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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民國三十五年出生在金門鄉下，也在鄉下成長。民國三十八年國軍撤退來金門時，那時我只有三、四歲，在似懂寻非懂的年齡，只覺房子，院子都住滿穿制服的軍人，感覺周遭環境很亂，房子的門板全被拆走了，我爸爸也被拉去當馬伕，運補糧秣、彈藥。那時父親覺得鄉下很不安全，於是舉家遷到了金城，其實這裡也不是絕對安全，只是人多壯膽，比較不害怕而已。稍長，從父兄的談話中，了解到在古寧頭戰爭之前，國軍在大陸戰敗，紛紛撤到金門，當時來到金門的軍隊各路人馬都有，沒有統一的指揮，也沒有能夠有效的管制，軍紀相當瘓散，在兵慌馬亂中，百姓都有生命朝不保夕的感覺。

    後來我才瞭解古寧頭戰役前後，金門的處境其實非常危險。當時中共陳毅的部隊已經攻下金門縣所轄的大嶝、小嶝二個島嶼，並在十月十七日攻陷了廈門，正準備對金門進行大規模的攻擊，形勢對中共非常有利。國軍面對險惡的環境，於是在全島沿著海岸線大肆興築防禦工事，但當時國軍沒有鋼筋，也沒有水泥，於是就地取材，在全島拆除無人居住的空屋，取得石塊、樑柱，也強拆住戶門板來做碉堡的建材。

    那時我已經十二歲，對民防組織有了粗略的了解，有很多民防隊員在那次戰役死亡，有很人因爲執行搶運任務而受傷，甚至犧牲了寶貴的生命。我父親和幾個哥哥都也都被編人民防隊，當命令一來，我們一家人都哭成一團，因爲這一出門，能不能回來，誰也不敢預測，一顆砲彈或是一塊小小的彈片都可能結束他們的生命，所以那時的情景至今仍印象深刻。我父兄參加碼頭運補的感傷情景，其實發生在金門的每一個家庭，那時全金門的村莊輪流到碼頭搶運，只要命令一到，這個航次輪到的村莊，必須派出民防隊三十人、五十人或一百人，就按名冊依序勾選，那時沒有不去的理由，民防隊視同軍人，不去會被軍法審判的，那就是戒嚴時期軍事管制的情景。這是人生中非常殘酷的事實，不幸的卻讓我們金門地區的百姓扮演這樣的角色，這種苦絕非台灣地區沒有經歷過戰爭的百姓所能體會和想像的。

    民國五十三年我從金門高中畢業，在那年我考進了政治作戰學校，二十二歲軍校畢業，就留在政治作戰學校擔任區隊長，負責學弟妹的生活管理。民國六十年我回到金門，在部隊擔任基層幹部，此後就一直留在金門，從中尉一直晉升到中校，前後長達八年之久。要晉升上校的那一年，才被調回國防部，此後一直待在台北，在國防部從資淺的上校幹到資深的上校，在工作上我都能努力達成上級交付的任務，所以頗受長官的愛護和器重，民國八十年五月一日我被派回金門擔任縣長，當時的軍階仍是上校，只是脫下軍裝來處理民政。

    不過當時的縣長，並不是金門的最高行政首長。古寧頭戰後，縣政府撤銷，改爲軍管區，劃分爲金東、金西、烈嶼三區，三十九年設立行政公署，取銷三個軍管區，至四十二年始陝復縣治。然而在軍管時期，金門實施的是黨軍政一元化的領導，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就是當地的最高行政首長。爲協調各方意見，特別設立黨政軍民聯席會，上級的重要命令在這個會議來直達，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在這個會議來討論，並由司令官做成裁決，然後發交有關單位來執行，這個會議一個月召開一次，金門地區的黨、政、軍重要幹部都要參加。

    民國四十五年，戰地政務體制在金門實施，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取代黨政軍民聯席會，成爲金門最高的行政機關，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由防區司令官擔任，秘書長由司令部的政戰部主任兼任；縣長是要聽秘書長的，全縣的重大政策都由司令官來裁決。縣政府仍然不能獨立，縣政府想做的事情首先要通過政委會，政委會有權力的人就是秘書長，秘書長不點頭，公文根本上不去。所以就縣政來說，不論蓋一座橋，修一條路，都必須秘書長同意，縣長根本做不了主。何況每一個人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並不一定相同，可能有一件事縣長認爲應該做，但秘書長，司令官可能認爲不用做，例如我初任縣長，金門還沒有路燈，我認爲金門應該要有路燈，但軍方認爲裝路燈是替敵人照明，有礙軍事安全，我說每一件事情如果無限上綱的來解釋，那麼金門的前景將是一片黑暗；對於裝設路燈一事，他們很不願意，但我很堅持，還好那時中央已決定將金門解除戒嚴，所以他們已經管不了，控制不了，最後他們迫於情勢終於同意。

    民政的事務都已是如此，軍政的事務軍方當然更居於主導的地位，古寧頭戰後，胡璉司令官提出「嚴密組織，全面戰鬥」的口號，軍方爲了動員民眾來支援軍事作戰，將十八歲至四十五之男女編成任務隊，後來爲配合國軍保衛金門之需要，設立民防總隊，再改組爲民防指揮部，其後名稱屢有更動，但均爲臨時編組，至六十四年奉行政院核定組織規程，定名爲民眾自衛總隊，始納入正式編組，推展民防組訓任務。

    民國六十七年因任務需要，經行政院核定編制，總隊部設總隊長一人，副總隊長二人，下設輔導室，戰情、行政、役政、通信等四組，及會計、人事各一。輔導室負責政治作戰、情報蒐集、漁民管理運；戰情組負責作戰演習、組訓動員及軍勤支援任務；行政組負責自衛隊武器裝備補保，自衛工事構築維護，役政組負責隊員出入境，國民兵，後備軍人等之管理、組訓、動員及臨時召集業務；通信組負責自衛總隊有線電、無線電通信任務。民國七十五年因業務裁併，縮編爲輔導室及戰情、役勤二組。

    自衛總隊平時受縣長督導，負責本縣役政工作、漁蚵民服務、漁事情報蒐集，地區行政通信與自衛部隊組訓等工作，戰時由防衛司令官指揮，動員民眾支援作戰，防區戰備規定「狀況二」生效後，各大中隊除另有規定外，分別由當地守備區作戰管制；縣府立即成立金門城防指揮所，縣長兼任指揮官，縣府主任秘書、自衛總隊長兼任副指揮官，指揮金城地區自衛部隊，擔任城區防衛作戰任務。

    民防業務之推展，原以全民作戰爲構想，以保家、保鄉、保命、保產爲號召，配合黨政軍民聯合作戰的概念而來。自衛隊的任務以固守村落，控制戰爭面，便於國軍機動作戰；以自衛隊員就地補充戰耗，維持部隊戰力；以民眾力量支援軍事勤務，便於國軍全員作戰；和多方蒐情報，提供部隊參考運用。

    自衛總隊所屬部隊轄五個鄉鎮大隊，三十五個村里中隊，七十三個戰鬥村及若干員工戰鬥隊。鄉鎮大隊長由鄉鎮長兼任，副大隊長由副鄉鎮長兼任，輔導長由民眾服務站主任兼任，村里中隊長由村里長兼任，副中隊長由副村里長兼任。

    副鄉鎮長、副村里長是戰地特有的組織，都是官派的，他們是民防組訓工作的實際執行者，基層的民防工作由他們來指揮領導，他們可以說是推動整個民防自衛組織最重要的基層幹部。因爲鄉鎮長也好，村長也好，都是由民選產生，他們的軍事專業不足，而且權威性也不夠。副村長早期稱指導員，不論指導員，副村長都是衬裡最有權力的人物，他們握有生殺大權。舉例來說，他們檢查公共衛生，發現你家門口沒有打掃，指導員、副村長就有權力把你捉起來關上一個禮拜。這種事情從現在的角度來看，好像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不過你如果認眞查訪，應該還可訪到曾經被關的人。從這樣事務性的問題，金門就已經控制到這種程度了，那就不用談打戰的事情了；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我們不能說那是好的管理方式，但從當時的觀點來看，那是有效的動員方式。馬祖的情形應該和金門差不多，因爲當時戰地政務實施的二個地區，一個是金門，另一個是馬祖，法源是國防部訂定的，同一個法源，所以制度應該是大同小異。

    就戰地政務就體制來說，主要是採取一元的戰鬥體制，使武力與民力相結合。在面對中共軍隊入侵時，使軍人加百姓的力量得以戰勝來犯的敵人，發揮一加一等於二，或大於二的效果。我所了解的金門民防，是全民總體戰爭的一環，也就是不分老小，不分男女，通通編入作戰體系，從兒童到五十五歲的男子及三十五歲未婚的女性都編入。民防部隊依年齡、性別和專長，編成各種任務隊，早期編成兒童，婦女、運輸（騾馬）、步槍、擔架，搶修（護路）等隊，後期分爲幼獅、婦女、疏散、守備、機動、和員工戰鬥等隊，早期槍械由各人保管，每一家每一戶都可能有好幾把槍，那時子彈是管制的，發生戰爭時才會配發給一位隊員。早期民防武力的主要配備是七九步槍，民國六十三年換裝三○步槍，六十七年改成M1半自動步槍，七十一年換成國造五七步槍，到了後期甚至配備七五無座力砲。人員平時都已完成編組，戰時立即依命令進入戰鬥位置，或奉命支援別個區域，完全接受守備區指揮官的指揮和運用。

    民防部隊的訓練一般是利用農、漁閒時間，原以中隊爲集訓之單位，由守備區負責支援協訓；民國六十九年改爲分梯集中於守備區基地施訓。早期受訓時間，據父兄輩說長達三、四月之久；不過到了民國七十年以後，年訓是二週，季訓是十二小時；七十五年以後更縮減爲八天，早期隊員訓練時的服裝必須自行購置，午餐也由隊員自行解決；後期民防制服由公家發給，六十九年以後由縣府編列預算，由施訓單位代爲辦伙。

    金門自民國三十八年以來，和中共多次交手，重要的戰役如「古寧頭」、「九三」、「八二三」等戰役，均能在軍民合作下，合力抵禦來犯敵人，百姓對對軍方支持，對國家政策配合和對國家的忠誠度和其他地區的人民相比，如果可以評分的話，相信它得分是比較高的。這是因爲金門的百姓每天面對著中國大陸的武力威脅，在這短短的幾十年，大陸對金門造成重大的傷害，無形中培養出同仇敵慨的心理，孕育了生死與共的觀念。他們身歷其境，如果我不拿起武器就無法生存，這是別無選擇的辦法，所以我們不需要太多的宣傳和教育，也無需思想控制，因爲每一個人都感受到不拿起武器就無法生存。就我個人來看，思想的控制遠不如自發性的體認，大家面對戰爭所激發出來的觀念，只有支持政府，只有配合國軍，只有拿起武器，才能存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