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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世居金門縣西園村，西園村有一個監場，據傳在清朝時一般百姓可以自行曬鹽，一人圍一塊鹽田；但到民國時期已經由政府開發、管制。抗戰時期，日本佔據金門，繼續開發；抗戰勝利後，鹽田由政府接收、管制，因產量不多，屢興屢廢。部隊進駐本島後，因需鹽大增，於是擴大曬鹽，以供軍民所需。那時由政府雇用鹽工曬鹽，我因年幼，未曾參與這項工作。

    我民國二十六年（戶口登記爲二十八年）出生，在家排行老大，有三位弟弟，一位妹妹。出生不久日軍即佔領金門。據長輩說，日軍駐守金門的數目不是很多，聽說才數十人而已，但因我的年太小，對日軍的印象不深。日本在金門強迫百姓種植鴉片，我雖未曾實際參與種植，對鴉片的長像亦一無所悉，但小時候確曾吃過鴉片籽，那時鴉片籽拌糖，用來包潤餅（春捲），鴉片籽是炒過的，味道蠻香的。

    民國三十七、八年，國軍部隊進駐金門時，我已經十一歲。最早來的是空衛部隊，其後有子程、子健部隊，青年軍，還有一些雜牌軍隊，當時部隊都借住在民房，部隊的物質條很差，因爲運補不及，吃的，穿的都很不好，軍服是土黃色的，衣料很差。部隊因管理不嚴，軍紀感覺很亂；加上防務上的需要，全島大興工事，因爲沒有鋼筋、水泥，只好強拆民房、門板，結果招來很多民怨。

    古寧頭大捷之後，後方的運補漸趨正常，部隊的生活大幅改善，部隊吃的是白米飯；反觀，百姓那時的主食還是地瓜粥，記得我十二、三歲時，也曾等候部隊用完餐後，討些大米飯回家吃。戰後，部隊的軍紀比以前嚴格，我家住著一個營部，我和一些阿兵哥很熟；部隊過年過節部隊都有舞龍、舞獅的活動。印象中，東山島突擊前，部隊忙著曬乾糧，阿兵哥把饅頭切成一片一片，在大太陽下曬乾，再收藏當成乾糧；東山島之役，我軍傷亡慘重，回防時，很多熟識的阿兵哥就未見回來了。

    我大約在十歲才開始接受啟蒙教育，那時金門的學校還不是很普遍，大部分學堂的老師都是從大陸聘請來的，我們西園村的老師來自惠安縣，他們都是隻身來到金門，每次都要等到寒暑假才回大陸省親。學堂的經費是由村裡的長老負責籌款，老師的三餐由學生家長提供；我們學生輪流提粥去給老師吃，那時的主食是地瓜粥和大、小麥糊，副食是村民自採（自做）的海蚵，花生、豆腐等。那時讀書並沒有年齡上的限制，沒有規定幾歲應該進學校，一般讀書的年齡都比較晚。課目有國語、算術、常識、美勞和體育而已，不像現在課程這麼多。

    民國三十七、八年之間，因國共戰爭的關係，情勢非常混亂，很多老師返回大陸即未再回到金門，大陸淪陷後，金門的師資非常缺乏，本村村民大部分是目不識丁；剛好稍早之前，有一位廈門人，名叫黃德元（綽號森仔），他讀過幾年書，因工作關係居住在本村，村中族長就對他說：「森仔啊！你認識字，你來教大家讀書吧! 」他遂臨時充任本村的老師，他一個人数了很多班，由校董會募一些錢給他充做工資。

    後來，政府開始在本村設立小學，稱爲「西園小學」，由縣府指派校長及老師。首任校長姓梁，名字已不記得了，西園小學除梁校長外，還有二位老師，一位是李永圖，是福建內澳人；另一位鄭藩廣老師，是本縣吳坑人。同時，政府鼓勵初中畢業生就讀簡師班，師資慢慢充實，我們學校的老師如王經權、王安惠等都是簡師班畢業的。我在西園小學讀到四年級，到五年級才轉到金沙中心小學（現在金沙鎮公所現址）就讀，林金龍老師就曾在金沙中心小學教過我們。小學階段我因曾生病休學過一、二年，所以至民國四十四、五年才畢業。

    小學畢業後，因爲家境貧困，我又排行家中老大，需要幫忙承擔家計，所以未再繼續升學，在家裡種菜、賣菜貼補家用。畢業時，我的年齡已滿十八歲，所以立即被編入民防隊。民國四十六年，金門剛好實施戶警合一制度，需要一批警員，我也去參加考試，結果獲得錄取。放榜後，我們在后浦的陳祠堂集訓了一個月，然後被分派到金湖鎮。我是鄉下小孩，當時年紀即輕，又很聽話，人也很老實，警局的長官劉培墀、蔣克家、周道平、王正經等人都對我特別照顧。當時縣長孫通，警察局長爲賀光耀，但戶警合一制度才僅僅試辦了三個月，即因經費不足而終止，人員只好解散。

    戶警合一制度終止後，我仍回家種菜，每天過著澆菜、種菜、賣菜的日子，過著農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大約是農曆七月初，當天傍晚時分，我正在山上澆菜，許多農家也正忙著拔花生，阿兵哥則利用飯後時到山井沖澡。突聞「呯呯！碰碰!」的連珠砲響，但見太武山上塵霧滿天，最初尚未警覺戰爭已經開打，我和一般農人都還以爲部隊在演習，但當砲擊地點從太武山逐漸轉向平地、村落時，大家才警覺戰事已經開始，至此大家才驚慌逃散，有的人立即跳入井中躲藏，有的人就近躲到散兵坑，或趴在田埂，也有的人躲在交通壕裡。我則伏在線溝、同時利用砲隙空檔慢慢向村莊伏進，途中經過一個探照燈班的陣地，我就躲到軍中的碉堡避難。很快的整個金門都陷入砲火之中，砲彈落地及空中爆炸的聲響不絕於耳，一直打到晚下八、九點，砲火才稍稍停歇，我利用這段空檔時間趕回家中。

    回到家時，媽媽不知躲到何處去，幾位弟弟也不知去向？我家才不過幾口人，卻四分五散，也不知何處找人。那時金門那時還沒有電燈，只有煤油燈，燈光如豆，等了許久，家人才逐漸回來。但相繼傳來的是不幸的消息：「某某人被打死」、「某某人受傷」、「某某人家中的豬牛羊被打死了」、「某某人的房子被打垮了」、全村村民人心惶惶，全陷於驚恐之中，晚餐大都還沒有吃，但也有人已經緊張的吃不下了。

    不久，民防隊開始集合了，集合的哨聲此起彼落，副村長的吆暍聲響徹雲宵，我們在祠堂前分區隊集合。那時民防隊已經有槍了，不過當時的槍枝很少，一個村莊大約只有二十多把，一般是發給較爲年輕的隊員，例如我就發了一把。民防隊集合完畢了，然後開始分派任務，有的分派站衛兵，有的分派巡邏，有的分派挖壕溝、挖土洞，未分派到任務者則集中待命。

    副村長對的挖壕溝、挖土洞的要求非常嚴格，一定要挖深三公以上，足以承受砲擊的震動，才算合格。九三砲戰之後，民防隊也曾挖過土洞，不過那時挖的土洞都是爲了應付上級的檢查，一般來說都挖得很淺。記得那時候我們還罵政府，因爲民眾平時就已經忙得要死，還要增加挖洞的任務，所以那時所挖的土洞只是應付上級的檢查，根本不堪一擊，只要稍爲震動可能就垮了。但經過「八二三」當日的砲擊後，大家爲了保命，火砲正打得激烈，民眾在砲火下忙著挖掘防空砲洞，根本不用上級的命令，每個家庭連夜拼命的挖，挖深了好幾公尺，然後再向裡面掏挖進去。有的人在內部再用門板架起來，稍爲有錢的家戶也集資購買水泥、鋼筋，構建更堅固的防空洞。總計這次砲擊全村死傷近二十位，其中有一個防空洞被活埋就死了九個人。

    砲擊連續打了四十四天才宣佈停火，很多民眾利用停火期間遷居台灣。我們家那時沒有錢，在台又舉目無親，所以根本不敢遷台，恐怕遷台後的生活沒有著落。那知道政府會發錢給遷台的民眾，而且還是每口三千元。其實當初有些遷台戶就說：「政府叫我們去，應該不會讓我們餓死吧！怕什麼？如果要保命，就要跑呀！」只是那時口袋沒有錢，所以顧慮較多，不敢貿然前往。當時全村遷台者大約有十多戶，局勢稍爲平靜之後，有些人又回來，他們還說了一些風涼話：「我說嗎，政府那會讓我們餓死嗎？你看政府安排我們住在學校，又發給每口三千元，政府如何照顧…」聽在我們這些沒有疏遷人的耳中，總覺得非常刺耳。因爲聽說當初留在金門的人也要發給三千元，但實際並沒有領到半毛錢。沒有疏遷的民防隊，沒有受到政府的任何照顧，而且還要負起保鄉衛國的責任，眞是情何以堪？

    民國四十八年警局剛好有員警出缺，那時用人是要有考試資格，但錄用與否，還是要用人機關來決定，警局老長官因我過去在警局的表現很受他們的肯定，他們認爲我這個人有可取之處，所以特別到我家來找我，邀我再出來當警察，我說：「不要啦，如果再當三個月就解散，我會覺得很沒有面子。」他們說：「不會，不會。」在長官的力邀之下，最後盛情難卻，終於在民國四十八年二月再度出任警察，職等是同委任警員。

    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十七日，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華，中共以「歡迎」爲名大肆砲擊金門，史稱「六一七砲戰」。那時我正在金城服務，記得砲擊當晚，砲火非常激烈，我頭戴鋼盔，陪同劉培墀警官出來巡街，整條街不見一個人影，民眾全躲到防空洞去了，我們警察奉命要出來維持治安，調查災情，搶救傷患，撲滅火災，同時要將災害情形寫成報告。

    同年稍早之前，蔣中正總統指示「建設金門爲三民主義模範縣」，自足地方政府集中全力，進行鄉村整建，重點在拆破修亂，遷建豬舍，因此基層一天到晚都在整理環境、道路、豬舍、牛馬欄、水溝。石炳炎在民國四十九年被任命爲金城鎮的鎮長，官派的鎮長爲講求績效，不得不貫徹上級的命令。民國五十年七月政委會秘書長王和璞兼署縣長，以實施「裁員減政」爲施政方針，對基層人員（包括警員及村幹事）大肆裁員，自願資遣者發給三點五個月薪水，被資遣者只發三個月薪水。那時我被派在北門里擔任管區警員，爲執行上級命令，因此每天都與百姓站在對立的立場。我那時年紀尚輕，自己思量：「每天都在得罪人，長久下去，可能把全后浦的人都得罪光了，最後連后浦也不敢來了。」因爲警察的工作主要是捉賭、拆豬舍、折屋，這些都是與百姓對立的，因此自願接受資遣，領了四千多元的資遣費回家種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