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自由劳动者（职业者）的人——高洪明
   　　
   　　　　　　　　　徐永海
   　　
   　　（此稿为旧稿，首发在《北京之春》第77期99年10月）

   　　　　
   　　在一九九四“六四”五周年的时候，高洪明带着“纸钱”骑着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准备悼念那些在“六四”中死去的人，可是还没有到天安门广场，就被警察抓了起来，之后被劳动教养两年。第一年被关在看守所的一间“小号”里，“小号”是关押杀人犯等重犯的地方，面积很小，而且关他的那个“小号”还没有窗户，关在这里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第二年被送到东北齐齐哈尔的双河劳教农场，在这里干了一年的农活，这里的农活是非常非常累人的，别人对我说过，那时高洪明腿上布满一个一个的小口子，那是在插秧时冻裂的。
   　　
   　　在东北齐齐哈尔的双河农场，那几年先后关过周国强、严正学、高洪明、高峰、刘凤钢、刘念春等几位朋友。在这个朋友中，高洪明与周国强、严正学、高峰、刘凤钢在一起过，刘念春则是在高洪明释放后被送到双河农场的。高峰、刘凤钢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们因为共同书写《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均被劳动教养，高峰、刘凤钢被送到双河农场，我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小号”里，因此我无缘与高洪明他们在一起。
   　　
   　　1997年刘凤钢和我期满释放，出来后的第一次见面，我们谈了各自的经历和自己所接触的人，刘凤钢就给我谈到了高洪明。刘凤钢说，高洪明是“民主单干户”、“民运个体户”，他以前和大家联系很少。在不久以后的一天晚上，我在刘凤钢家见到了高洪明，我们谈了各自的经历和各自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易，虽然经历了如此的磨难，高洪明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高洪明的性格是坚强的。
   　　
   　　1998年底，高洪明和我谈了他组建“中国自由劳动者工会”的想法。在改革开放以前，企业都是国家的，那时我们提倡“无私奉献”，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企业不再是国家的，很多企业是外国资本家的和中国资本家的，外国资本家的品质，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已经告诉了我们。中国新兴的资本家，有一些人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些是从监狱释放的，有一些是贪污腐败分子，这些人的品质，道德高尚是不适合他们的。面对这些，如果我们还用“无私奉献”来对待他们，那绝对是错误的，我们要作的是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应有权益。
   　　
   　　面对资本家，工人个体是弱小的，工人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马克思、列宁，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并且还应用在自己的实践中。工会是工人联合起来的一种形式，是工人保护自己应有权益的靠山，如果没有工会，工人个体保护自己的权益是很难的。这些道理在我们这个一直受着共产主义教育的国家里应该说是深入人心的。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职业，都在固定的单位里上班，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固定单位里的工会会员。可是改革开放后，有很多人失去了原有含义的固定职业，还有很多人一直没有这种固定职业，尤其是农村的进城打工者。由于我们国家原有的工会组织形式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面对非计划经济的人们，工会并没有发生有效的转变。自由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应该有自己的工会，这个工会应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部分。
   　　
   　　在听了高洪明的话后，我认为很正确。多年了，作为一个医生、一个精神科医生、一个心理工作者，我一直关心劳动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劳动权益受伤害是劳动者心理痛苦的一个最主要原因，用医学的方法、用心理的方法医治他们心理痛苦是正确的，同样通过保护他们的权益来使他们免受心理痛苦则是更重要的。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心理健康等有关的问题，并一直希望有一个研究机构研究这些。在今年5月，高洪明在他的“中国自由劳动者工会”的筹建设想之中，加了筹建这样一个研究所的设想，并写了我的名字，对于这一点我很感谢。
   　　
   　　可是没有想到，高洪明在5月29日被抓走，8月2日被判刑8年。在他被抓时，他家中的电脑、传真机、以及一些钱被拿走了，高洪明释放后一直没有工作，一家生活完全靠妻子一人微薄的工资，生活十分不易，现在又被拿走了一些钱，生活自然更加困难。我还听说，警察问过高洪明的妻子，高洪明的家族中有没有患精神病的，这点与我们精神科医生问病史一样，在这里，我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负责任地说，高洪明的精神是正常的。
   　　
   　　在“中国自由劳动者工会”上，高洪明的做事原则首先是合法，在2—3月份，高洪明就把“中国自由劳动者工会”有关筹备申请书寄给有关部门，并说明如果不同意，就停止有关工作，可是一直没有人说不同意。由于没有人说不同意，可也没有人说同意，高洪明和我只进行有关理论的探讨。就“中国自由劳动者工会”问题，高洪明是办了一件好事。现在高洪明在难中，希望大家给予帮助。
   　　
   　　徐永海
   　　
   　　1999年8月2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