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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芸生死於本年五月三十日，在北平，享年七十九歲。他的功過是非，留待後人去評論；但對大公報而言，他確曾有貢獻；惟將大公報葬送，他確也有罪過；編撰七本「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謹記其一生，爲後世鑑。

    著者謹識

一、乍聞噩耗心情起伏，但未久即平靜下來。

    我聽說王芸生的死訊，是今年六月初，由李浮生先生傳來的。浮生先生於五月底去港公幹，六月上旬返台。有一天早晨，他打電話給我，說：「王芸生死了，香港偽大公報刊登的。說他是死於本年五月三十一日，是病死的，得年八十一歲。」因爲他知道我曾在大公報與他同事多年，本乎關愛之情，首先把噩耗傳達於我。於是我謝了他就把電話筒放下。乍聞此信，甭用說是一個有關係的新聞人物，就是每年閱讀報紙上的喪葬消息，以及廣告欄中的訃文，其中除毫不知情者外，凡曾耳聞與雖不相識卻令人久仰的黨國元老、軍政領袖、或社會名流的不幸消息，都會令人從內心裡發起一種嘆息之聲，心波興起一種漣漪的。西洋人管這種叫做同情心（ Sympathy ）。西洋人有許多地方不如我們，但以喪禮來說，比我們莊嚴而隆重。我曾有過多次親身經驗,如行葬禮時，欞車與喪家所經過之處，兩側人群無不垂手站立，而道路上的行車也無不停下，讓喪家的車先走，比我們出殯吹吹打打，滿街熱烘烘的形象，顯得肅穆得多。這當然是閒話。

    我聽了浮生先生的電話，其初怦然一動,覺得這麼一位與我相識多年的鄉長、政論家與我崇敬的新聞界前輩竟死了，不管他現在與我們是敵對地位，世人對他評論如何，站在純私人立場，我禁不住內心起了惋惜之意。腦海中浮起了他的儀容，甚至於他的夫人、兒女的形象。從我認識他起，一直到最後與他握別的情形，一幕一幕，從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天津、武漢、重慶、上海）見面與工作情形，都映在眼前。但又想想第一代大公報人物如季鸞先生死於民國三十年，享壽僅五十六歲；政之先生死於民國三十八年，享壽也僅六十一歲；達詮（鼎昌）先生死於民國三十九年（香港），也不過六十三歲。與芸生同代人物，如何心冷死於民國二十二年，使得年三十六歲；許萱伯死於民國二十七年（香港），死時也不過四十歲左右。與他一同工作最長久的曹谷冰，可能比他大兩三歲，大陸淪陷後，一直沒沒無聞，聽說早已去世,究竟是哪年？享壽幾何？迄今不知。再有與他同輩份的金誠夫與李子寬，若尚在人世，也超過八十歲了。與他不能算同輩的有許君遠也於五十六七年去世。我是第二輩大公報的「客卿」，論地位，我是邀寵逾份，因爲自上至下始終沒拿我當職員看待，以「客卿」相視；論年齡，我比第二代大公報諸君子都小個六、七歲與七、八歲不等。大概我與孔昭愷和趙恩源歲數差不多。

    乍聞噩耗後，我的確有半小時之久，內心起伏不已，想到這批人，也想到大公報的輝煌的歷史，甚至於也想到目前在香港爲中共作統戰的偽大公報。

    當時，我對芸生死時年齡稍有懷疑，因爲我記得他比我只大個六、七歲，大不了那麼多。我最後看見他的容貌，還是一九七七年，他隨同廖承志的一個訪問團到日本，讀賣新聞上有他們到東京下飛機時的鏡頭，在多數人中，我辨別出兩個人的形像：一個是謝冰心，一個是王芸生，都顯得老多了。這是自然現象，不足爲怪，他們若是看見我們今天的相片，也一定有同樣感覺。

    芸生身體素健，平素甚會保養。他能活到這麼大的歲數，自然不算短命。但是不想往事則已，想起往事，總不免令人傷感，雖然他是站在敵人那方面，人總是死了嘛！

    大約在乍聞噩耗之後半小時內，我曾興起以上的情緒。

    本年六月二十日的一個下午，我忽然接到前中央通訊社副社長兼總編輯、刻改爲顧問老友彭清兄的一個電話，他告知我，王芸生死於本年（一九八○）五月三十日，年七十九歲，中共曾於六月十九日開追悼會等等……。可知香港偽大公報所載死期既不對，年齡又不符。替大公報賣了一輩子命的王芸生，死後連「自己」的報都弄不清楚逝世日期及年齡，可知中共統戰之虛謊了。

    我既知道了中共爲他發起追悼會的內容，反而覺著衷心慰然，因爲揭開了多年的一項謎團：他至死不是共產黨員！

二、看！中共給他的悼詞！

    中共新華社於本年（一九八○）六月十九日，對外發出一項電訊，大意說：「我國卓越的老一輩新聞工作者、無黨派愛國人士王芸生同志，因病於一九八○年五月三十日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九歲。王芸生同志的追悼會，今天下午在政協禮堂舉行。王芸生同志是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爲悼念王芸生同志，葉劍英、鄧小平、彭眞、鄧穎超、烏蘭夫、彭沖、宋任窮、廖承志、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朱蘊山、史良、沈雁冰、康克清、李方、玉首道、楊靜仁、張沖、莊希泉、胡子昂、榮毅仁、劉瀾濤、桂定一、李維漢、胡愈之、王昆侖、班禪額爾德尼、卻古賢贊等送了花圈。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以及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合會和一些無黨派人士也送了花圈。參加追悼會的有烏蘭夫、彭沖、朱蘊山、史良、王首道、莊希泉、李維漢、胡愈之、王昆侖、班禪額爾德尼、卻古賢贊等，以及部份在京政協常委、委員、有關方面負責人，王芸生同志的生前友好和羣衆四百多人。」

    內容又說：追悼會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劉瀾濤主持。「政協」全國委員會副秘書長劉寧一致悼詞。悼詞說：「王芸生同志是天津市靜海縣人。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時，他參加了反帝鬥爭，擔任宣傳工作，因而受到北洋軍閥的迫害。一九二六年他在上海繼續參加反帝宣傳運動。隨後王芸生同志長期從事新聞工作，擔任天津商報總編輯、上海大公報總編輯。一九四八年底，他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從上海經台灣、香港進入華東解放區參加革命。一九四九年三月，他到達解放了的北平，發表了『我來到了解放區』一文，暢談了自己的認識過程，隨即和全國人民一道，參加建設新中國的行列。一九四九年五月，他隨軍進入上海，發表了『大公報新生宣言』，隨後作爲全國新閒工作者的代表之一，光榮地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國會議。」悼詞又說：「中共政權成立後，王芸生同志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四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職。解放以後，他在主持大公報期間，在黨的領導下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宜傳工作，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王芸生同志對中日友好關係傾注了滿腔的熱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日本問題研究家，爲發展中日兩國友好關係和兩國人民的友誼，做了大量工作，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悼詞最後又說：「王芸生同志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注意以迨世界觀，他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十分關心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統一的大業。」

三、私訪偽滿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我應天津大公報張季鸞與胡政之二位先生之命，自上海區郵政管理局請例假半年，令我去東北秘密採訪偽「滿洲國」建國週年。因我自「九一八」（民國二十年）起，即在哈爾濱替大公報寫秘密通信，薄有成績，又兼人地兩熟，因之大公報高階層的構想，遂落在我的身上。恰好，我在郵局已服務滿六年，照局章我可以享受半年例假（ Long Leave ）的待遇。又兼季鸞先生來函的殷切寄望，所以我就毅然決然答應下來。我於那年七月中旬，攜眷由上海，搭乘通車未久的平滬直達藍鋼車，由北平轉平漢路，再乘轎車到了安國齊村，把家眷安排停當，第三天，我就隻身去天津，向季鸞、政之兩位先生報到，並商訂訪問重點、與於回程日期等等事宜。在談話中，張、胡二氏一再顧慮我的安全問題、我也把我預備應付方法報告一遍，以及假名片與假證件拿出來讓他們看。主要託詞是回哈埠探視叔疾，並於一個月內返回。但是我最大仗恃是人頭兒熟，關係多；偽「滿洲國」內有幾位大官的幕僚是我認識的，可以證明我的身份。

    張、胡二氏的顧慮與叮嚀，絕對是善意，但也不無預言在先，一旦出事，也可減輕責任之意；我之種種設詞，勇於負責，也無非是因年輕氣盛，甘於冒險，一種好勝心理之發酵，對安全也無絕對把握。若在今天，不可能有此「勇氣」，更甭說「好勝」心理了。可知年齡因素之與冒險，有不可分的關係。

    那時候，東北正是鬧義勇軍時代。北寧路已斷，只能由北平到山海關，關外一段已斷絕。只有海上交通，由塘沽到大連。凡中國人到東北去的，日本人都認爲與東北義勇軍有關係，一定要審問個清楚明白，始能放行，我在塘沽乘的是日本「長平丸」，沒進入大連港口前，就被水上警察署的特務，從人叢中「選出」於登岸後跟他們到警察署訊問。訊問了一小時多，並且檢查了我的證件與行囊，才獲得釋放，同行數人則被扣押。我當夜轉往偽京（那時已不叫「長春」，而叫「新京」）住旅館後，次日即展開採訪工作。我能大搖大擺地逛偽國務院，全仗著我有人事關係及一個新聞從業員的採訪技巧，瞞得過偽滿警衛與內部職員，不讓他們覷破我是假冒客人、一個敵對方面的記者。我不但會晤了若干負責官員，並且取得了若干重要資料，滿載而歸。兩天後，我再到哈爾濱，這是我人地兩熟的地方，住在叔叔家，叔叔窺知我的任務，也不加多問，他多方面掩護我；使我不但完成偽滿建國週年的經濟、軍事、教育、社會、文化及日本各種已實施的吞併偽滿的計畫與政策，我並且乘船沿松花江到佳木斯；乘火車由哈爾濱到綏芬河一帶做實地勘察，把日本人移民情況，做一徹底瞭解。我又利用郵政員工的經驗，把搜集的資料，預先自哈爾濱寄到天津大公報，使我不致受資料之累。這也是一般人辦不到的。因爲我知道怎樣可躲過日偽的檢查，使我的郵件毫無阻礙到達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