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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的人口、面積與農業資源佔全國的比例偏低，但山西戰場的掌控對於中國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中日八年戰爭和國共戰爭都發生決定性的作用。民國26年(1937)七七事變後，侷促陝北的中共遣三師紅軍挺進山西，迅速膨脹，建立橫跨內蒙、華北的四大游擊根據地，改變中日戰爭形態，且於抗戰結束後發動所謂「人民解放軍」擊敗國軍，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動員山西的群眾、掌握山西的戰略資源、利用山西的戰略形勢進而經營內蒙、華北戰場，累積抗禦日軍以及後來擊敗國軍的力量，使中共走上勝利之路。值得討論的是中共對於山西戰場的戰爭目標前後是否一致? 其戰爭動員的本質究竟是原來的共產主義運動? 抑或是民族主義運動?1由於中共文獻及其黨、政、軍要員的回憶錄大量刊行，從中可以重建當年中共經營山西的歷史，可以探討中共戰爭目標的變動與戰爭動員的本質，特別是民國25年以後，中共從黨中央到地下黨員各顯神通，非常技巧地運用「政治權術」，與其「階級鬥爭」結合，形成新的「政治文化」，如何評估這種現象? 它是否仍然支配中國今日的政治發展? 這是影響中國乃至於世界前途的大問題，本文以<中共在山西的戰爭目標與戰爭動員(1936一1945)>爲題，探討有關問題，同時對於中共在山西戰場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也冒昧提出淺見以求教於高明。

    1928年lO月，毛澤東主持湘贛邊界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他在政治報告中強調紅色政權之所以能夠發生與生存有五個原因與條件：2黨、軍的組織以及「向前發展」的革命形勢，毛澤東提了這三個基本條件，但著墨不多，而刻意分析下列兩個客觀條件：

    其一、是「白色政權之間不斷的分裂與戰爭」。北伐原爲國民黨領導南方各軍系打倒北洋軍閥的戰爭，但舊軍閥尚未被打倒之前，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已先分裂(政治上寧漢分裂，軍事上桂系西征唐生智)。毛澤東不幸而言中，後來新舊軍系之間仍然不斷分裂、持續戰爭，給中共製造生存的空間。

    其二、是「紅色政權首先發生能夠長期存在的地方是第一次革命影響的地方(指湘、粵、鄂、贛)。……紅色政權不能在無農會、工會組織的的西南各省長期存在」，而「閻錫山、張學良軍隊毫末接受過工農影響，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紅軍的成份」。歷史的演變是中共既不能在西南各省也不能在原來的長江中游生存，卻在西北、華北獲得生機，而且成功地分化了中共心目中反共的軍閥張學良、閻錫山，這是毛澤東始料所未及。其中最大的關鍵在於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以及其後日本的不斷侵略。

    山西省1936年人口11,328,000人，農民約占80％，面積156,416平方公里，墾殖指數約12.62％，耕地60,560,000畝，人均耕地5.35畝，由於氣候(氣溫、雨量)、土壤不佳，土地分配不均，農地畝生產量偏低，大部份農民(特別是佃農、僱農、貧農)生活艱難。正由於農業的不振，謀生的困難，省民除了開發境內鹽、鐵、煤藏以外。亦被逼遠赴口外、省外、國外負販經商，山西商人遂以富於資財著稱於世。不幸十九世紀後半晉商由盛入衰，二十世紀初期，辛亥革命及其後頻繁的內戰，俄國革命及九一八事變，都傷害到省外的晉商。至於省內，由於在保礦運動影響下，煤礦富源不能開發，新式工業發展遲緩，除了正太路、平綏路沿線以外，大部份地區仍維持原來落後的面貌。3

    閻錫山長期統治山西，其政績毀多於譽，作爲一個地方軍政派系的首領，有如其他軍閥，爲求維持個人統治地位於不墜，治軍施政恒以派系及省區的利益爲優先，令人詬病之處甚多。不過他的統治是基於歷史、地理以及中央失政各種因素形成的，而他的統治政策與全國軍閥政治中如不是最好也是列於前茅的，在1925年以前，他持「保境安民」政策不問外事，致力省區建設。1926年前後被捲入內戰，參加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戰爭，進軍平津達成國家表面的統一，不幸在1930年轉而領導反蔣各軍系發動中原大戰，失敗下野。4

    閻錫山政權基礎建立於他一手創建的晉綏軍之上，不過他並不盲目擴軍，亦不輕易用兵，直到北伐前夕因捲入內戰才急劇擴軍。北伐結束時第三集團軍官兵約二十四萬，中原大戰失敗後，縮編爲四個軍及護路師及騎、砲部隊，兵力約十二萬。5閻氏下野後，除了商震率所部兩旅離晉而投歸中央外，其餘部隊基本上仍忠於閻氏，成爲閻氏再起的基本條件。

    九一八事變後，閻錫山在山西省主席徐永昌支持下再掌省政，徐永昌主張禁煙，由中央興建同蒲路，訓練軍隊，建設山西爲華北的核心堡壘。6閻錫山則繼續販賣鴉片，自建窄軌同蒲路，聲稱裁軍，以兵工築路，而致力最多的是推動「十年建設計劃」，目標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重建其統治的基礎。不過，關於政治、社會建設流於表面的計劃無法落實，而經建及兵工建設則立竿見效，到抗戰爆發時，省營的西北實業公司已擁有三十七個工廠，有具體資本額可供計算者三十三個廠，計二千二百萬元，其中太原兵工廠十八個廠，員工一萬餘人，所生產的槍砲彈藥，在瀋陽兵工廠淪入敵手後，已居全國第一。至於投下資金一千六百五十萬元興建的同蒲路，戰前亦已全線通車。7清末正太路通車後，改變了沿途市鎮的面貌，同蒲路甫告通車，沿途市鎮的工商亦有成長趨勢，同時山西煤礦的開採也隨著工業與交通的發展以及西北煤礦公司的經營而欣欣向榮。8可惜的是十年計劃進度尚未過半，中共與日本迫不及待地對山西左右夾攻，閻錫山再度被迫面對戰爭。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強占東北，且步步進逼，駐防華北的國軍首當其衝。是以無論張學良、宋哲元、韓復榘或閻錫山都不是抗日的急先鋒，表現軟弱；至於中央，在蔣中正領導下以安內攘外政策希望先統一內部、爭取備戰時間、再以舉國力量抗日。其結果：一、日本得寸進尺，以爲可以像攻占東北一樣，蠶食中國；二、激起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的抗日情緒，而坐收其利的是高呼抗日的中國共產黨。

    閻錫山的反共立場是堅定的，從不隱瞞，他從1921年起就不斷發表反共言論，1927年配合國民黨的清共他亦以中共爲非法組織，逮捕中共黨人分別予以懲處(死刑、監禁或入反省院)。他非常銳敏地認知共產主義的蔓延是思想問題，又是農民工人起來要求土地財富「平均」的現實問題，他基於儒家思想提出「中的哲學」，既反對共產主義也反對資本主義；又以「公道主義的村本政治」來對抗流於殘暴殺人的「共產主義的平均理論」。9 1928年9月，北伐軍事告一段落，他在北平答法國記者稱三民主義即可救中國，訓政時期唯一要政是民生問題，提出「勞資合一」、「農田合一」、「工本合一」等主張。嗣即在太原設研究會討論「勞資合一」議題。lO蛰居大連時期仍孜孜不倦研究新村制度，以「勞資合一」爲基礎，新創「物產證券、按勞分配」與「土地村有」的理論。他再掌晉政後更加緊宣揚，爲了籌集十年經建資本，果即發行「物產證券」，並籌議實施田歸村公有及工廠商號由各級政府公辦。11

    1935年秋，山西直接遭受到日本與中共夾攻的威脅，當閻錫山與中央政府合作抵制日本鼓煽的華北自治運動和內蒙分離運動之際，中共紅四方面軍第二十五軍以及第一方面軍先後竄入陝北，與陝北第二十六軍會合，兵員雖未超過三萬，但以其擅長的游擊戰術作困獸之鬥，竟大敗圍剿的東北軍凡三次，聲勢大振。次年2月，紅軍渡河東侵晉西。

    閻錫山對陝北共軍早有警覺性，1934年冬，他就派兵一旅渡河在黃河西岸佈防。12不過他著重於防共，認爲防共應該是「九分政治，一分軍事」，訂有政治防共、軍事防共、經濟防共與民眾防共等整套的措施，召開防共會議，訓練防共政治工作人員。1935年9月18日，召集沿黃河二十一縣縣長開防共會議，通過他提出的「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並議決成立「主張公道團」和「山西防共保衛團」。10月10日，「主張公道團」總團部成立，縣、區各設有縣區團部，用以「組織民眾，訓練民眾，團結好人，制裁壞人，輔助行政，保鄉衛國」，以薄毓相爲總幹事。13同日，「山西防共保衛團」成立，各縣、區、村分設團隊，爲民眾防共武裝組織，由楊愛源爲總指揮。14前者是動員官紳及知識份子的組織，後者是動員一般民眾的武裝組織。他一方面說：「有效的防共辦法，是需要富人全體覺悟，協助政府組織民眾，……。」15一方面相信唯有貧民才有爲國致命犧牲的精神。16關於軍事防共，閻錫山於同年9月遣孫楚爲陝北剿共總指揮率四個旅渡河參加陝北圍剿。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所轄包括陝軍、東北軍、馬家軍、晉綏軍及中央軍約三十萬，四面合圍，三萬紅軍即使突圍東侵，其力量亦屬有限，閻錫山認爲黃河是天險，但河防過長，除派兩個師分兩段沿河築堡壘警備外，集結七個師的兵力於汾陽、離石、孝義、中陽山嶽地帶，利用山嶽地帶實行「口袋陣」戰法，他恃有優勢的山炮和大量的手榴彈，認爲對缺乏此武器的紅軍可操勝算。17

    出乎閻錫山意料之外，1936年2月20日，毛澤東竟揮師渡河進攻山西，結果閻錫山的政治防共所發生的效果有限，軍事上八萬兵力(包括調回駐陝北的晉軍)和防共自衛隊以及武器的優越亦無法保證勝算。反而被兩萬紅軍以圍點打援的戰術擊潰一個獨立旅。18且即分兵兩路北上南下分途鏖戰。閻錫山自覺無法依恃晉綏軍圍剿紅軍，又恐太原有失，遂於3月初電請中央調兵馳援。3月中旬，中央遣八個師(包括商震部兩個師)編爲三個縱隊，開入山西，終於逼使紅軍退回陝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