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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所引的詩，是李白的一首七言古詩「行路難」中的四句，這首詩是殷海光兄生前所愛讀的。大概是民國三十一年的一個寒夜，在昆明西南聯大的學生宿舍裡，海光兄倚案獨酌，曾用他宏亮的湖北腔，長吟着這首詩。當時我已就寢，朦朧之際，正聽到前面的四句，聲調蒼涼悲壯，頓時使我睡意全消，鬱悒不能自己。二十幾年來，這首詩早已忘掉，但自海光兄去世後，每當我想到他，長吟聲便立即傳入耳際，依然震盪着我的心弦。我想海光兄喜愛這首詩是有原因的，它是古詩人對坎坷世路的歎息，也是海光兄畢生襟懷意緒的寫照！

    我和海光兄認識，是抗戰後期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時代。那時我就讀歷史系，海光兄則是哲學研究所的研究生。聯大的學生多半來自陷區，因此大都住校。當時聯大的校舍，異常簡陋，教室是白鐵爲頂、黃土爲壁的版築，椅子也不够，有時上課須先占座位，不然便只好站在後面聽講。學生宿舍則是土築的茅屋，二三十人住一室，自然談不到整潔。飯食的粗劣，更非身臨其境的人所能想像。但名師的眾多，學風的自由，加上昆明宜人的天氣，使我們忘卻生活的艱苦，反而覺得那是極好的環境。我住的那個寢室，共有二十來個同學，並不包括海光兄，但其中有幾位是他的同鄉。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每晚必來，找他的同鄉聊天，直到深夜。記得他經常穿一套黃卡嘰中山裝，冬天則加一件黑棉布大衣。他說話的聲音，永遠超過聊天的程度，而像是在演講；其堅定瞭亮，簡直不像發自他那瘦小的身軀。每當他高談闊論，整個寢室都靜下來，他口講指劃，滔滔不絕，有時夾雜着幾聲怪笑，別人絕少有插嘴的機會。他的若干言談，够得上是驚俗駭世，而每次所下的結論，無不斬釘截鐵，不容懷疑。那時他已頗有名氣，是哲學系金岳霖教授的高足，同學對他都有幾分敬意。最初我只是他忠實的旁聽者，有時對他的言論不表同意，但一看他那種充滿自信的神態，便不自覺的站在他的一邊。不知怎的，每次看到他，總會感到自己知識貧乏，缺少他那種困學信道的勇氣。

    海光兄的談話內容，包羅很廣，諸如政治、時事、哲學、文學以及相術、戀愛秘訣、人物評論等，大都隨性而發，而每每雋語如珠，意趣橫生。他的若干妙論，至今還記的不少。三十一二年間，正是抗戰最艱苦中共氣燄開始猖熾的時候，聯大的一些「左派仁兄」也開始活躍，其言行的囂張卑劣，叫人難以形容。我對這批人發生莫名的反感，有時也藉機針對他們諷刺責罵一番，結果不但毫無作用，反被貽以「神經病」的徽號。那時海光兄是政府和國民黨的忠實擁護者，他曾爲「放詖詞，息邪說」盡過最大的力量。記得一個晚上，大家談到抗戰前途和國內政局，他大聲的說：「不要怕，蔣委員長每遇困境，必有旋轉乾坤的能力。你們看過去多少人反對他，結果怎樣？軍閥、日本人和共產黨，在他看來，都不過是小孩子！」又說：「俄國人天性卑劣，將來必然仍放不過中國。共產黨都是一丘之貉，談不到什麼國家民族觀念。」在當時的聯大環境中，敢於講這類話的，並沒有幾個，因爲這些話都是「不前進」的。他這番話曾給爲莫大的鼓舞，使我感覺終於找到同調，心中鬱結之氣，爲之一掃而空。他愛讀唐詩，尤其推崇李白，我時常聽到他高聲朗誦李白詩，那聲音發自肺腑，挾帶着一股情感，每使我低徊不已。有一次他批評唐代詩人，說：「李白是天才，杜甫是白癡。」我不同意他的見解，卻頗欣賞他的評語的直截了當。李杜的優劣，至今並無定評，也無法比較；李白固是天才，杜甫又何至是白癡？但從這兩句話可以看出他性格的特點，那就是「揚之則使升天，抑之則使入地」。他對於看相，也有興趣。一天晚上，我已就寢，他仍站在床前，爲我相面，並有不少讚美之辭，使我有「飄飄然」之感。他並指着他自己兩眉之間的兩條豎紋說：「這兩條紋是智慧的表徵。有個混蛋相士，說我學業無成；其實他只要看看我這兩條紋，便知究竟！」這種紋代表智慧，是他的創見。相書上則說這種紋叫做「懸針」，是「倒楣」的標誌。我想他的眉間有這麼兩條紋，可以說智慧與倒楣兼而有之。後來他絕口不談此道，而我從那時起，對相術的興趣日增，經過多年的摸索，至今已小有「名氣」了！

    三十二年以後，便不再看到海光兄，聽說他參加「青年從軍」，遠征印緬去了。同學每談到他，無不讚佩。三十四年，我在聯大畢業，正值抗戰勝利。次年春，我自重慶到南京，在中央圖書館混了一年，因耐不住坐辦公室的刻版生活，轉到一所天主教辦的中學教書。其時海光兄在「中央日報」任主筆，我們又在南京見到面。有時他到學校裡來看我，談鋒如昔，而見解更加精闢。由於多種原因，當時我的生活，異常放蕩怠惰，雖經許多親友的勸導，始終不能改善。就在這時，我結識了一位美麗的女友H小姐，她曾給予我不少的鼓勵，我雖然對她極其敬愛，但仍無法自拔於頹靡的深淵。有一天，海光兄來我的宿舍閒談，恰值H小姐在座。海光兄與我大談時局，H小姐在一旁聽的出神。那時我與H小姐已論及婚嫁，海光兄走後，她突然對我說：「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樣好的學問，我一定會嫁給你！」這兩句話使我感到無比的慚憤，至於反唇相譏。經過這番刺激，我漸漸有些醒悟，我曾向H小姐致歉，說明我振作的決心，並從事翻譯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表示對她的謝意。H小姐旋即待我如初，仍然時時對我關心鼓勵，但她並沒有嫁給我，這當然是我的學問不及海光兄的明證。所幸此後我的生活逐漸步入正軌，並得到一位賢淑的伴侶。如今我與H小姐已隔絕二十年，海光兄又於此時作古，人生本如夢幻泡影，轉眼便無蹤跡，但這兩位諍友，將永遠存在於我的記憶中，不因生離死別而消失！

    從那次暢談以後，又有許久沒有見到海光兄。三十七年冬，戡亂戰事失利，局勢危急，南京人心惶惶，大家都無法預計自己的命運。有一天，碰見一位聯大同學，談到海光兄，這位同學說他仍在「中央日報」工作，但對國事的態度，大爲改變。他寫的文章，對政府時作尖刻的批評，甚至對他從前所最崇敬的人，也有微辭。這些話使我非常驚訝，心中有一種「悵然若失」的味道。當時的政府，已淪落到「破鼓萬人捶」的地步，我實在不敢相信海光兄能够忍心去捶它！因爲 私事繁忙，我無暇去求證這件事，不久也就忘掉。三十八年初，先伯孟真先生出任臺灣大學校長，我追隨來臺，在臺大歷史系當助教。這年夏天，海光兄也隨「中央日報」遷來臺北。不久他便爲孟真先生延聘爲臺大哲學系講師。他寫信給我，表示已厭倦報館工作，決心來臺大再做幾年「學徒」。孟真先生對他也很賞識，曾對我說：「殷海光讀過不少書，你可以常和他談談。」此後我和海光兄見面的機會漸多，他論人素少許可，對孟真先生卻相當尊敬，尤其欽佩他的不畏強禦，獨來獨往的精神。三十九年冬，孟真先生逝世，他曾於深夜獨自在靈前痛哭，並做長文追悼。我想孟真先生如能多活十年、二十年，他或許不會遭遇後來的橫逆。

    從我與海光兄多次的閒談中，我逐漸發現他的思想和態度確是變了。他對現實政治，極感不滿；對國家前途，也極度悲觀；甚至希望以外力改變現狀。我對他的看法，不敢茍同，有一次我曾委婉的追述他在聯大時所說的「旋轉乾坤」一類的話，他半晌無語，最後閉目搖頭說：「如今已是智竭力窮了。」其後他任「自由中國」雜誌的編輯，所發言論較前更爲激烈。我既不贊成他對國事的見解，自忖也沒有說服他的能力，只好以少談爲妙，因此逐漸的與他有些疏遠。我固然從未標榜過「前進」，也從未對權勢做過歌頌的諛辭，我只是站在國民的立場，深感台灣不能再發生政治鬪爭。中國的「民主」與外國的是兩回事，政治鬪爭往往不是純政治的，極易引起騷亂。鬪爭無論大小，佔便宜的總是外國人，吃虧的總是自己。不幸一旦變作，我們縱不爲赤燄所吞沒，繼之而起的必然是傀儡政權，任何人也不願在傀儡政權下過活。政治現狀，誠然有許多地方令人不滿，我們可以用許多方法去改善，獨不能以鬪爭來解決。直到現在，我仍堅持着這個看法。我知道海光兄對現實政治並沒有興趣，也相信他的言論發自愛國心，但我深恐他會爲野心者所利用，既然各有其堅決的不同主張，只好「各是其所是」。莊子說：「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義。」人雖相忘，而道義猶在，我們的友誼，仍然保持，我對他仍是相當敬佩的。

    四十三年，我去美國，在耶魯大學求學，那時他正在哈佛做「訪問學人」。有一次，我去哈佛看勞榦先生，順便去看他，可惜沒有見到。次年春，他返回臺灣，行前到新港來看我，在我的住處盤桓了兩三天。每天我陪他去參觀耶魯的圖書館、藝術館及當地的博物館等，晚上便促膝暢談，泛論上下古今。這時他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發生興趣，見解甚高，而缺乏史實的依據。我勸他多讀些中國書，因爲以他敏銳的觀察力和緻密的思想方法，如能在中國智識方面再加以充實，則其研究中國文化問題所得的成果，必然高人一等。他同意我的見解，臨別並說如果能再來美國，一定到耶魯來，並希望能與我在耶魯一起讀幾年書。此後不久，我也回來，共同讀書之約，成了虛願。他返臺後，一面在臺大教書，一面仍爲「自由中國」雜誌効勞，對國事的態度也迄未改變。辛辣動人的文筆加上長江大河般的辭鋒，使他的聲譽鵲起，成爲一般青年學子的偶像。他並把他的理想，寄託於胡適之先生，曾爲文對胡先生倍加讚揚。四十九年，雷震案發生，他受到極大的刺激，見面有時不發一語。有一次我與他談到雷案，他只回答了一句話：「怎麼得了啊！」同時他對胡先生也感到極度的灰心，此後他不再提到胡先生，甚至胡先生去世，他也沒有去弔唁。這時他的處境，正像李白的詩所說的：「拔劍四顧心茫然。」其內心的痛苦，可以想像，是極令人同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