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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民國七年出生，家住金門縣古崗村，有一位哥哥，一位弟弟，在家排行老大。小時候曾讀過短暫的私塾，私塾設在宗祠裡。依稀記得老師名叫陳利風（音譯），教材是三字經，那時老師讀一句，學生跟著讀一句，後來村裡設立了學校，我大概八、九歲開始讀小學，那時學堂（學校）還沒有蓋好，我們也是在宗祠上課，讀二年級時，學堂（學校）已經蓋好了，我們即移往學堂上課。學堂是一棟二層的建築，共六間房間：樓上西側房作爲老師宿舍，樓下中堂作爲辦公室，其餘房間均作爲教室。因教室不足，低年級的學生仍借用宗祠上課。

    建校的經費主要來自南洋，當初負責到南洋募款的人有董應慶和董應彬（開源的伯父）和我堂哥董水龍。老師由村裡的「校董會」聘請，每位學生要繳交束脩，每一學期大約是二元白銀。我就讀期間，全校學生約有五、六十人，老師三名，校長是安溪來的董文英擔任。學校平常的經費，主要是賣赤菜所得。當時古崗附近的海域一律封禁，村民平時不得隨意下海，以確保赤菜的生長，待赤菜生長茂密，校董會即雇人採集，再賣給商家，獲取一筆經費。公家採完之後，海域才開禁，村民在一定期間內，得自由下海採集赤菜及海產。

    學校的教材由教育部統一規定，有國語、算術、自然、公民、歷史、地理等科目。在我讀七、八冊（四年級）的階段，也讀過英文課，老師是住后盤山的王儒行（音譯）先生。我讀到高二（五年級下學期）時，年紀已經滿十五歲，那時我玩心尚重，又逢青少年時期的反叛心理，有一次因和國語老師吵嘴，遂憤而離校，沒有再回學校，也結束了學生的生涯。離校後，即隨父親學習農事，種植一些地瓜、大小麥、花生和稻米。

    抗戰前，地方開始實施軍事訓練（縣志載：25年成立社訓總隊部，開始編訓全縣壯丁），組織保甲（縣志載：24年設聯防辦事處）。我達成丁之年，遂納入聯保組織，聯保辦事處初設在東沙，轄泗湖、小西門、庵前、珠山、古崗。那時每天晚上都須站哨、巡更，站哨人員除外，每天晚上由一班的壯丁負責巡更，由班長帶隊巡邏鄉里，那時只攜帶木棍，尚未配發槍枝。巡邏人員在聯保辦事處東沙整隊出發，途經泗湖、小西門、庵前、珠山、古崗，再回東沙。

    抗戰軍興，縣徵集壯丁，組自衛隊。日本登陸之前，漏仔、狗山垵各有一班哨，由自衛隊負責看守海岸，每人發一把槍，五發子彈。及日本登陸，自衛隊部逃到內陸，壯丁一哄而散。當時風傳日軍到處燒殺擄掠，縣民驚恐，家父也怕被抓去殺，全家逃至村郊草叢躲藏。所幸日軍上岸後未如傳言大開殺戒，局勢穩定後，居民也紛紛返家，各安其業。

    日軍進駐後，古崗也住了一個中隊，嚴格說應該是二小隊和一中隊部，中隊部就設在洋樓。一中隊長大約是一個連的人數，約有百餘人之多，該中隊除住在古崗的人數外，金門城亦住有一小隊。日本來了幾年之後，開始強制民眾種植鴉片，種植之前會來丈量種植面積，收成之前還會來評估產量。當時日本實施鴉片公賣，收成數量全數由官方收購；但仍有很多人私藏，所以若產量與預估數差距稍大，即會被抓去拷打或關禁閉。不過仍准民眾吸食，公家設有「鴉片間」，民眾可以去在公設「鴉片間」吸食，也可以買回家自己來燒，但私藏、私抽是會被處罰的。

    日據時期，金門未設立中學，很多鄉村的小學都停辦。本村的小學也停辦，本村私下聘請了一位私塾老師馬心管（音譯）來教導學童讀書；不過別村仍設有學校，例如瓊林還設小學高年級班，董群鐵、董振圖和我弟弟董光鐵，都還到瓊林上課。他們當時的年齡大約是十六、七歲，上課期間就住在瓊林，每個星期才返家一次，每次由家裡返校時都要帶地瓜去煮。

    民國三十三年底，日軍在安岐興築機場，強制壯丁勞動，我們村裡每天須動員約二、三十名壯丁，分梯進駐，輪流參與勞動，晚上就住在盤山村，日方只發給少許的糙米，勞動者仍須帶自己的五穀去煮，才能飽食。

    那時我擔任甲長，輪到本甲時，甲長就要帶班前往，照顧壯丁的生活起居。工地有日本的監工，每一村都設有監工一名，本村的監工名叫「橋本」，我每次帶隊前往，事先都買了一些糖果餅乾，賄賂現場監工，所以工作上就比較輕鬆。那時水頭和后湖的甲長可能沒有賄賂監工，所以他們的監工就很兇了，來做工的人常被打得半死。

    抗戰勝利後，金門開始實施徵兵，俗稱「抽壯丁」，我弟弟光鐵和綽號「臭豬仔」抽中，我弟弟雇了一位廈門人頂替後，隨即拿了我的護照出洋。抗戰勝利後，我因有意到南洋發展，所以事先申請了護照。我弟弟適逢兵役年齡，他看時機不對，即拿著我的護照前往新加坡。其實，那時候金門有很多的壯丁因兵役問題走避南洋。

    古寧頭戰役之後，軍方開始組訓民眾，同時分派軍勤任務，當時最沈重的工作莫過於碼頭搬運。碼頭搬運由任務隊員來輪流，每次一個星期，每梯次一村約有五至八人，有時是三至五人，搬運工的吃住由公家提供。那時新頭的搬運工有二種班隊，一種我們稱「自動營」，他們只搬運特定的物品，「自動營」只有十數人。想要到「自動營」的人，得自己提出申請，遇到輪值時，事先向鄉鎮軍事幹事提出，聲明自願去「自動營」。另一種班隊，我們稱爲「帆布厝」，約有一、二百人，住在帆布搭建的帳棚裡（分類待查證）。

   「帆布厝」的班隊分若干小隊，每一小隊約三十人，其中二人擔任伙房工作。伙房人每天向公家領取米糧和柴火，「鹹配」（副食）還要隊員自己帶。所有的運補船抵金，都歸他們搬運裝卸，那時一般都是登陸艇。偶有貨輪需在中港（大、小金之間的海域）出貨，就從料羅、新頭調派搬運工到中港去接駁下貨。說起那時候，任務隊眞的很「歹命」。

    不過當時可以雇人頂替，也可以繳錢給軍事幹事，請他代爲處理。有錢人不願去碼頭輪班，向軍事幹事繳了三、五元大洋，即可免王。沒有錢人輪工一星期，只休息了六天，又輪到派工。那時本區的軍事幹事爲楊○明，有人向楊幹事提出質疑，他回說：「下次再讓你休息久一些。」但輪值回來，常又只休了六天，仍又輪到。這種派工方式，董長義的父親即是受害人之一，可惜他已經過世，不過，七、八十歲的人應該還有很多人有這種經驗。

    碼頭搬運之外，任務隊還要築路，例如從古崗經珠山、官裡，通往后浦的這條路，初築的土路就是動員附近村落的任務隊做的。而且每間隔一段時間，民防隊（民防隊）就有開池挖塘的工作，「大肚內」的開挖就是一個實例。

    但就我個人來說，記憶最深應是運石仔車翻車的經驗。大約在民國四十年前後（時間待查），軍方開築賢厝通往水頭的道路，有一段區域地形凹陷，那時缺乏水泥建材，所以規定每一位任務隊員繳交數立方的石子，古崗村繳交的石子全集中在「後庫仔」，再由軍用卡車載運到工地。那時我但任鄰長，有一下雨天，我押運滿滿的一車石子，車上還坐了數名任務隊員，卡車從「後庫仔」經「西宮」，進入金門城，那時尚全是土路，路面因逢下雨，道路泥濘而且易滑。現在金門城十字路口至西門城牆（往水頭方向）這一段，當時還是一段陡坡（現在已經鏟平），車子費力的往上爬，爬到一半，可能是超載，也可能是司機換檔不當，車子向後倒退，煞車亦失靈，最後滑落深溝，結果造成翻覆，卡車上的人全掉落地上，很多人被小石子壓蓋在身上，造成多人輕重傷送醫。我也坐在車上，掉落時亦被小石子壓住一條腿，幸經搶救得宜，受了一點輕傷，但仍在床上躺了數日才得下床，又經中醫長期推拿按摩才得逐漸康復。其間曾多次檢驗殘廢隊，惟均未能通過。

    軍勤任務之外，任務隊尚需接受軍事訓練，各編組除專業訓練外，初期仍以立正、稍息、向右轉、向左轉……等單兵基本動作爲主，最初金山都集中在庵前的大操場（現在的賢庵國小）操演，全天的訓練或集合，就派人抬飯到操練用餐。後來民防訓練，改在各村公所附近的空地操練。不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九三砲戰期間，那時董漢忠擔任村長，指導員趙志浩（音譯）原擬將全村的民防隊員集中到「大堡頂」大操場集合操練，鄉紳董群乞向村長董漢忠提出忠告，說：「現在仍不時砲擊，似不宜大部隊集合。」村長才沒有同意村指導員將全村的民防隊集合在「大堡頂」操場，但村指導員仍親率一班民防隊員到「大堡頂」操場操演。

    正操練中，適逢中共砲擊，隊員即各尋找掩蔽物，很多人都跳到附近的壕溝。就在此時，一顆砲彈在空中爆炸，彈片四射，指導員趙志浩當場被彈片擊中，血流如注，立時被送往東沙醫院救治。砲火稍歇，在清點人數時，才發現隊員「充仔」亦中彈，人已經昏了過去，大家以爲已經死亡，我趕緊通知村長董漢忠，「充仔」的堂哥董群愈，抬著擔架匆匆趕到，才發現「充仔」尚有氣息，於是趕緊送往東沙醫院，才挽回一條人命。

    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砲戰期間，中共企圖以火砲封鎖金門，政府則千方百計利用各種運輸工具對金門進行運補，那時軍方動員全島民防隊員，以中隊爲單位，分梯在料羅、新頭等地進行搶運。九月二十七日，榜林中隊奉命灘頭搶運，遭中共砲擊，造成三死數傷。九月二十八日，古城中隊接替搶運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