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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初期的若干代表人物裏，以在學術上具有卓越的成就而積極從事民族革命运動的，不用說，當然要推章炳麟爲首屈一指了。

    誰都知道：章炳麟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學術史上都佔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革命家。他在革命初期的民族革命中，對於革命思想的啟發和革命情緒的鼓舞，其所具有的貢獻，除了領導這一運動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外，是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提并論的。而他又是一個卓越的學術大师。當他参加革命的時候，他不僅在音韵和小學的成就上已超過了所有的前輩；即以經史、辭章、義理任何一項而論，他也無不卓然足以成家。他眞不愧为當時學術上的一個第一流人物。以一個學術上的第一流人物，而絕意仕進，毅然决然來参加民族革命運動，這不要說在中國近代革命史和學術史要算第一人；即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來說，實亦并不多覯。

    自章炳麟的著述言論來說：其千流萬派，浩瀚無涯，固然使後之覽者爲之驚怖、震駭而至景仰無極。其实，他學術思想的波澜起伏，曲折縈洄，都融匯歸宿到他崇高而磅礴的民族氣節。我們要瞭解他的學術和志業，必先體認他的超人氣節。

    炳麟原名學乘，字枚叔。因少慕顧亭林的風慨，故易名爲絳，號太炎。浙江餘杭縣人。生於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死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活了六十九歲。他天性聰穎，幼好讀書。外祖朱氏授以春秋大義，謂：「夷夏之辨，嚴如君臣」，他銘記之於心，迄未或忘。稍長，得讀東華錄及明季稗史諸書，由於備悉滿族虐待漢人的慘狀，因而民族革命的情操遂孕育於他的意識之中。故他以後的學術和志業，既無一不從此一種子而發榮滋長；而隨時隨地也就無一不是爲了實現民族主義和發揚民族文化而努力奮鬥。

    他在滿清末造爲了貫澈他獻身民族的心志，其所表現的震世駭俗與驚天動地的言論和行動，眞是指不勝屈，紙不勝書。舉例來說，他是組成「同盟會」三大革命團體之一的「光復會」的首腦人物。他是發「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並手撰宣言的領導份子。他又是爲了宣傳民族革命而組織的「愛國學社」的主持人。他曾爲了應邀參加唐才常在上海張園所召開的國會，因在會場爭「革命」與「保皇」不容混爲一談的問題，竟至憤而當着會衆把頭上拖着的那一條辮子剪下，以示與清廷決絕，因而表現了最使人感動的一幕。他曾爲了在上海「蘇報」序刊鄒容的「革命軍」，並發表「駁康有爲論革命書」及大罵「載湉小丑，不辨菽麥」等等激烈言論，致爲清廷所控，因而造成了震驚中外的「蘇報案」，而革命聲勢亦因之大振。……類此事件，不一而足。雖然他爲了從事這些革命活動，曾數次亡命，一度坐牢數年，甚至有好幾囘，他之倖免於被殺頭，實亦間不容發。但這種種險阻艱難，均未能挫傷他的革命決心和勇氣。他的這種不爲個人的死生禍福瞻顧計較，而赴義唯恐不先，避難唯恥不後的革命精神，便是他的民族氣節之所寄，也是他的學術思想的一種結晶。假如他缺乏了這一段民族氣節，不僅他的學術思想將奄奄無生氣；而章炳麟也就失其所以爲章炳麟了。自來的眞正革命者，必須是性格決絕的人物。帶有一派妥協氣習的入，斷然不能成功的進行革命工作。而炳麟便是這種性格決絕的人物之一。他之所以能由學術大師而參加民族革命運動并且進行得非常成功，其故即在於此。

    炳麟既因「蘇報案」繋上海西牢三年，于丙午年（一九○六）六月期满出獄之后，即被「国父派員送到日本去參加「同盟會」并主持「民報」。他到了日本後，留日學生在東京神田區錦輝館開會歡迎。他即席演說，曾說：

    ……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說；說了以後，遇着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囘，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爲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神經病。近來有人傳說：某某是有神經病，某某也是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面現前的時侯，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原詞見「民報」六號。）

    炳麟這篇演說不但感動了當时在座的留日學生；也感動了全國人的心靈。而正由於他自己是有幾分神經肩的人，所以他敢想、敢改、敢做；因而他能很成功的從事民族革命工作。故自那時起，人們對他即有「章瘋子」之目；而他雖知之聞之，而亦不以爲忤。

    炳麟對革命思想的啟發和革命情緒的鼓舞，其貢獻最大和影響最深的，要算他在東京主辦「民報」的那一個階段了。原來「民報」爲當年「同盟會」最主要的機關報刊。在辛亥以前，它是影響中國民族革命和新文化最巨的一個報刊。而這個報刊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國革命史和文化史上佔着最光輝的地位者，實由於章炳麟長期擔任主編之故。由於炳麟學養原極深厚；而自到日後，更廣涉西籍，學益閎肆。故他當時在「民報」所發表的文章，旁徵博引，融貫新舊。既能以理論與史實構成無懈可擊的民族革命言論；而其文又能以平實渾樸的筆調出之。故每一文之出，一說之立，輒有雷霆萬鈞之力，使迎之者無法阻擋（觀於「民報」與當時「新民叢報」之論戰可知。詳見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而他當時所著的「排滿平議」、「討滿洲檄」、「中華民國解」等文，於伸張民族大義，發揮民主精神，厥功尤偉。故這一時代的中國人，除了卑鄙凡俗冥頑不靈之流，是沒有不受他的文字感動的。這是炳麟發乎至誠的民族氣節的自然反應。歷史不誠，是無人可以抹殺的。

    故自辛亥革命時的章炳麟而言：雖然他在學術上已大有所成就；但其生命感情的主流則是與民族革命結合在一起的。迨辛亥義旗一舉，華夏重光，由於他認爲民族革命至此已告一個段落，而於入民國後，倡行所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之說，致與民黨諸人發生歧見因而有先後另組「中華民國聯合會」與「統一黨」之事，其生命感情的主流至此也多少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基於他的革命決心與民族氣節，他之熱愛中華民國，仍是「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像民國二年秋間，他爲了反對袁世凱的陰謀叛國，致被囚禁於北京的龍泉寺，且至憤而絕食。又像民國六年夏間，他爲了參與護法之役，竟不避艱險的隻身奔走於川滇湘粵之間，調處軍事。這便是一些極其顯著的例子。自是以後，他雖很少預聞政事，但他到了晚年，曾一度恢復了他原有的光彩。当「九一八」事變發生，政府爲了委曲求全，尚未明令抗戰之際，他對日本那种野蠻侵略既表示萬分憤慨，而且還和馬相伯老人聯名發出通电，主張抗日。他當时之所以這樣做，純是激於民族感情。要知他原是一個民族革命家，雖然平居恬淡，但一遇到民族大義，自然是不能缄默的。翌年「一二八」上海戰事爆發，他對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日，感到和青年們同一般的興奮。他曾寫文章揚譽當時吳淞口的守將翁照垣，使翁將軍名滿天下。

    由上所述，可見炳麟是一個熱愛國家民族的炎黃子孫。他眼見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遭受到侵害，便不顧個人的死生禍福，刀鋸鼎鑊，而排滿革命，而詬詈民賊，而反抗日本軍閥，這都是發於情感之所不容已；也正是他氣節過人之所在。這不僅是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同時，也是他研求中國學術的精神命脈。

    炳麟雖是清末民初的人，但若單就其治學一方面來說，他應該算是清末人。因其學成於清末（「章氏叢書」和「太炎文緣」均刊定甚早），而又曾親受業於經學大師俞樾（曲園）之門並承受其衣缽，不用說，他的治學規模和其學風，當然是深深的受了清代樸學家的影響的。而由於他之於學無所不窺，且又精深淵博，故就其對究極問題之所見，或就其在學術上達到之境界而論，他確已突破了清代諸大儒的範圍。

    這兒，且先就他對文字之學及經、史、哲學上的成就，作一個概括的介紹：

    一、自文字之學而言：這是炳麟在學術上最堅實最具成就的一部份。梁啟超曾這樣的說過：

    其（指炳麟）治小學，以音韵爲骨幹。謂文字先有聲而後有形。字之創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國故論衡」中論文字音韵諸篇，其精義多乾嘉諸老所未發明。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容延闢其新徑，實炳麟一大成功也。（梁著：「清代學術概論」）。

    因爲炳麟認定凡治小學，非專在辨章形體，要於推尋故言，得其經脈。故不明音韵，則不知一字數義所由生，也不能知數字一義之所由。這便是小學所以必須以形音義三者相互貫穿之故。而炳燐之言治小學，謂須從音韵入手，即緣於此。他晚年開示學子，於文字之學，尤特別注意。曾說：

    說文之學，稽古者不可不講。時至今日，尤須拓其境宇，舉中國語言文字之全，無一不應究心。清末妄人，欲以羅馬字易漢字，謂爲易從。不知文字亡而種性失，暴者乘之，舉族胥爲奴虜而不復也。

    此是何等沉痛之言！不謂這種清末妄人的狂謬主張，竟演變而爲今日大陸共匪實行漢字拉丁化的具體行動。「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們今日重玩炳麟的話，眞不勝其扼腕欷歔！

    炳麟在文字之學方面的撰述，研尋文字孳乳之經脈的，則有「文始」；闡明本字借字之流變的，則有「小學答問」、「新方言」；專論文字聲韵之要義的，則有「國故論衡」上卷；斥廢漢字行拼音之謬誤的，則有「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而「文始」一書，籀繹初文，傳以今字，比合音義，明其孳乳，尤爲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