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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民國二十二年生，世居金門縣古寧頭南山村。我有一位哥哥，二位弟弟，四位妹妹，在家排行第二。家中務農，主要作物是有花生、地瓜、大小麥和高粱，民國三十多年高粱在古寧頭就已經有人種植了。南山村因爲靠海，所以一般家庭還從事採蚵及圍網捕魚等副業，我們家亦是如此。在金門早期的農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幾乎都要動員全家大小一起參與，所以我們從小時候就要幫忙家務，亦常跟隨家長下海撿蟹、拾魚、採蚵，上山撿柴、割草、放牛、牧羊更是我們小孩子的專責。

    我受過小學教育，啟蒙是在日據時期，當時一般人的生活都很清苦，不過村中長老對教育很重視，籌募經費，設立學校，就在李氏家廟內開班授課，那時學校上課的時間並不多，一個星期才二節課，專門教授日本語（ぁぃぅぇぉ），老師除了會日語外，閩南話聽說也都流利，就我推斷應該是臺灣人。當時學校經費雖由村中長老籌湊，不過受数者每學期仍須繳交若千費用，我讀了幾年，因家境貧困，又要幫忙農務，所以讀到高三（小學六年級上學期）那一學期就沒有再繼續上學了。

    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開打，日軍很快的在金門登陸，那年我剛好虛歲七歲。那時傳言日軍登陸後會大開殺戒，居民大爲驚恐，有錢的人家紛紛到內陸避難，或遠走南洋，沒錢的人家亦設法躲藏，記得當時我和家人就躲到現在慈湖旁的草叢中，幸好日軍上岸後，並沒有如傳言一樣殺人，所以鄉人才陸續返家。

    日據時期，日本人很兇悍，打人有如家常便飯，民眾平日稍不留意，得罪了日本人，或違背了日本人的意思，就會被打。日軍佔領後的幾年，日本人就開始強迫民眾種植鴉片，小時候我也曾幫家人種過。種植鴉片先是挖一個小穴，穴內大約種植五株，鴉片長大會開花結果，果實是一顆圓圓的球體，農戶利用鐵扒子在天晴之時刈破果實，球體會流出汁液，農戶收集後曬乾再交給日本官方。收成之前，日方會先行預估的產量，如果未達預估的產量，日方就會認定你私藏，刑求拷打是免不了的。

    民國三十三年底，日本強徵民工在安岐開闢飛機場，那時我年紀尚小，所以沒有參與，但我父親及大哥均被徵調做工。據他們說，每一天日本官方就劃定一塊區域的土方，規定當天一定要搬完，搬不完就不讓你回家。我父親及兄長都是當天去，當天回；不像遠處來的民工，必須借住在安岐附近的村莊。據我所知，那時還有很多廈門的民工也來做。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日本駐在金門的陸軍又強徵一批騾馬及民伕，由南太武進入大陸。那時日軍徵用的騾馬都是經過挑選的，那時我家也養一匹騾馬，但體型瘦弱，所以沒有被選上；我家的鄰居很多的騾馬因爲健壯高大，所以被選去；更糟的是騾馬一旦被選上，飼主就得跟隨照顧，如果飼主不想去，就必須僱請一人代替前往，否則就只好自己隨同前往。大部隊開拔前，所有被選上的騾馬全釘上鐵蹄。

    那時被強徵的騾伕，絕大多數人聽不懂日本話，所以吃了很多悶虧。據傳日軍動不動就喊「巴加魯」（ばカかやろう），意思是「混蛋」 ，是一句罵人的話，但騾伕聽不懂日語，聽成把騾馬「綁得下面一點（閩南語）」，日軍更是生氣了，連叫「巴加魯」、「巴加魯」、「巴加魯」，騾伕就愈綁愈下面，這可能是誇大的笑話，但也凸顯了語言不通的現象。

    日本投降後，國軍來金門接收，就我個人所見所聞，那時國軍的穿著並不好，腳底還穿著草鞋，只是當初來接收的軍隊並不是很多。民國三十五年金門開始實施徵兵，金門人稱「抽壯丁」。那時的徵兵是依及龄壯丁人口的比例分配名額，中籤者可以自己去，也可以雇人頂替。當時金門一般人對當兵都心存恐懼，因此只要財力許可，大都雇用他人前往；甚至有些人家境並非富裕，亦不惜散盡家財，只求免去兵役，因此形成一個「買壯丁」的市場，有些貧困的游民就以「賣壯丁」爲業，他們收取「買家」的銀兩，然後冒名「買家」去當兵。在大陸淪陷之前，金門共計實施了三次徵兵，分别在民國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及三十七年，這些兵力後來大都投入了國共戰爭。

    民國三十七、八年間，國軍部隊就陸續進駐到金門，最早到的有番號「克強」、「力行」的部隊。那時部隊都借住在民宅大廳兩側，百姓則住廂房。三十八年中期以後，共軍逼近廈門外圍時，番號「克強」的部隊調到大、小嶝駐守；十月初，大，小嶝就淪陷了。「克強」的部隊調往大、小嶝後，接替防守的部隊是「青年軍」，「青年軍」從古寧頭至壟口沿線一帶佈防。

    那時戰爭的氣氛已經很濃，戰爭迫在眉睫，「青年軍」在金門的北海岸大肆構工，興建防禦工事。部隊爲了構築碉堡，民宅的門板全被拆去做碉堡，村裡的石頭也被搬得精光，並動員騾馬協助馱運建材，同時動員民力協助構工，我那時才十七歲，即被「青年軍」捉去構築碉堡。當時被徵集的民工行動受到部隊的管制，不得單獨行動，也不准我們回家，構工和住宿全都是集體行動。那時部隊要怎樣就怎樣，百姓根本無法抗拒；在戰亂的時代，根本沒有講理的空間，就是生氣也無濟於事，最多也只能生生悶氣而已。

    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凌晨，共軍從壟口至安岐一帶海岸登陸。槍聲響起，村民也紛紛逃難，我和家人躲到村郊的山井裡，就我所知，躲在附近山井的村民就有四十多人；原駐守南山村的「青年軍」也被迫退到湖下村。戰爭即起，胡璉兵團剛好趕到，部隊立即投入戰場，從海岸線、湖南高地、西埔頭等地反攻，天亮之時，退到湖下村的「青年軍」又配合胡璉兵團的部隊從西埔頭反攻，胡璉兵團的其他部隊亦由湖南高地及海岸線向安岐方向推進。

    國軍收復西埔頭後，國共軍隊在林厝展開激烈的攻防戰，那時國軍駐金門的戰車剛好是一個連隊，共有八輛戰車，分成二批，每批各四輛，他們輪流在戰場上來回輾壓，並用車上機槍掃射，最後逼迫共軍向北山退卻，共軍被擠壓到古寧頭一隅。戰爭的最後階段，國軍在戰場清掃共軍，對可疑地點投擲手榴彈，那時民眾有的躲在山井中避難，在清掃戰場的過程中，因誤會而被炸死的有三人。

    國軍打下北山的洋樓後，戰爭才告結束。那時部隊的軍紀有些失控，有些士兵乘機劫掠民財據爲己有，當時我家有三件洋毛衣，藏在柴房內，戰後清點竟不翼而飛。金門冬季天寒風大，洋毛衣是保暖的利器，這件毛衣對我們來說很重要，也很值錢。戰後不久，有一位士兵竟然拿著我們家的毛衣到我們村裡來兜售，結果被我發現認出，我要求他歸還，他竟然要我每件以九塊錢作爲抵償，那時海蚵一斤也才值流通券2.5元而已，每一件九塊錢不是一個小數目，我當然不肯，最後毛衣也沒有要回來。

    戰後，緊張的情勢並沒有因戰爭結束而和緩，傳言共軍將再來攻打金門。部隊不得不加強工事的構建，因此大肆拆屋取石，空屋沒人住的房子全破拆毀。例如我們古寧頭有一所學校（地點大約有目前村公所的旁邊），剛蓋好沒多久，就這樣被拆毀了；宮廟也是無人居住的財產，同樣的被拆了；我們李姓第二世四公祖祠堂也在這一波中被拆。當時村落的巷道全被堵住，整個古寧頭就像一座城堡。

    軍方也在戰後開始組訓民眾，指派幹部擔任村指導員，及齡男女全被編入各種戰時任務隊，我那時是十七足歲，被編入護路隊。護路隊負責打掃環境衛生，及任務隊出操或做工時負責挑飯。挑飯的工作有時也由伍長來做，早期任務隊做工，如挖戰壕等，伍長不用做，就要負責到各家戶收集飯鍋，再挑到工地。

    民國三十九年，金門又行徵兵，結果我哥哥中籤。我們這裡的風俗，家業由長子繼承，有「長男不出遠門」的不成文規定。在兵荒馬亂的時代，戰爭頻仍，大都以爲當兵後不可能再回來，視當兵如同死亡；如果要請人頂替，則需要黃金數兩，家裡也負擔不起，所以最後就由我代替哥哥去，那時我都還未滿十八足歲。我應徵入伍，編入戰車部隊，一直到民國四十三年才退伍。退伍後破編人後備軍人，也受軍事科管理調度；後備軍人每一年只召集三天，一天講習，一天實彈射擊，最後一天是會餐。

    退伍後，我回到金門才十七天就遇到「九三砲戰」。砲戰之初，共軍火砲只打烈嶼及水頭之間的海域，村民都爬到房頂觀看，好像看熱鬧一般；後來共軍火砲轉向，開始砲擊北山村，大家才一哄而散。這次砲擊長達半個月之久，我們躲到慈湖海邊，臨時構築一座簡易的防空壕，當時是利用一條深溝，在上面蓋上木板，再用蚵殼覆蓋。這次砲擊，共軍的砲彈很小，百姓的生命財產並沒有遭到重大的損失。就我所知，我們南山村只有一個人從田裡跑回家，結果在途中被打死。

    戰後，官方開始要求民防隊協助軍方構工，首先是挖掘132高地的戰壕，這項工程，鄰近村莊的所有民防隊員都要參加，我們後備軍人本來是免除這項勞役，但因父兄都要輪值，如果他們農務太忙或是沒空出動，就由我代他們前往。這條戰壕大約寬3公尺，深2.5公尺，主要在防上戰車橫越。

    民國四十四年，官方爲預防將來發生更激烈的砲擊，所以又動員民防隊員挖掘防空洞，以作爲百姓避難處所。軍事科規定有多少人，就要挖多大的防空洞，我們後備軍人原本是不用挖的，但村指導員要求我們去挖，我們就去抗議，我們說別村里的後備軍人都不用做，爲何我們要做呢？經過抗議俊，我們才免掉這項公差勤務。我雖然不必做，但仍代替父兄參與挖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