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世鑑】製作組，提醒任何意圖對【析世鑑】有關發佈內容做再傳播者，請務必閱讀我們關於【析世鑑】發佈內容的各項聲明：

★【析世鑑】製作組，強烈鄙視任何未經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或著作財產權受讓人等同意而略去原著述人、相關出版資訊等（例如：期刊名稱、期數；圖書名稱、出版機構等。）的轉發者及其相關行爲。

★ 囿於時間與精力，【析世鑑】所收數位文本之校對未能一一盡善，鲁鱼亥豕諒不能免，故我們忠告任何企圖以引用方式使用【析世鑑】文本内容的讀者，應核對有關文章之原載體並以原載體文本内容爲準，以免向隅。

★ 除特別說明者外，【析世鑑】收入的數位文本，均是由【析世鑑】製作組完成數位化處理。

    讀到本刊六十九年九、十月號陳紀瀅兄所寫「記王芸生」一文，說他初聞芸生噩耗，不禁怦然心動，表示「想起往事，總不免令人傷感。」記得當我在香港「大公報」看到那條簡短的報喪新聞時，也有差不多的感想。只是經過沒有幾天，因在酷暑下外出，先是傷風，隨即引起氣管炎舊病復發，進入醫院療養，以致共方舉行追悼會的消息，我竟茫然不知。幸而紀瀅兄文中轉錄了電訊全文，才得獲悉梗概。中共那種千篇一律的追悼新聞，已成公式化，主要是藉機會強調他們的政治宣傳，對於任何死者照例都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對於死者生平，往往語焉不詳，甚至和事實不符。即如偽政協副秘書長劉寧一在此次追悼會所致悼辭，說芸生「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時，他參加了反帝鬥爭，擔任宣傳工作，因而受到北洋軍閥的迫害」；這幾句話，若用到筆者身上到還貼切。因爲我確在五卅運動中因主編一份反帝報紙被奉系軍閥逮捕，此外還有近十位學生工人，芸生並不在內。紀瀅兄文中也說民國十四年他因言論被北洋軍閥拘捕，季鸞先生保釋出獄，同樣並非事實。他既未遭拘捕，當時季鸞先生也不在天津（到次年大公報始由政記公司接辦出版），自然沒有保釋的事。芸生當時在一家外商洋行當小職員，可能參與了五卅運動，卻可肯定並非積極活動份子，因爲運動中的各界主幹經常聚會，而當時我並不認識他。

    我不曾和芸生共事，但彼此間卻有悠久友誼，從民國十四年到三十七年他北上投共爲止，兩家來往相當密切，甚至我在抗戰之初在上海參加當時孤島上的抗日新聞工作，也是出自他的介紹。他在後方有一次寫信給我，表示他久已希望與我合作，想拉我進入「大公報」，只是我無意放棄當時我所服務的新聞崗位，只好表示謝謝他的好意，我和他彼此間雖然友好，卻主要是在私人感情方面，而絕少涉及政治和思想。到抗戰勝利後，他的立場逐漸左傾，彼此關係也逐漸疏離，終於分道揚鑣。

    大約在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間，正是五卅運動在全國達到高潮，我和幾個朋友私人在天津創辦一張四開小報，即以「救國日報」爲名，從宣傳和報導雙方與羣衆運動相配合。到八月初，天津幾家日資紗廠工人展開反日運動，釀成工潮，當時天津是奉系軍閥李景林掌握政權，即開始鎮壓羣衆運動，逮捕領導反日羣衆的學生工人領袖。救國日報亦遭波及，我在報社被捕。事後聽說，如果工潮再行擴大，即準備將被捕諸人處決以謝日人。事實上羣衆在武力高壓下，已無力反抗。與我同時被捕的共十四人，一直押在軍警督察處；處長李書鳳，是李景林姪兒，以殘暴著稱，被捕的一位學生領袖曾遭嚴刑拷打。直到當年十二月下旬，國民軍攻克天津，我們始獲開釋。在我出獄之際，幾位朋友已在籌備「救國日報」復刊，其中負貴編輯的人就是芸生，那是和他結識之始。他大約編了兩三天，就由我接替。他自己正在籌備另一小張，即「民力報」，於十五年元旦出版。據其他朋友說，芸生對新聞事業極有興趣，他辭掉洋行工作，以僅有的一點積蓄，加上友人們資助，創辦此報；並說他聰明能幹，筆下不錯，相信他的報必能成功。

    但「民力報」未能一鳴驚人，到引來一些嘲笑。他想在篇幅上推陳出新，一些小報都走四開，民力報則是六開，呈長條型。一時報販大譁，驚呼「這叫嗎（去聲）報？！」不肯代銷。第二天仍是六開，卻改成近乎正方形，仍不爲報販和讀者所接受。最後只好從俗，仍改成四開版面。

    民初天津有一份國民黨報紙「民意報」，出版不久即停閉。五四運動中由劉鐵廣（劉清揚之兄）馬千里諸人另辦「新民意報」出版，在青年中頗受歡迎，特別是副刊。副刊主編趙景深，當時他正在直隸省立棉業傳習所肄業，南開中學的焦菊隱、于賡虞等人常有文稿發表，到十二、三年間該報亦告停閉，芸生的「民力報」就借用「新民意報」社址及設備，有許多文化界朋友義務幫忙，或任編輯、或寫稿件，加上芸生對時事的犀利批判，雖是一張小報，到也生氣勃勃。立場自然是同情國民革命，反帝反軍閥，芸生的才能也在這張小報上充分顯露。只是營業並無起色，銷路也不理想。不久，「救國日報」不能支持，即歸併到「民力報」，但仍無起色。三月間，直魯聯軍攻入天津，「民力報」只有停閉，芸生個人安全也成問題，於是他就和幾位同樣難以容身的朋友逃亡到上海。

    他們到上海後，經關係方面介紹，加入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工作。經西山會議後，上海國民幾已是一分爲二；傳統的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舊址是右派市黨部所在，容共的左派則在相距不遠的道爾菲斯路另成機構。芸生等所參加的是後者，他的職務是副秘書長。秘書長是共黨梅電龍，後改名梅龔彬，後來是三十年代左翼黨派活躍者，他是中共外圍黨派「民革」重要份子，曾任該會秘書長，近年已不見出現，大概早已故去。當時梅是共黨份子，該左派市黨部負責人亦多爲共黨，於是芸生也參加了中共組織。他工作相當賣力，大顯才能，與梅電龍很能配合，那是他首次在較大的工作場合中表現得出人頭地。

    約在十六年初，他由上海回到天津，參加當地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工作，當地國民黨在共黨份子控制下，他自然也參加共黨工作，負責共產青年團，他是個短小精悍型，應付事情極爲精明，因之贏得「小老虎」的稱謂。當時他的一位共事好友是侯樹彤，也是天才很高的人。侯出身燕大經濟系，後來留學英國，與費邊社頗有淵源。手頭一本「知識份子的今日歐洲觀」（ The Intelligent Man’s Review of Europe Today ），作者是該社名士柯爾夫婦（ C. D. H. Cole & Margaret Cole ），一九三三年出版，就是樹彤送給芸生，有他的題字。芸生赴漢時留在上海，被我久假不歸，侯返國後不斷在「大公報」發表有關經濟金融論文，頗受財經當局重視，被延攬到侍從室工作，並爲國民參政員，不幸在武漢時家中被盜，竟被盜賊戕害。侯也是五四時期天津學生愛國運動健將，但他與周恩來、劉清揚等人並不接近，而隸屬韓麟符、于方丹等一系。那本柯爾夫婦名著，四十年來一直帶在身邊，到現在成爲這兩位亡友唯一的紀念品。

    當年秋天，武漢國民黨開始分共，中共也舉行「八七會議」，清算過去的「機會主義」。於是所謂國民黨左派即不復存在，共黨內部也發生變化，並走向盲動冒險路線，芸生身當其衝，感到一種幻滅的悲哀，適當此際，他母親不幸病逝，竟至無以爲殮，加上當時天津軍閥當局大捕革命份子，他幸未遭波及， 卻也備受驚恐，在接連遭受刺激之餘，他決心脫離政治生活，從他所一向嚮往的新聞事業尋覓出路。適逢天津「商報」創刊，他即應邀加入，主持編輯言論工作。

   「商報」在天津是一家相當奇特的報紙。篇幅和內容是大報規模，辦報動機卻是爲了捧一位坤角馬艷雲。那位家奉回教的旦角，青春麗質，唱做都過得去。她妹妹馬艷芬姿色較遜，唱生角，兩姊妹在天津很有點號召力。創辦「商報」的葉庸方，是法國太興洋行買辦，不惜集資辦一份大報，爲馬艷雲捧場，但也延攬了不少人材。總經理王鏤冰，編輯除芸生外，有唐際清，南開出身的活動份子，後來一直從事新聞事業，離開「商報」後加入天津「益世報」，抗戰期間在中央社工作，五十年代在臺任中央日報副社長。副刊由王小隱、吳秋塵主編，相當出色。娛樂版是該報主力所在，由沙大風負責，一位編劇和評劇的名人，好像該版不時還有徐凌霄的評劇文字。當時天津大報除「大公報」外，有天主教的「益世報」，和蔣光堂的「庸報」。「商報」置身其間，頗能分庭抗禮。芸生的撰寫和編輯才能，從彼時才充份發揮，引起注意。據揣測「大公報」方面殆已暗下和芸生有所接洽，希望參加該報工作。

    然而好景不常。芸生在「商報」工作年餘，漸與王鏤冰意見不合， 即辭去該報一切職務，並在該報刊登辭職啟事。我見報去慰問他，談起那段啟事，他說是爲了讓「大公報」方面知道他已離開「商報」，加以延攬。果然不久就進入「大公報」，時間大概是十八年後半年。

    那時期芸生雖有固定工作，生活仍相當清苦， 即在進入「大公報」初期，亦未見改善。記得他們夫婦在天津法租界西區湫隘的陋巷分租一間小房。當時他已有一子一女，加上許多舊債需要償還，每月薪金也僅足 溫飽。過了一段時期，情況略見改善，搬到法界二十四號附近的福利里二樓，那是像上海石庫門的一樓一底弄堂房子。在該處一直住到「大公報」在上海出版，他們闔家南下。他的生活之漸臻富裕，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出版以後的事；在報章刊載時除稿費照支外，因單行本行銷甚廣，他收得相當豐厚的版稅。

    二十四年年初，我應友人邀請，前赴武漢供職，彼此間斷了連繫。到七七事變後，我攜妻兒逃出故都，行經天津，從當地友人知道他在滬近況。抵達上海，即赴法租界萬宜坊他家去拜訪，晤面談及國事，都有很多感慨。我由於經歷過冀察政委會時期日人和漢奸在平津橫行，認爲局勢已到最後關頭，只有出於抗戰一途。他卻另有見解。儘管他也擁護抗戰，卻認爲中國還可以再忍耐一下，充實力量，過早發動抗戰，於我不利。他這種意見，與當時左派有很大不同，親共者的立場是反對準備論，說我們要爭取時間加強準備，敵人也會更加增強，所以認定時間並不一定對我有利。實則當時情況，若從整個國際環境看來，可說抗戰的爆發是恰合時機。因爲在前一年十月德、義已建立柏林、羅馬軸心，一個月後德、日又締結「反共公約」，翌年義加入，「軸心國」成立，我們處境漸趨不利。到抗戰次年，國際姑息主義在慕尼黑協定達到巔峰，我們若到彼時才發動抗戰，將是非常困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