句话，是否冲击禁区！既然当前中国诗歌只有意识形态特别是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形态禁区没有冲破，下半身的落伍与许多所谓崇高的诗写便只是小打小玩，便不足挂齿了！
    小王子 ：垃圾诗歌讲求的是一个“真”字，真即真实的情感、求真的努力与以“底层”的视角力图呈现真实面貌。通过对自己的“作贱”，是拿自己作“牺牲品”，先是一种自醒的反抗意识，其次更重要的是垃圾写作者内心深层次的一种悲悯。
    在与杨银波先生的通话中，我很赞同他的观点。关于“话语权力”，我们不应用“争取”，这首先就否定了我们自己具有话语能力与话语权力。这词本身具有一种专制色彩，“争”了之后，那别人呢？自己不就是用自己的话语权力去压制了别人的话语权力？应说“行使”——我们本身就具有话语权力，就看我们使用了没有。我认为，“争取话语权力写作”、“反饰写作”、“低诗歌写作”首先要以一个公民，以人的身份来主动地、自觉地行使自己“遗忘”掉，“麻木”掉的话语权，以此关注自身的苦难并在社会群体中尽到该尽的责任。这样，就要求我们的写作者就要有尊严的“狗眼看人世”，注重知识分子人格的建立，以至形成连锁反应，整体默化。
    关于“崇低”写作，不是为低而低。应在“低”的基础上力求更“干净”些（当然，这里的“干净”不是高高在上者的那种“干净”与“洁僻”，而是精神与思想上的干净——一种反向崇高，更真实的崇高），力图让更多的人能以自己不断提高着的“公民素质”阅读与接受，获得共鸣，产生更积极的自我变革，自救以至以后能有那种“承受能力”接受通过文学及文化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与转变。
    老象：至于用“行使话语权力”还是用“争取话语权力”，我想还得看我们处在何种位置上。应该看到，在专制极权的语境条件下，知识人通常并没有真正的话语权力（这不比海外的自由言说语境，只须“行使”就行了），或难以保障自由言说的话语权（即如乐趣园禁止“敏感言论”，便见一斑），既如此，“争取”仍然是用得着而且很必要的，不争取，那就意味着拱手出让或无奈放弃话语权。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比比皆是！争取，意味着向剥夺者争取！此外，争取话语权力，未必意味着剥夺别人的话语权力，我们不是笃信伏尔泰的名言吗？
    你下面这段话，我很赞同——
    在“低”的基础上力求更“干净”些（当然，这里的“干净”不是高高在上者的那种“干净”与“洁僻”，而是精神与思想上的干净——一种反向崇高，更真实的崇高），力图让更多的人能以自己不断提高着的“公民素质”阅读与接受，获得共鸣，产生更积极的自我变革，自救以至以后能有那种“承受能力”接受通过文学及文化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与转变。
    另外，由于杨春光病情较重，是否请小王子抽点时间，将杨春光发在诗选刊，杨子鳄、和其他有关论坛上的贴子，主要是争鸣贴，查一查精华旧贴，收集（暂不整理）一下，以免丢失可惜。我主要是没时间和精力。
    小王子：如嘉谚所说，“争取”是很必要的，我也这样认为。但我们首先要有这样一种意识：我们自己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权”，这是第一，跟别人或任何社会组织结构剥夺不剥夺无关，就是坚决不否认自己具有话语权。其次，才考虑这本来就有的东西哪里去了？我们就这么放弃或不要了吗？这就是要付出的行动——争取。我在想，也跟周围很多的人这样交谈过，在非常需要自救和他救的弱势群体中——他们的境况无人关注，即使那些口口声声谈悲悯与同情的志士中，那些写出多少关注民生、民声的诗人们，底层只是他们粉饰的背景，起目的是自己的形象与自己自我升华的桥梁，说到底，只有“我”，只为“我”，而没有“我们”——这也是自从这几年思想界越来越提出和关注弱视群体与信仰问题时再次走入的又一“黑洞”，本来是进步了一点，但这一点还没走入一个良好境况时，又遭遇了“非典”。提底层的，自己是站在高层，不是高层的却一直以高层自居（有的在努力中），傲然天地间，空无一切。而根本就不提的呢？完全凝固成了冰雕。
    　　
    至于本身就需要自救的“我们大多数”，在我的实际的调查与发现中，他们根本就没有“自救”的意识，也就是无“话语权”的意识，甚至不知道自己怎么还有这样一种东西。他们很多是不满的，对政府，对那些上层的人们。但又能怎样呢？你问他，想到过“争取”没有，“呵呵，争啥呢？小伙子，嫩着呢，别酸了！少跟政府装佯！”——这是有那么一点发现力的人。“哦，我们，我们啥也不缺，挺好，人家要割就割吧，你不被割就没好处，甭想过得舒坦……哈哈哈哈”——这是另一种“哲学”，对于我们，或许已是“常识”。还有，“什么，有什么说的，老祖辈子就是这样，那是当“官”的事。但决大部分，都感到这样的问题“莫名其妙”，那是“扯淡”……为此，我也不禁凄凉，“知识分子”辛苦的“争”，对于本就需要的人来说却是“天方夜谭”，是“狗屁”。我就想，连这样的意识都没有，何谈争取？
    　　我们的观点不矛盾，这都需要“我们”大家的一起觉醒与努力，身体力行的去做。对，我们“有”，争回我们本来就“有”的。
    关于整理杨春光发在诗选刊，杨子鳄、和其他有关论坛上的贴子，我有时间的话会尽量去做的。因为这是我们这次运动的重要材料。
    老象：小王子这一番解说，可算是相当完备了。我今天上课还对学生谈到：现在工人农民最可怜。上世纪2-30年代，还有刘少奇、*那些人为他们作主，把他们组织起来，为他们代言，争取自己的权利。而今，中国工农重新落到了底层，处境悲惨。你看现在的知识分子，谁去管他们？只顾自己捞钱，包括大学教师在内！可说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可耻的一群了。
    所以，话语权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了很多层次，表现它也有许多角度。有话语权意识的同一个人对不同对象，有时是行使（对已经具有的），有时是争取（对还没掌握的）。至于知识分子自动放弃话语权力，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们这种小切磋是有意义的，你不妨整理一下，重新发在空房子，或作为话语革命讨论的资料之一滴。
    小王子：好的，我们要经常收集这些交流的意见及看法，对于“低诗歌写作”会有一些帮助。
   
   
   2004年9月
   
   
   

此文于2007年03月15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