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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古寧頭南山人，民國六年出生，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三。大哥、二哥在民國二十一年及二十四年相繼到南洋討生活，家中生計於是落在我身上，我十五歲開始拿鋤頭種田。不過金門都是一些看天田（旱田），而且金門有許多土質是沙地，不易涵養水份。金門是靠天吃飯的，種田的收入其實不足以維持正常的生活，當時金門人大都是靠僑匯接濟的。日本佔據金門時，就曾經有連續五、六十天沒有下雨的紀錄，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很多人只好吃地瓜皮、米糠，因爲沒有錢買糧食，也沒有地方買糧食。

    日據時期，僑匯斷絕，金門人的生活非常清苦；日本投降浚，僑匯又源源不絕匯回，金門人曾經有幾年的好光景。但曾幾何時，自三十八年大陸撤守，廈門淪陷，僑匯再斷，金門人的生活又變得非常清苦，家有田產者，生活算是最好的；反而是那些倚靠華僑接濟的家庭，生活都陷入困境。

    百姓種植的農作物主要有地瓜、花生、大麥、小麥；吃的主食大都是地瓜、地瓜籤、麥糊等。據老一輩的長者談起，金門一年農作物的收獲量，只足夠四個月的民食所需，其餘八個月的糧食全靠大陸的米糧接濟；即連燒飯的木柴都靠大陸進口，因爲金門的樹木很少，只有零星的幾株相思樹和榕樹，百姓煮飯都是燒一些雜草或是一些有刺的木本植物，我年少時候還曾經到太武山去偷砍一些有刺的木本植物回來煮飯。

    民國二十四年那年，我剛滿十八歲，就被徵集參加了壯丁團。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地方當局開始訓練壯丁，縣政府派我們這些壯丁團團員看守海岸港口，規定船隻只准進港，不准出港。及日軍登陸金門，縣政府內遷，壯丁團團員也都就地解散了，有的暫避鋒頭躲到內陸，我也暫避在南安二十三日，但因父母仍在老家，我負有照料雙親的責任，所以不得不回來。回來之後，受苦也才眞正開始，因爲駐紮在西園與官澳交接處的日軍，受到中國游擊隊的突擊而遭受到嚴重的傷亡。日軍於此一事件之後，指派壯丁看守海岸，防備中國游擊隊再次來襲。當時南山分爲三保，按壯丁人數，以六人一組，輪值看守二間更寮，更寮都在海邊的高地，稱爲守望。壯丁團受日本警察管理，現在北山的洋樓即是當時日本警察的分駐所。這棟洋樓原爲當地一位華僑所有，因日本攻打金門，屋主逃難走避南洋，這棟洋樓遂被徵用做爲分駐所。這間分駐所有三位日本警察，另有三位是日本走狗的中國警察，我們雖然受命看守海岸，其實我們重點都是面朝陸上的要道，以防日警來突擊檢查。

    日據時期民間養騾馬是要登記的。在日本投降前夕，日軍下令所有飼養騾馬的飼主，將騾馬牽到指定地點集合，準備挑選精壯的騾馬徵用，有些聰明的飼主故意將騾馬放生，而報稱騾馬走失。但日本軍方以軍令強制保甲長，必須有一定數量的騾馬，也要有定額的人員來照料，有些飼主因年紀太大，保甲長就得設法另行指派壯丁負責照料騾馬；其後，日軍從南太武撤入大陸，再過了一陣子，日本就投降了。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撤守，中共攻打金門之前，就已經開始砲擊金門了，記得砲擊最早约時問好像是農曆八月二十五日。當時一般百姓從未曾見過這種陣仗，不知砲彈的威力，以爲躲在床下即可安全無虞；有些民眾更是無知，認爲砲彈是直線前進，躲在窄巷有好幾層牆壁可保護，應該會很安全。當時我們村莊有一對夫婦就是在砲擊時躲在窄巷內，結果被空爆的炸彈炸死。

    古寧頭戰役前後，金門最辛苦的壯丁要算古寧頭地區了。以南山爲例，當時南山的駐軍是青年軍，中共登陸古寧頭之前，國軍要求南山的壯丁每天二十人及十匹騾馬輪流宿營，負責搬石料、木材及門板。古寧頭戰役前夕，氣氛已經非常緊張，國軍爲防備中共來攻打金門，開始大興土木，構築防禦工事及碉堡，當時政府財政困窘，根本無力支援各項建材，國軍只好就地取材，向民眾徵集建材，規定每戶必須繳交門板。最初，一般民眾都用一些木板釘成門板來充數，但一而再，再而三，最後沒有木板，只好繳出眞正的門板，每家戶只留下大門的門板，內房的門板全被拆走。當時連保長都受不了壓力，紛紛走避他鄉，壯丁也跟著走避；即使是負責派遣壯丁（人力）的幹事也派到手軟。

    戰爭的腳步愈來愈近，戰爭的氣氛也愈來愈濃，國軍構築防禦工事也日益緊迫。工事的的構築需要大量的石塊、樑木等建材，於是決定拆除牛馬舍及無人住的房屋。記得國軍在沙崗的一座沙丘，準備建造一座碉堡，這個地址即是光前廟往林厝的路上，現在那間販賣「一條根」中藥的店面，當時由於缺乏木材、石料等建材，正預備拆附近我家的一間柴房，我趕緊親自到現場阻止，結果帶隊的官長說：「你來的正好，我們現在正缺人手，你趕緊來幫忙抬這些木材，搬運這些石頭。」不但自己的房子被拆，還被迫去服勞役，而且還是搬運自己房子被拆下的石頭和木料，想起那時眞的很不值得。

    由於趕築工事，部隊需要大量的人力，因而向村里幹事要人，幹事無法應付，於是在農曆九月初二晚上召集村中壯丁開會，會中決議派我和李水院到各村莊找保長、甲長及壯丁回來。因爲那時我和李水院剛好擔任南山村無給職的村代表，找人的責任遂落到我們二人的頭上。行前駐軍的部隊長特別聲明：「那位保長、甲長敢不回來，我就先拆他們家的房子。」

    我和李水院趕緊分頭到各村莊去找人，記得那天很早就步行出門，在八、九點鐘我到達古崗村，在山頭上看到南海岸沿著古崗到料羅一帶海岸都是艦艇，以前我沒看過大船，還以爲登陸艇就是航空母艦呢！原來是胡璉的部隊來增援金門。據當地的漁民抱怨表示：「這些船已經等候了二、三天了，因爲駐軍不准他們登岸，所以一直停泊在海上。這幾天守軍也不准我們漁民下海打魚。」到了中午，部隊就開始登陸，我到后埔（金城）時，整個后埔的街上都是著軍服的部隊；及凌農時分，中共的軍隊也在古寧頭登陸了，火砲也開始對古寧頭炸射，一直打到天亮，與國軍展開數回合的激戰。

    當晚國軍（青年軍）把村莊的幹部全部集合（當時只有村長未回），部隊下令壯丁用騾馬馱負彈藥向湖下村方向撤退。那時古寧頭，安岐、林晤、西埔頭村幾個村莊已全被共軍佔據，西埔頭的山頭也被攻佔一角。天亮後，大約在八點鐘左右，胡璉的部隊才趕到，那時的胡璉的部隊大都是汕頭、潮州一帶的人，裝備可以說非常可憐，有的三、四人才有一把槍，他們說的話我們也聽不懂。不久，我們又配合胡璉的部隊反攻，初四國軍就恢復了西埔頭的村莊和整座山頭。

    在這場反攻戰役中，本村第十四甲甲長張水波擔任國軍部隊嚮導，遭共軍火砲擊中死亡；我因協助國軍搬運彈藥，也中了三槍，一顆劃過耳際，一顆穿過左肩胛，一顆打中腹部。送醫後，醫生還從肚中挖出一顆子彈。那時聽醫生說是中了加拿大製的衝鋒槍，這種槍扣機一次只會連三發。至於是遭敵人射擊，還是遭友軍誤射，根本無從得知，因戰場極爲混亂，何況當時國軍和共軍的衣服的顏色大同小異。其實我是住進醫院後才分辨出國軍、共軍的差異，紅（共）軍的帽徽有五角星，五角星下印有81，另外衣服的鈕扣也有五角星標誌；國軍的帽徽有國徽，鈕扣也有國徽的標誌。當時在激戰中根本無法目測，又沒有良好的通訊設備，以致無從辨識敵我，所以有很多青年軍在兩軍夾擊中被誤殺，後來國軍爲了區別敵我，還特別將帽子反戴。

    我受傷後，被送往陳坑（成功）村的野戰醫院，那是一座臨時的團部醫院，設備簡陋，可能當時受傷的病患很多，醫生根本沒有詳細幫我檢查，只是稍加消毒，即加以包紮，並隨處放置。當時的臨時醫院是在水頭村，野戰醫院的醫生給我的家人一張轉院證明書，並吩咐我的家人將我抬到水頭，我的家人聽不懂普通話（國話），無法與院方做適切的溝通；我雖然約略能聽懂一些簡單的普通話，可惜當時流血過多，喉嚨根本不聽使喚，無法講話，只能發出「噢！噢！噢！……」的聲音。還好那時我才三十多歲，正當青壯年時期，身體非常健壯；換成現在，十個人也不夠死。當時由於家人不知該紙轉院證明書的重要性，所以未加妥適收藏，待當天黃昏，大量的傷兵湧入，該紙證明書又被院方收了回去，家人沒有辦法，只有將我抬回家。

    次日，我父親決定將我送到后埔（金城）私人診所醫療，但那時正值戰亂，醫生也都避難去了，根本找不到醫生。父親決定先行找一處地方休息，而我堂兄弟有一位親戚就住在后埔南門社（現在金城鎮南門里），不過那位親戚在多年之前已經到南洋討生活，在老家只有他的一些晚輩，我家和這些晚輩平常就很少交往，所以根本不認識。

    當我們到達南門社口，恰巧這時南門社正在檢查戶口，路口佈滿衛兵，不准閒雜人進出入。父親只能把我暫停在漁池旁的屋邊，父親無奈自語：「我的外甥去南洋，他的後輩不知最近如何？」恰巧有一位村人回問說：「你的外甥是什麼人？」父親答說：「是○○人」。對方立即叫說：「原來是舅公！舅公！您趕快進來。」他立刻向衛兵交涉，說：「那位病人中槍快死了，再不趕快進屋醫治，就是在大太陽下曝曬也會死。」衛兵聽後，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行，就在這種情形下認了親戚，家人把我抬進了屋內；之後，這位親戚再到李讚發的岳母家抓藥，回來替我換藥，李讚發（後來擔任校長）是我的舊識，他在西埔頭（村）書房教書，而我太太是西埔頭人，所以我們很熱；巧的是他的岳母有一間小閣樓在做藥材庫房，閣樓內藏有許多藥材。李讚發聞訊趕來，還找來一位醫生幫我換藥，並擔任雙方的通譯，後由這位醫生寫了一封介紹信，將我轉送到水頭臨時醫院，十數日後再轉到成功醫院（一間民房）療養，並在這裡完成開刀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