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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五年冬，華北政局益形惡化。滿洲國已成立三年，熱河長城各口盡失，冀東灤東名存實亡。宋哲元與日本人妥協，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搞特殊化。國難當前，水更深、火更熱。我負責的冀晉察綏四省統稅局只好讓出，交給新政權了。北雁南飛，我到了上海，充作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一名委員的閒散差使。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可大可小、可有可無，表面上經濟研究處是提供金融意見、研討中央銀行金融政策。實際上孔祥熙總裁很少諮詢經濟處。而我們這些委員也很少提供意見。我寫了兩篇關於華北財政問題文章登在英文經濟月刊。平淡無奇，沒有什麼人注意。際此閒散之時，財政部賦稅司高秉坊相邀去南京創辦所得稅。這是中國財政及稅務中一件大事。本文所述就是中國所得稅得起源和經過。

    財政和稅收的重要是任何政府所不能忽視的大政。人無錢不行、鳥無翼不飛，政府無錢則百政不舉。而政府的財源在於稅收。政府立法向人民徵收各項稅捐，或按物收稅或按人收稅。例如田賦是按土地收稅，貨物稅按貨收稅，人頭稅按人收稅，五花八門，稅目繁多。各國各有捐稅，中國也不例外。中央、各省、各地方，均各有自己的稅捐。可惜現代的中國，許多事沒有現代化，捐稅項目雖多而收入很少，擾民誤國，從來已久。國民黨一九二七年當政以後也沒有很大進展。一九三四年五月全國財政會議，據當時的統計，中國的苛捐雜稅共二千六百多種。有人譏稱「國民政府萬稅（歲）。」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宋子文任財政部長，對於稅務之整理不無貢獻。例如廢除釐金，改創五種統稅（棉紗、捲煙、麵粉、火柴、洋灰）。統稅是美國人洛克阿特（Lockhardt）的設計，不無進步。然而中國稅制之亂，是幾千年歷朝歷代的遺產。明清兩朝，稅務紊亂，政治腐敗。民國初年內亂頻仍，各地就地徵收，等於就地搶劫，益加紊亂。國民政府成立僅五年，爲期甚短。而且國民政府的天下，只是中國地盤的三分之一，僅限於江南幾省。至於廣東、廣西、雲南、四川、青海、新疆、山東、山西等省均各自爲政。政府受時間和地區的限制，尚不足以有新的創作，或大的改革。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財政部長宋子文辭職，由孔祥熙繼任。孔宋兩人全是蔣介石的內親。宋子文是蔣的大舅子，孔祥熙是蔣的連襟，他們全是一家人。所不同的地方，宋子文自視甚高，自有主張，時與蔣介石抗爭拌嘴。蔣介石不喜歡聽不同的意見，乃去宋任孔。孔祥熙是好好先生，對蔣恭順，對各方也能妥協隨和。他是和事佬，對於息事寧人比宋子文高明多了。

    他就任不久，即採高秉坊的建議，籌開全國財政會議，希望聽聽各方意見，問問各地情況。希望協和各方，對於財政有所建樹。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財政會議開幕。這種大而無當的會議，一千多人聚在一堂，眾議盈庭，七嘴八舌，多是空話廢話，說不出什麼可行的方案。熙熙攘攘、哄哄鬧鬧開了七天。通過「廢止苛捐雜稅進行辦法」六十一項，並發表宣言。很像學生運動的學生會。大喊大叫一陣，最後發表宣言一樣。宣言中說的什麼，很少人能記得。所謂廢止苛捐雜稅，如何廢止，沒有辦法。如各省市不廢止又如何。只是說說而已。「廢止苛捐雜稅」六字之後，特加「進行辦法」四字就是表示「廢止苛捐雜稅」很有問題。如何「進行」並沒有「辦法」。當時，全國各省各地苛捐雜稅共有兩千六百多種。據我所知，任何一種也沒廢、也沒止。許多地方的捐稅反而增加了。

    孔門中有一員大將，有見解、有創造力、有組織力，那是孔部長的賦稅司司長高秉坊，此人是孔祥熙的幹員。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將山東、青島歸還中國。王正廷爲青島接收督辦。孔祥熙爲青島電話局局長。在電話局有兩個職員，一爲李毓萬（編者按：李毓萬曾爲本刊寫過「孔庸之先生在北方」、「爲國盡瘁之孔祥熙先生」、「我對張自忠將軍的認識」等文，在臺病逝），一爲高秉坊。這兩個人成了孔祥熙的班底。李毓萬一輩子跟從孔祥熙充任機要秘書；高秉坊代表孔祥熙辦理一切事務雜務。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孔祥熙充任工商部部長，高秉坊爲工商部總務司司長。一九三四年孔祥熙調爲財政部部長，高秉坊充任賦稅司司長。

    賦稅司名義很堂皇，顧名思義好像管理全國賦稅主持一切稅收，實際上是空衙門。不管什麼賦、也不管什麼稅。因爲中央稅中，海關稅、鹽稅，由外國人主持。中國官方另有關務署和鹽務署，各自爲政，與賦稅司無關。宋子文創辦的五種統稅，另立稅務署，也本理賦稅司。煙酒、印花、田賦均有獨立的主管機關，賦稅司不能聞問。因此賦稅私事有名無實的一司。高秉坊雄才大略，不願久坐冷板凳，急於有所建樹，乃主張召開財政會議。孔祥熙從其議，乃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召開全國財政會議。在財政會議時，我第一次遇見高秉坊。我們彼此有許多相同的見解，真是相見恨晚。他於會後組織地方捐稅整理委員會，試圖廢止苛捐雜稅。我當時仍主持華北統稅事務，不克分身，把我的朋友關吉玉借調給他作爲捐稅整理委員會的委員。關吉玉員是統稅局副局長，他的薪水，仍由我付。高秉坊大爲歡喜。因爲他的賦稅司是空洞的一司，沒有直接可館的稅，沒有可調之款。捐稅整理委員會沒有單獨的預算，沒有經費。現在有了不化錢而能工作的人，豈不甚好。關吉玉德國留學，很有經濟才幹，後來到台灣作過財政部部長，那是後話。另外捐稅委員會工作人員有翁序東（之庸）、孫曉村等，均是一時之選。可惜雷聲大雨點稀。捐稅的整理，在理論上許多應該廢止，而實際上辦不通。要人家把入口的肥鴨吐出來，很不易辦得通。廢除一種苛捐，原來收此捐稅的人，少了一筆收入，如何補上，財政部沒有辦法。各省市各有勢力，廢止一捐一稅如何實行，如何使之奉行無阻，財政部無此武器。賦稅司無牙可咬。捐稅整理委員會只能作作文章，發發牢騷，沒有多大效果。然而，高秉坊另有一事可作，是一大進益。

    次年（一九三五）我由華北撤退到上海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作一名閒散委員。高秉坊要廢物利用，把我拉伕到南京創辦所得稅。他善魚利用閒人，善於拉伕。我的薪水照舊由中央銀行支付而實際工作是在財政部。高秉坊的組織能力可見一斑。他是金陵大學農林科畢業，對於稅務的理論和經驗均是空白。但是胸懷雄心壯志，有組織拉攏人才，有孔祥熙的後臺，所以能創出大業。孔氏門中有兩大派別：一派是走內線舞弊營私的一幫。例如被槍斃的林士良等。另一派是正人君子、奉公守法、忠實幹事的人，如高秉坊。要記得，任何一個壞的陣營總有幾個好人，方能支持這陣營。如完全是壞人的陣營，就成不了一個陣營了。

    所得稅是現代國家中央政府最大的稅源。美國聯邦政府稅收百分之八十是所得稅。英國、加拿大是百分之六十。澳洲、瑞士、芬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所得稅均佔政府收入的一大半，百分之五十以上。

    所得稅比較公平。租稅原理以有錢出錢，按每人擔負的能力納稅爲最高原則。富人多納錢，貧人少納錢。所以比較公平。至於按件收稅的貨物稅，則比較不公平。例如鹽鐵稅，按鹽的重量付稅。十斤鹽付五分錢的稅，窮人付五分錢，富人也付五分錢。不問貧富，不問負擔能力，窮人吃鹽多付稅多，富人吃鹽少付稅少，是則窮人多付稅，富人少付稅，殊非是理之平。所得稅無此不公現象。富人收入多要多付稅，窮人收入少就少付稅。而且所得收入有累進率，年收入五萬元付百分之三，年入十萬元付百分之五。年入五十萬付百分之十，逐級超額累進。收入越多而付稅的比例越大，按納稅人的能力付稅比較合理公平。

    所得稅的創立多在戰爭財政困難時期。例如英國所得稅開始於英法戰爭期間。一七九九年首相比提（Willian Pitt）提議徵收，以應戰爭之急需。美國南北戰爭時林肯總統於一八六二年徵收所得稅。均是在戰爭緊急之時，利用人民熱情，創立新稅，阻力較小。納稅付錢，是每人所不願意作的事。當戰爭臨頭，人民有犧牲熱情，出錢出力在所樂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國難臨頭，日本人節節進攻，中國人大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推行一種合理稅制則反對者少，易於成功。

    這三點我和高秉坊談說，他大爲贊成。他力主我向孔部長說說。有一天我倆去見孔部長。我把這三點向他陳述，他極爲欣賞。孔先生是老好人，沒有主意、沒有主張。但是好的意見他聽得懂。他是財政部長。主要工作是籌款「剿匪」和如何抵抗日寇的進攻。他聽到籌款加稅有新法，自然喜出望外。於是由高秉坊主持籌辦創立所得稅。　

    理論上說來容易，真正實行難。如何創辦？由何人創辦？就不簡單了。彼時經濟學者和稅務人員，僅知初步理論，要寫出一部所得稅法就不容易了。無中生有，沒有前例，沒有可參考的資料，沒有所得稅一類的書籍是一難題。當時經濟名家如馬寅初、金國寶、中央大學財政學教授朱偰、立法院的經濟委員衛挺生、陳長衡諸君子全是只知所得稅的理論，要請他們坐下來寫一部所得稅法，無人可能承擔重任。高秉坊東請西聘，說來說去，落在我一個人頭上。我的資格是學過財政租稅、辦過稅務、學過會計。然而所得稅關聯許多數學、法律問題，不限於純理論。而我的困難既無參考書，也無人請教商討。問計無人，只能硬著頭皮搜盡枯腸，費了三個月工夫，創造條文二十三條，名爲所得稅暫行條例。這二十三條是中國所得稅的鼻祖。據說胎兒之長成第一肢體是先有鼻子。這二十三條就是胎兒的鼻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