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灭亡取决于突发的偶然事件 /徐水良文集

【大纪元11月27日讯】(希望之声记者苏菲采访报导)美国《网络文摘》主编徐水良先生接受采访指出，共产党从一产生，就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势力。它的性质，是一个卖国党，它的行为，是杀人屠夫，它的腐败程度远远超过希特勒的纳粹党和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徐水良先生把中国社会现状比喻为“超临界”状态，他认为：这个邪党有可能随时灭亡，它不灭亡，就没有天理了，它的灭亡取决于突发的偶然事件。

（一）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共产党都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政党

人类社会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经济为本

徐水良先生指出，共产党从一产生就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势力。人类历史向前进，向民主和自由发展，向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可是共产党要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以经济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它以经济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马克思本人也说反对异化，可是他恰恰是用经济异化来反对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其他方面，因此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反人类的。

他把经济讲成是决定社会的力量。经济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决定经济，不是经济决定人，是社会决定经济，不是经济决定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反动的理论。发展到列宁主义，搞无产阶级专政，搞专制，消灭一切自由民主。

二十世纪最邪恶的反动逆流

徐水良先生说：如果说二十世纪有什么最邪恶的东西，那就是它产生了巨大反动逆流，一个就是共产主义反动逆流，在共产主义反动逆流之下，又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即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反动逆流，这两种逆流实际上是一股逆流，就是社会主义反动逆流。

共产党讲共产社会主义，主张共产制度的社会主义，希特勒主张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两个都是社会主义范畴。共产党是一种非常左的逆流，搞阶级斗争，希特勒更左，还搞种族主义。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共产党在俄国掌权。两个社会主义邪恶国家，一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邪恶的力量，一个是希特勒，杀了1千多万犹太人，一个是斯大林，杀了2千多万俄国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一手瓜分波兰，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像历史上讲的，光是希特勒发动的，而是斯大林和希特勒联手发动的，联手瓜分波兰发动的。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秘密条约，希特勒入侵波兰，斯大林在旁观火。当波兰人抵抗希特勒时，斯大林从波兰东部入侵波兰，俘虏了波兰军人，并杀了8、9万俘虏的波兰军人。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杀人魔王

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杀人魔王比起毛泽东还是小巫见大巫，毛迫害死的中国人超过它们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现在一般比较专门的统计认为：毛迫害死中国人8千多万人，实际上这个数字可能还要多。8千多万是一个大国的概念。8千多万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比起希特勒、斯大林杀人数总和还要多一倍多。希特勒杀死1千多万，斯大林杀死2千多万，合起来是3千多万。毛泽东害死8千多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是1千多万，第二次大战死亡人数是5千多万，包括希特勒那1千多万。两次大战死亡人数不过是6千多万，毛泽东就害死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还要多。因此共产党是比起纳粹更加残暴，比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法西斯更加残暴。毛泽东在人类历史上比希特勒、斯大林、比纳粹更邪恶的杀人魔王。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贪到这个程度、腐败到这个程度的

徐水良先生说，中国共产党比希特勒的纳粹党、比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也更加邪恶，因为它不仅是杀人多，而且它还腐败。希特勒纳粹只是一个专制党，到现在没有看到有关纳粹党有什么大的贪污行为，现在共产党拼命讲它经济搞得好，但希特勒的纳粹党比共产党搞经济搞得好，它在全世界大萧条经济条件下，创造了不少经济奇迹。它靠的是纳粹党的献身精神，都深入到街道上去组织生产。可是现在中共邪党，没有一个不腐败、无官不贪，这是在苏联、在希特勒、在蒋介石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贪到这个程度、腐败到这个程度的。

还有一点希特勒杀人是杀犹太人，它不搞卖国，它相反要搞侵略；斯大林也要向外侵略；可是中共邪党一产生就是一个汉奸党，就是它听命于苏联，出卖中国的领土，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杀中国人。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它都是一个邪党，它的性质是一个卖国党，它的行为是杀人屠夫，而且是比希特勒、斯大林更加凶残的屠夫；它的受贿、腐败程度都远远超过纳粹党希特勒和斯大林苏联共产党。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共产党都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政党，它能够长期统治下去，它不灭亡，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没有天理了，就不符合历史规律了，它必然要垮台。

问题是在于中共非常专制，它用暴力镇压一切反抗，不允许任何有反抗的组织力量存在。

（二）中国社会的“超临界”现状

徐水良先生把中国社会称作“超临界”状态，中国社会“超临界”状态是什么意思呢，自然科学上讲，比如水蒸气，在一定的压力下就凝结成雨或凝结成水；溶液里面比如放砂糖呀什么呀，它就溶解，到饱和程度他就开始结晶，可是在特殊情况下，由于没有结晶凝聚核心、没有有组织的结构，它的压力已经远远超过临界状态了，它的溶解点、饱和程度远远超过结晶点了，可是它没有结晶，就是“超临界”阶段了。之所以产生这种超临界状态，是因为缺乏产生凝聚的核心，缺乏有组织的结构。共产党超临界状态造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把任何组织，把任何有组织的结构都破坏掉了、都消灭掉了。如果空气中大气中存在大量的水蒸气，没有凝聚核心，它不会凝结，不会结晶成雨点落下来，人工降雨就是这个原因，向天空发射一定物质，产生大量微小晶体，让水蒸气附着在上面，凝结成水滴，然后落下来变成雨。

受中共破获迫害的危险与人数成几何级数

共产党特别专制，任何社会，大多允许反对派的存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共产党却把所有的反对派、包括民运，它一定要破坏掉。就秘密组织而言，从统计学来讲，一个秘密组织，人数越多，被发现被破获的可能性，随人数成几何基数的增加。文革期间，无论什么秘密组织，秘密团伙，超过3个5个人，就可能被发现被破获，尤其超过10个人，几乎没有不被破获的。共产党统治就是靠暴力、靠对所有反对派组织的镇压，靠欺骗，来维持。

针对有一部份人认为中国经济好起来了，人民生活也比以往不同，因此怀疑“有退党大潮和中共要灭亡”的说法，徐水良先生指出：中国的百姓自己清楚，外国人包括海外的华侨根本不明白中国的情况，几乎都受误导。其实，有时，当人们认为共产党形势稳定的时候，恰恰往往是共产党要垮台了。苏联东欧也是这样，当人们认为形势大好时，恰恰是形势非常坏。

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们根本不了解中共那个制度是多么的邪恶、多么的讲假话，多多少少相信了一些假话的西方人，他们看不懂中国的真实情况；而华人有利益在，还有共产党的收买。像杨振宁，文革把中国搞成那样，他还大唱文革的赞歌；到了海外的华人也是这样。海外华人要发财也要依靠大陆、要做生意要讨好中共；有的人是因为有亲属在大陆、家人在国内，怕得罪了邪党回不去大陆，家人也要受牵连。

专制政府崩溃的决定因素是时机和条件

徐水良先生指出：“中共垮台”完全是可能的。专制政府崩溃时往往是它统治非常牢固时，中国的情况，可以讲中共政府有非常多的反对派，有89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规模，人类历史上，从来的运动规模，连它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光北京就几百万、全国上千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在东德、在苏联，没有多少异议人士，包括东欧、苏联、波兰全欧洲都加起来也没有中国的反对派人数多；从苏联到东欧，也没有老百姓像中国这么反对共产党。

大陆的军队十分不稳定。当时（89年）中国（民主）的发展情况，比东欧等好的多。好像当时苏联、东欧比中国还稳定的多。但最后先崩溃的却是苏联、东欧等国家而不是中国。所以反对派的强弱、有没有组织力量，都不是变革的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时机、条件。

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超临界状态经常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它的突然变化也是由偶然事件造成的，是以突发事件来解决的。像溶剂里加一点灰等下去，全部就凝结起来，表面看是溶液，其实是超饱和状态，一般人不理解，人们多听到过“饱和”状态，空气中水蒸汽再多也是饱和状态，实际上不是，它是超临界状态。它溶液中的凝结远远超过饱和状态，比如它的饱和状态是20克，超临界可能是50克。突发事件，它的结晶是自然的、无序的、分散状态的结晶。

超临界状态取决于偶然，用突发事件来解决

人类社会也是这样，超临界不是普通规律的状态，往往取决于偶然因素。比如中国的6.4，当时中国的条件好的多了，比苏联的情况不知要好多少；苏联东欧表面上看也稳定的多，当时红场上只有几万人，而“89”天安门广场上几百万人，比苏联的规模不知大多少。中国的军队也不稳定的多，都在等赵紫阳下命令，但是赵紫阳没有这样做，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苏联，叶利钦只是俄罗斯共和国的，而不是全苏联的领导，当时他没有很高的职位；而赵紫阳在中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拥有最高领导权，一切情况都比苏联好，就是因为领导人态度不同、勇气不同，结果完全不同。

赵紫阳不愿意犯罪，在这一点上我们尊重他，他当时没有犯罪，保住了良知、良心，可是他没有为中华民族立功。在某种意义上，赵紫阳没有担当起历史责任来，也是失职，有过。我说很多东西取决于偶然因素，如果苏联是赵紫阳，中国是叶利钦，那中国就胜了，苏联就败了。一个统帅不敢打仗，这个军队还能胜吗，不可能胜。所以很多情况取决于偶然因素，人类历史上的革命，很多是有组织的，也有很多是没有组织起来的，比如俄国二月革命，开始是居民抢粮，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政党来领导，结果二月革命成功了。东欧革命没有组织领导，除了波兰，许多国家的情况，是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所以这种革命根本不取决于有没有组织，有没有领导，它是超临界状态，取决于偶然，它用突发事件来解决。

中共是一手暴力、一手欺骗，它既然没有给任何有组织的力量、任何有组织的结构存在的条件，那么，中国的无序、突变和不稳定状态，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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