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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民國二十年出生，家住金門縣后浦南門，有一位哥哥，二位弟弟，三位姊姊，一位妹妹，在家排行第五。先祖原住在金門的古寧頭，叔叔到南洋發展，我父親則搬到后浦來謀生，當時以做雜工維生，賣過油條，做外燴廚師。

    在日據時期，我讀過夜間小學，每天上一、二鐘頭的日本語，總計讀了三年的小學，略通一些簡單的日本語。輟學後，即跟隨一位馬巷來的外燴廚師擔任學徒。民國三十四年，我那時才十五歲，日軍撤離金門之前，我接到日本官方通知，要我到軍部（現在金門中學）聽訓，我依規定前往，結果遂被關在軍部，一個星期後被編入騾馬隊的第六班。依我推斷，當時日軍強徵的馬夫年紀偏高，他們都未上過學校，聽不僅日語，所以強徵一批曾上過日本學校年輕人來擔任通譯。否則，馬夫連「吃飯」的日本語都聽不懂，日軍又如何來指揮這批金門馬夫馱運軍備呢？

    民國三十四年農曆五月某日（縣志載：五月十五日；李金昌《金門憶昔》載爲六月三十，農曆爲五月二十一日。），騾馬隊一行人在西門馬舍宮集合，十二點到同安渡頭上船，我們搭乘的是「釣槽」的三桅帆船，船中用杉木釘一正方形的欄杆，每艘加上載運七十匹馬，馬就關在欄杆中。隨即駛向南太武（海澄縣）的白坑村海灘靠岸，當地沒有碼頭，日軍強迫馬夫推著馬躍入海灘，馬夫跟著跳人海中，水深有二人高，所幸騾馬會游水，我們抓著馬背，人才沒有淹死。

    日本在白坑村停留了五天，然後部隊開往浮南橋，經佛曇，在漳浦遭遇國軍的狙擊。雙方激戰十八小時，國軍退去，日軍卻抓了三名無辜的百姓出氣，有一名胖子、一名婦人、一名小孩。二名日軍把小孩被高高拋起，另一名日軍則以步槍上刺刀往上頂，小孩直接掉落在刺刀上，淒厲的慘叫聲，撼動當場每個人，實在不忍卒聞。婦人當場被槍殺。胖子則被當作標靶，二名日軍提步槍上刺刀，以衝鋒快步之勢，捅在胖子的肚子上，刺刀一拔出，二道血柱隨之噴出，慘不忍睹；日軍凶殘的暴行，深深烙在我的腦海。

    日軍通過關刀嶺（音譯），雲宵、再遭國軍七十五師狙擊，我們一夥七人（師傅、生仔、臭福、瓊林阿裂仔、東沙細仔和我及一位廈門人）乘亂逃脫日軍的掌握，準備循著原路逃回金門，結果半途被國軍七十五師截獲，關在雲宵縣的僑館，大約有半個月之久，後來七個人雙手被綁，送到漳州，關在漳州軍營。國軍也知金門馬夫係被迫，並非是漢奸，所以管理也不是很嚴。一天我們請假外出逛街，遂乘隙逃跑，走了數日才到同安，當時身上沒有路費，只能沿路偷摘甘蔗啃食，從同安再走到馬巷。我外燴師傅的家就在馬巷，我們在師傅家吃到第一頓熱粥，又跟「生仔」的姑媽借了路費，然後到澳頭雇船回金門，渡船停靠在古寧頭的南山，登岸時剛好旭日東昇，回到金門已經是農曆九月了，我們馬夫的生死似乎也沒有人聞問。

    民國三十八年部隊大批進駐到金門，二十二兵團司令官李良榮住在「番仔樓」，海軍的巡防處駐紮在水頭村。古寧頭戰役在十月下旬爆發，在三天三夜的戰鬥中，登陸的共軍大部分被國軍殲滅，數千人被俘虜，被俘虜的共軍最初安置在后浦天主教教堂及現在的中正國小；不過，俘虜被關在這裡大概只有十數天，就用軍艦送到臺灣了。

    戰後，我們后浦的及齡壯丁全被徵集到古寧頭戰場，負責清理戰場，我們負責的區域是李光前廟後方至安岐一帶，我們初到戰場，但見橫屍遍野，根本來不及挖坑，僅能就現有的坑坑洞洞加以掩埋，那時現成的古井，稍深一點的就多埋一些，稍淺者就少埋一些，糞坑亦是如此，即連地瓜田的田溝，亦只是稍加排列即行在屍體上覆上泥土，說草率還眞的有一點草率，但屍體實在太多了，也只好如此，我們總共花費了三天的時間，事情才大致告一段落。其間也發現女屍，年齡大約二十幾歲上下，這是比較爲特別的。

    當初戰役是在大片的農地上進行，及戰後農地上又掩埋了大批的死屍，以致這一大片的農地沒有人敢再去耕種，雖然經過了幾十年，但這些田地至今仍然荒廢。其實屍體經過一段時間及大自然的腐化後，軍方隔了一段時間就開始去撿骨，國軍的骨骸在大武山公墓完工後，移靈到公墓安葬；至於共軍的屍骨則仍就原地安葬。

    金門防衛司令部最初設置在清代總兵署（編者：尚待查證），十九軍軍部設在舊金城。民國四十五年，金門實施戰地政務，設置戰地政務委員會（簡稱政委會）及委員數名，處理防區軍政事務，由防區司令官擔任主任委員，防區政治部主任兼任政委會秘書長，當時政委會又設置在清代總兵署。

    戰後不久，各村即派駐一名村指導，負責所有村務，同時負責編組各種任務隊。那時任務隊有許多軍勤任務，碼頭卸運即是其中一項，軍需用品之外，早期物資供應處（編者：粵華合作社）的貨物也是找任務隊（民防隊）去搬運，我就曾搬運過臺灣製的酒和香煙。此外，還有挖線溝和戰壕，印象最深刻的是尚義醫院至成功的交通壕，壕深約三、四公尺，寬約二公尺，每人要負責挖大約二公尺的長度，工具要自備，中餐膳食也要自理，公家連供開水也沒有供應，那時民防隊以十二人編成一班，每天二人輪值挑飯，其餘的人負責做工，工期長達一個半月以上。我們每天先在家吃完早餐再上工，中餐在工地用餐，下工後再回家吃晚餐。那時如果有錢也可以雇人頂替，但我們是做工的人，那有錢請得起呢？所以每次輪到公差，都得自己去做。

    九三砲戰前後，我在美軍顧問團任職，那時美軍顧問團設在后浦紅大埕的洋樓。我負責庶務工作，處理日常生活雜務，同時負責每天到市場買菜，因爲團內還有許多中國籍的職員，每天中午都在團裡開伙，我負責的是中餐食材，買回來後交由廚房製作中餐，洋人的食材另有人負責。九三砲戰之前，中共雖有零星的砲擊，但火力還不是很強，那時金門人的防砲觀念很差。那時的掩蔽體，一般百姓只在屋內利用長條椅子，或板登架起來，再鋪上桌面，然後再覆蓋上一些蚵殼即算是防砲的掩蔽部。

    記得九三砲戰那天，砲擊之初，中共只針對水頭碼頭砲擊，市區民眾尚不知道害旧，都站在屋頂觀看，但見一顆顆的火團打到高空。起初大家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只覺得那是難得一見的奇景，等到中共的砲彈朝市區發射了幾顆之後，「轟隆！轟隆！」的砲響，把站在屋頂觀看的人群驚嚇的一哄而散，很多人躲到廟裡，祈求神明保佑，就我所知那時城隍廟就躲了很多人，大家聚在廟裡只是祈求心安，或許心誠則靈，這次砲擊后浦人死傷的人數也不多，而眞正的原因應該是中共那時的火砲威力尚不是很強。戰後，每一位民防隊員都要挖一處掩蔽處，遇有防空演習，每個人都要躲到自己的掩蔽處藏身，戰時更可以用以避難。

    到了民國四十七年的八二三砲戰，那時中共火砲的威力就非常強了，這次砲擊非常猛烈，百姓生命財產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脅。砲戰期間，民防隊要負責站哨，那時金城各里的路口都設有崗哨，海邊也設有崗哨，民防隊要要輪流站哨警戒，也要輪班巡邏，那時勤務很重，二、三天就要輪到一次。金城的民防隊當時每個人都發一把步槍，還有百餘顆的子彈。未值站哨或巡邏之民防隊員得全天候集合待命，全副武裝，子彈背在身上，槍枝不離身，只要上級命令一下，就得立刻出發；上級分發的任務，一定要服從，並得設法達成。當時最危險的任務應該是砲火下灘頭搶運，搶運是以中隊爲單位輪流的，命令一到，全體民防隊員全部都得出發，砲戰期間的搶運是無法頂替的，輪到的人都一定要去，那時搬運的東西大部分是煤炭、米糧及彈藥。那運補船停泊在新頭沿線，我們民防隊在搬，部隊也在搬。

    中共宣布停火之後，其實情勢仍然很緊張，各守備區時常舉行軍民大演習，守備區內的百姓及機關社團都得配合演習，無人可以置身事外。記得八二三砲戰過後不久，我家搬到東門里，有一次軍民大演習，上級命令東門里的民防隊○○時○○分到盤山的師部集合報到，我們就全付武裝，用跑步的速度趕到盤山報到，一刻半時都不敢耽擱。

    民防隊的訓練，一年大約有一、二個月。遇有高官或外賓來參觀，任務隊還要表演給他們看，操練給他們看，平均一個月就有一次，密集的時候有時一星期就有一次。此外，還時常要配合部隊演習，那時民防隊有槍、有子彈，除了沒有制服以外，幾乎和軍人一樣。但軍人領薪水，民防隊沒有薪水；軍隊吃公家，民防隊吃自己。民防隊員每年還有一個月的義務勞動，一般是投入於民生建設，有時是挖塘抗旱，有時是築堤修路，例如夏墅至金城國中這段道路，即是在義務勞動的方式完成的。

    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十七日美國艾森豪來臺北訪問，至十九日離華的三天中，中共瘋狂的砲擊金門，這次金城市區遭到猛烈的砲轟，砲彈都在空中爆炸的，彈片四處飛舞。所幸八二三砲戰過後，政府積極推動防空洞的興建，有錢的人家早就自己興建自己的防空洞，比較窮的市民，由政府補助鋼筋、水泥，其餘的沙石則由百姓自籌，以鄰爲單位，或左鄰右舍集合數戶人家共同負擔，合力興建一座防空洞，那時市區興建的大都是二十人的防空洞。

    在歷任的司令官中，我對胡璉和劉玉章的印象比較深刻。就民防訓練來說，劉玉章時期的訓練就比較嚴格；就軍紀來說，劉玉章的軍令比較嚴，但百姓也同受管制。但就親民和愛民來說，胡璉就顯得特別突出，胡璉是金門的第一任司令官，他比較疼借百姓，他對金門人最有感情。他很關心百姓的生活，他爲富裕農村，利用飛機載運小豬，並以無息貸款方式鼓勵農民飼養，那時后浦也有些人受惠。有一陣子，農村地瓜盛產，前一年的地瓜籤拿來當柴火燒，他下令部隊的米交換百姓的地瓜，互通有無，讓農戶非常感激，不過這都發生在鄉下，后浦就沒有。還有，人盡皆知的高粱換米政策，照顧到金門的所有農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