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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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中央政府时期中华民国文教事业
彰往可以察來 顧後亦能瞻前
◆ 析世鑑 ◆
SINCE 2005
……燕京神學院中國教員中,更有幾位熱心的基督教領袖認爲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在理想上不無共通之點。這兩項世界潮流,既然不能彼此永久廻避,只有謀求共存之道。基督教在歐美已受資本主義毒紊浸染甚深,在中國則無此先入爲主之弊病。所以中國正是試驗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共存構想的適當所在。可惜這些位抱著滿腔熱心,想與共產黨作合作試驗的基督徒領袖,不久便認識了共產極權的眞面目。人人自保,宗教信仰,全成問題,還說什麼合作不合作哩?總之,共產主義在書本上看來,不無道理,偶有引人人勝之處。而共黨一旦奪得政權,實施主張,無論俄共、中共,只見一副猙獰面目,一套高壓手段。所可惜者,人類天性傾向於憧憬美夢,避對現實。不知還要遭受多少苦難折磨,才能把全人類由這共產夢中喚醒耳。
……脫離燕京、北平,亦不簡單。當時戰局瞬息有變,交通紊亂已極……時局愈益緊張,哈佛燕京學社辦事處決定由燕京遷往嶺南大學。學社幹事海女士(Hilda Hague)特來通知。並說已包妥金牛號,剋日飛往廣州……中外友好聞訊,前來送别幫忙。好幾家中國同仁羨慕我們的決心與機遇。但是見諸行動,談何容易?第一要放棄家業,另作别圖。第二得略有積蓄,拿得出這一筆離平旅費。而且學校竭力挽留,惟恐散夥。左派們,師生都有,竭力監視,全有報告。設若立意出走而走不成,其結局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個人行動自由」這句話只能認爲是一句官話。對此有關個人禍福的抉擇,竟不能公開商量討論。只有見了密友,才敢私相耳語。一個大學校園,已然罩了一層濃霧,人人自保,人人緘默,人人不說實話,悲夫!到後來還有國際觀察家數人頭說,你看,脫離共區的佔少數,留住共區的佔大多數,可見人心向共。說這樣話的人,不是共產收買的說客,便是智商只有十二歲的人!
——原燕京大學代校長梅貽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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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法: 章炳麟其人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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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往可以考來·後顧亦能前瞻 ◆

章炳麟其人其學

張玉法

壹、前 言

    近代以來,由於中西文化接觸,中國產生了不少學貫中西的思想家。這一類的思想家,約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由國學看西學,這一類型的人通常國學修養較深,或先對國學有较深的認識;第二種是由西學看國學,這一類型的人通常西學修養較深,或先對西學有較深的認識;第三種是將國學與西學作對等的比較研究,這一類型的人不管是先接受國學抑先接受西學,也不管是對國學認識較深抑對西學認識較深,對於國學和西學都沒有入主出奴的成見。做學問能夠做到這一步,必然能夠取精用宏,卓然成家。章炳麟就是這一類型的學者。

    章炳麟是國學家,但不是故紙堆中的國學家。至遲在三十六歲時,即以國學道統自任。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炳麟以蘇報案入獄,自謂「上天以國粹付余」,原擬「恢明而光大之」,不幸「懷未得遂」,即繫於獄,使「國故民紀,絕於余手」,良可興歎,其抱負可以想見。炳麟不僅以國學自任,且以國事自任。清末從事排滿革命,民初一度作政黨活動,也一度居官,這使他的治學方向落實,不流於空疏。爲了求取眞知,炳麟治學無分中西,研究的興趣由國學伸展到佛學,又伸展到西學,然後以佛學、西學印證國學。炳麟對佛學的造詣頗深,對西學的認識雖较國學爲少,但對西學沒有什麼偏見,因此對東西學術能運用自如。能夠運用自如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致廣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以國學立根基,以佛學、西學致廣大。

    炳麟處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他既不是新時代的保守者,也不是舊時代的急進者。他把舊時代的思想化爲新時代的思想,同時也使新時代的思想適合於蛻變無多的舊社會。炳麟所以能得到學術及思想界的廣泛推重,不是因爲他在新時代裡擁有舊知識,也不是因爲他在舊時代裡傳播新思想,實在是因爲他有學問無中西、思想無新舊的胸懷。

    研究炳麟的思想,應從了解其學術著手;研究炳麟的學術,又需從其一生交遊見聞著手;而思想、學術和生平事蹟,又與時代背景息息相關。此處即分爲時代背景、生平事蹟、學術成就、思想貢獻四方面,來探討炳麟的生平及其對學術思想的貢獻。

貳、時代背景

    章炳麟生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所謂新舊交替,從學術來看,是傳統中國學術衰落和西方學術傳入;從政治来看,是專制政治沒落和民主政治萌芽;從統治階層来看,是滿人政權消失和漢人政權重建。炳麟生在這個時代,影響這個時代,同時也受這個時代的影響。

    炳麟出生時,中國已在滿人統治下二百十五年。滿人在民國成立後被視爲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當時則被視爲異族。在炳麟看來,滿人的統治,對漢人而言,暴苛而不合理,他曾经舉出十四點:

    ⑴ 滿兵駐防各地,使齊民歲供甲米。

    ⑵ 將天下財富屯積於遼東,又於皇室陵寢貯藏鉅金,使財幣不流。

    ⑶ 收取州縣耗羡,歲增釐金夫馬雜稅。

    ⑷ 滿清開國之初,於揚州、嘉定、江陰、嘉興、金華、廣州等地肆殺漢民。

    ⑸ 康熙時,鄭成功據台灣圖謀復國,清廷懼濱海居民作嚮導,强迫民人內遷,更不許民人出海。乾隆時,海外僑民爲荷蘭人屠戮三萬餘人,清廷不僅不加保護,反以僑民爲「寇盗之徒」,任外人殄滅。

    ⑹元人入主中國,宋室尚有「瀛國之封」,滿人對明朝宗室剿減殆盡。

    ⑺ 元人未以文字獄消除漢人民族思想,清自康熙以後,凡以文字諷刺國政者皆處以極刑,且誅及種嗣。

    ⑻ 爲遏絕人心思漢,焚毀舊籍八千餘種,包括明末及宋末諸臣奏議及文集。

    ⑼ 漢人有罪,發八旗爲奴,背逆人道。

    ⑽ 州縣對罪犯有就地正法之權,刑部及按察不加監督,常成寃獄。

    ⑾ 設置警察,徒具虚名,不治奸宄,專擾良民。

    ⑿ 多爾袞盜嫂,玄曄淫妹,滿人亂倫習氣,沾染中夏風俗。

    ⒀ 賣官鬻爵公行,增長官界邪惡。

    ⒁ 清初有薙髮令,漢人以蓄髮死者甚多,使中國衣冠禮樂,夷爲牛馬。

    上述滿人的暴苛統治,部分爲民族文化的,部分爲政治的。政治的暴苛影響於一時,對民族文化的破壞則影響深遠。

    清廷對民族文化的破壞,主要用三種手段:其一是興文字獄,其二是焚書,其三是刪改古書。興文字獄的目的在鎮壓漢人的反滿宣傳,清初的重要文字獄約有下列各種:

    ⑴莊廷鑨獄:莊廷鑨,浙江人,編「明史輯略」,於清兵入關事秉筆直書,康熙二年(一六六三)爲歸安知縣吳之榮所揭發。時廷鑨已死,乃戮其屍,株連而死者七十餘人。

    ⑵ 戴名世獄:戴名世,安徽人,所編「南山集」,多採取方孝標所記,並用永曆年號,康熙五十年(一六九一)爲左都禦史趙申喬揭發,名世被處極刑,牽連數百人。名世族人皆棄市,妻子充發黑龍江。

    ⑶ 呂留良獄:呂留良,浙江人,評選時文,論及夷夏之防,湖南人曾静受其啟廸,謀排滿。雍正初年,曾静勸川陝總督岳鍾琪起兵,事發,牽涉吕留良,至於戳尸,株連甚衆。

    ⑷查嗣庭獄:查嗣庭,浙江人,雍正四年(一七二六)任江西正考官,試題曰「維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而去其頭。嗣庭以此下獄死,其子亦死,家屬流放。

    ⑸ 陆生柟獄:陸生柟,廣西人,著「通鑑論」十七篇,論及封建、建儲、兵制、人主、相臣等事,雍正謂其借古誹今,殽亂國事,殺之。

    ⑹ 汪景祺獄:汪景祺,浙江人,隨陝西總督年羹堯爲記室,作「西征隨筆」,譏訕康熙皇帝。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羹堯爲人告訐謀逆,事連景祺,立斬梟首,其妻子發往黑龍江,五服以內族人皆革職。

    ⑺ 王鍚侯獄:王錫侯,江西人.作「字貫」一書,於康熙字典多所糾正。雍正皇帝以其凡例內將廟諱及御名開列,治以大逆之罪。

    綜觀歷次文字獸,可以稱爲反滿宣傳的很少,以朝臣爭寵、地方官爭功、故意羅織陷害者爲多,清廷利用其間,盡量禁壓反滿思想。

    焚書的目的在把漢人輕視夷人和敵視夷人的各種記載消除。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開四庫館修四庫全書,即對全國圖書總檢查,凡記載滿洲、匈奴、韃靼的書,一概焚燒,被燒的書不下二千種。焚燒的對象初爲明季野史,認其必有詆觸滿人之語,故盡行銷毀。其後由四庫館建議,凡宋人所著有關遼金元的書籍,明人所著關於元的書籍,其談論偏繆者,亦一律焚毁。又明隆慶以後,諸將相及獻臣所著有關邊事及滿洲之奏議及文錄,如高拱「邊略」,張居正「太岳集」,葉向高「四夷考」,高攀龍「高子遺書」,左光斗「左忠毅集」,繆昌期「從野堂存稿」,熊廷弼「按遼疏稾」,孫承宗「孫高陽集」,盧象昇「宣云奏議」,孫傳廷「省罪錄」,馬世奇「澹寧居集」,茅元儀「武備志」,袁繼咸「六柳堂集」,黄道周「廣百將傳注」,金聲「金太史集」,张肯堂「寓農初議」,張國維「撫吳疏草」,張煌言「北征紀略」。以及顧亭林「日知錄」、黄梨洲「行朝錄」等,均在被焚之列。其有存於後者,皆屬孑遺。

    删改古書是把古書中記載邊族殘酷以及邊族虐待漢人的部分删除,或把輕視邊族的語詞如「賊」、「虜」、「犬羊」、「夷狄」等改掉。關於删書的部分,如宋人洪邁所著的「容齋隨筆」,有三條爲清代刻本所無,其中一條是戴在「容齋三筆」卷三的「北狄俘虜之苦」,文中敘述金人陷開封後,將所俘帝子王孫及宦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睥的情形。關於改書的部分,如宋人晁說之「嵩山文集」卷末的「負薪對」一篇,「虜將」被改爲「遼將」,「胡虜」被改爲「異地」,「金賊雖非人類」校改爲「金人雖甚强盛」,更把泛論「夷狄喜相吞併門爭」一段完全删除。

    在這種政治環境下,中國學術的發展非常畸形,一方面是考史者留心於地理及官制,解經者留意於文字及語言,使考據學與小學非常發達;另一方面,經義、史義都不敢多所發揮,而姓氏、刑法、食貨、樂律等實事求是之學,前代頗有成就,而清代非常衰落。在政治權威高漲的時代,一般讀書人不講經世濟民的實學,反在無補於國計民生的小技上下工夫,這眞是國家的不幸,學術的不幸,學術的不幸!

    炳麟所處的時代,一方面是滿族統治的暴苛,民族思想的消沉,和固有學術的衰落;另一方面,則爲帝國主義不斷侵略,中國舊體制開始崩潰,西方思想和制度逐漸移植到中國來。而外患的日益嚴重,尤促使了知識分子的自覺。

    外患發生在炳麟誕生以前的,有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一八四○—一八四二)的鴉片戰爭,結束鴉片戰爭的南京條約,割香港,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使中國大量與外國接觸;有咸豐八年到十年(一八五八—一八六○)的英法聯軍,結束英法聯軍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增開商埠,外國公使駐京,使中國有洋務運動的產生。此後,在炳麟十二歲時(光緒五年,一八七九)日本併吞琉球,十三歲時發生中俄伊犂交涉,十七、八歲時(光緒十年至十一年,一八八四—一八八五)法侵安南,十九歲時英併緬甸,二十六歲時(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英、法共謀暹羅,使廢止向中國朝貢,二十七、八歲時日本獲得朝鲜的宗主權,並割取台灣、澎湖。三十歲時(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德佔膠州灣。此後三年間,俄租旅大,英租威海衞,法占廣州灣,列强在中國畫分勢力範圍,中國面臨瓜分之禍。炳麟三十三歲時(光緒二十六年,一九○○)發生八國聯軍,三十六歲時發生日俄戰爭,四十三、四歲時(宣統二至三年,一九一○—一九一一)日併朝鲜,英侵片馬,外蒙發生離心運動。

    中國在一連串的外力衝擊下,進步的知識分子早己開始呼籲救國,由學習西藝到重视西學,由制度改革到國體變更,變化之大,前所未有。炳麟處在這個時代,由於對民族和中國學術的熱愛,非常關注中國的前途。他希望中國能行民主政治,但滿人奴視漢人,中國如何能獲得眞正的民主?他希望中國能抵抗外來侵略,但中國的政權尚在滿人手中,空談對外,豈不荒謬?在清末的三、四十年,炳麟之所以不顧名位、安危,獻身於反滿運動,此爲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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