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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我調江蘇，任江蘇省主席、保安司令，兼軍管區司令，軍管區包括上海、南京。三十八年一月，我又兼任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總司令爲湯恩伯，還兼任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發現浙江省主席陳儀有叛變跡象，而將他扣押，就由第一綏靖區司令官周碞接任浙江省主席，我再兼第一綏靖區司令官。江蘇黨政軍由我一手掌握，印鑑比兩江總督還

   多。

    我到江蘇時，江北各縣皆僅存一城，餘皆爲匪佔，這在抗戰已種下惡果。抗戰時期魯南蘇北匪勢坐大，主要是人事摩擦所引起，但我不清楚其內容及誰是誰非。當時江蘇省主席韓德勤，保定六期出身，和在江北的李明揚，老革命，也有當主席的資格，彼此不協調，部隊都不相統屬，李明揚轄有李長江部，力量很大，後投偽軍。抗戰時精銳部隊都調上戰場。蘇北雜牌部隊多，戰事少，內部又鬧意見，共匪就坐大起來。當時山東省主席于堅忠與海軍出身的青島市長沈鴻烈兩人也鬧意見，于學忠爲直系出身，後投奉系，部隊駐山東。蘇北魯南共匪統一歸陳毅指揮，勢力坐大後，影響整個戰局。前任江蘇省主席王懋功(字東成)，徐州人，資格很老，與何敬公同時當師長，三二○事件前離粤。後因參加改組派受影響，脫離軍隊，賦閒多年。汪精衛去世，王東成順理成章在抗戰末期任江蘇省主席(三十四年一月二日)，在安徽成立臨時政府。他以陳言爲秘書長，省府組織、人事都聽中央安排，不太清楚江蘇地方事務，對共匪並不瞭解，輕視匪情，他認爲江蘇各縣沒甚麼匪，但中央知道江蘇各縣糜爛，各縣都有中共的小組織。蘇北人說共匪是「三頭主義」，初來時先叩頭，來了以後點頭，後來就殺頭。魯南諺語說共黨來了是「先甜後苦」。

    當時國民黨內派系鬥爭激烈，人事複雜，由中央起，有CC派、三青團等。江蘇省各廳處長大多是陳果夫的人手，還有與C C派對頭的顧祝同的人馬。我到江蘇前，蔣先生特別囑咐我：「你不要聽陳果夫、顧祝同他們這些人的話。」蔣先生注意這些事，也有他的痛苦，所以我在江蘇無黨無派，立場超然。人事上提出一個口號：「我有私人，只有私人，我無私人，盡我私人。」人事公開，不講派系。我請徐道鄰擔任我省政府主席的秘書長。徐道鄰是個書生，脾氣很硬，我有位叔祖曾在徐州任學官，徐道鄰的父親徐樹錚在我叔祖時入學，因此知道我，後來徐道鄰在臺灣擔任省主席魏道明的秘書長，與魏失和，回到上海任同濟大學法學院院長，我就將他請來作秘書長，後來徐來臺灣，在臺結婚，前幾年去美國。江蘇省政府在鎮江，但負責省政的許多官員都以南京、上海爲家，只在開會時來一下。

    當時爲訓政時期，國民大會尚未成立，中央爲參政會，各省爲臨時參議會，江蘇六十幾個縣市，省議會議長及議員選舉，規定由省主席照員額加倍提名，送請中央圈選，等於是間接選舉。抗戰勝利後，有些人在地方上擔任省參議員，又在中央兼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或監察委員，雖然按規定立委是不准兼職的，但政局混亂，若他們在地方的權益受阻，就到中央鬧。參議員多半是有聲望的老先生，蔣維喬等民青兩黨都有參加，老少皆有，江蘇財政界的老前輩陳光甫、張嘉嫩、榮德陞(宗銓)也是，他們老成持重，不會跟年輕人一起鬧。議會中也有杜月笙的人，杜月笙對我們很好，也很幫忙。議長爲資格甚老的冷遹，與省政府強烈對立，他和張治中等人還是國共和談代表，我很尊重他，但他思想不同，對政治不滿，言論有些偏激，對政局有不少影響，而中共又拉攏這些政治不滿分子，所以有許多議員同情中共，在議會中唱反調，帶頭和縣代表向省政府請願等等；議會中有許多事務極難處理，以致政治上一籌莫展。我認爲政治如此無法長久下去，當時冷遹曾在王懋功任內表示辭職，我初到任又再度辭職，我向老總統表示要更換議長，他同意，又問我：「副議長是誰? 」，我說：「是張九如。」他說：「一起換掉。」我說：「張九如並未辭職。」他說：「不管它，這些人一起換掉。」所以張九如一輩子恨我，這也算是政壇秘辛。因此我就按照黨、政安排人事的慣例，正的CC派，副團三青團，向老總統建議另外提名CC派系的余井塘任議長，老總統同意。後來余井塘因故無法到任，又在參議會開會另選一位龐姓議長。後來又有許多省議員起鬨主張在上海開會，這種要求不合理，而且上海有許多共黨同路人，事情難辦，我就放空氣出去說，按規定應在省府所在地開會，上海爲院轄市，非江蘇省轄地，在上海開會，本人恕不列席，他們不得已只得在鎮江開會。

    我接江蘇省黨部主委前，江蘇有兩種黨辦報紙及黨營的文化公司，基礎都已交黨部人員帶到印尼，馬樹禮是委員之一，後來吃了虧，東西都丟了，只有人跑回來，報紙也未帶出來，全都沒有了。

    老總統對陳儀很好，視之爲重臣，他曾爲老總統在復興關主持訓練，抗戰勝利後於三十四年八月到臺灣任臺灣行政長官，二二八事變後，又於三十七年六月轉任浙江任省主席，因故於三十八年二月免職，最後在徐州時任和議使。徐蚌會戰期間，陳儀叛變，他腦筋太活動，但他是無兵的光桿司令，就找上湯恩伯，陳儀搞叛變活動時沒有計算，自認爲是一手提拔湯恩伯到日本求學的恩人，以爲湯思伯會對他言聽計從；但是湯本身無兵，他反了，部隊也不會聽他的，所以湯告密，陳儀就被關起來，由周碞接任浙江省主席。我到上海時，陳儀已遭監禁，我與他沒有接觸，但我看他聲名雖大，全是作官的一套，虛有其名。翁文灝任行政院長任內，有次行政院開政務會議，蔣經國也參加，按理應該實際談如何支持經濟，如何剿匪，及糧餉等實際的問題，但陳儀卻在會中大談經濟學，講了半天也沒有切實的綱領；這種人還做了幾十年大官，不知是甚麼道理，簡直是莫名其妙。

    我至江蘇前生病，老總統認爲江蘇重要，親自催我趕緊至江蘇作軍事部署。我成立部隊很快，主要要有好的幹部來成軍、訓練，有了幹部，兵就容易了。培養幹部方面，在鎮江附近的新豐鎮有省訓團幹部訓練班，我兼主任，自己教戰術，另派一位保定三期的舊屬擔任教育長，將省訓團原有的規模擴大，可惜計畫時間實施較短。在兵源方面，勝利後，政府爲舒民力，停止抗戰時期的徵兵、徼糧，但中央仍需兵、糧，兵源只有靠難民及流亡學生，當時鎮江等地聚集了許多過江的難民及流亡學生，但以招兵名義，學生都不肯來，我就成立學生總隊、各種訓練班、教導總隊等，以教育機構的名義，學生就來了，成立許多隊伍，但還是士兵的待遇。原來江蘇只有三個保安旅，一旅三團，共爲九個保安團，我以此爲基礎，擴充至五個保安旅，多了兩個旅。共軍渡江後，我帶這五個旅還有許多教導隊學生到上海。後來蔣先生坐船來上海復興島，我去覲見他，問我還有多少部隊，可以編成隊伍，我回答還有五個旅，可編爲兩個軍，他叫我以三個旅先改編爲暫編第一軍，由我自己帶。另外撥了兩個旅給顧祝同一個黄埔四期出身的親屬顧錫九(顧祝同的堂弟)，成立了第一二三軍，後來軍長自己跑了。

    我江蘇的的保安副司令，原由一位黄埔一期出身的賈韞山擔任，但他能力不足，又自大，與我處不來，於是辭職以表示不滿。我則對他辭職與否不加理會，就另外派我的陸大同學，原來我在青島的參謀長楊宗鼎代理保安副司令，很有能力，保安方面均由他負責。當時政情多變，我向老總統報告有些作法變通，不合中央規定，他說可放手去做，所以許多措施都是省政府通過就實行，不聽黨團的意見。我在任時，介於省縣之間的行政專員公署在江蘇只剩一個，其餘幾個區都因無法發揮效用而撤銷了。但由省政府直接指揮六十四個縣市，太過散漫，不易徹底清剿共匪，我就運用軍隊組織的方法，成立剿匪聯合指揮部，將地方重新編組，每三個縣派一位指揮官，由軍管區、保安司令部的閒職軍官中派任，有時縣長好的就由他兼任，給他一架無線電及特務人員，負責蒐集情報，考察縣長、議事等地方政情，偵察匪情，及指揮部隊剿匪及組訓民衆等。每天向省方報告情報，各縣成立一個自衛團——省防團剿匪，用各縣聯防的方法，消息靈通，地方政情、派系糾紛，安全狀況等等都瞭如指掌。因情報掌握確實，江蘇的中央、地方各機關都及時撤退，未受損失。省政府設一個通訊隊，每天夜晚蒐集情報，到十二點即開綜合情報會議，當時時局混亂。中央、地方機關都很驚慌，每晚十二點前在我住處給中央、地方機關開招待會作會報，使他們瞭解政情。當時共黨鬧得很兇，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就責備我江蘇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爲何剿匪不用軍法，但當時江蘇尚未發佈戒嚴令，我對他說若不發佈戒嚴令，不能使用軍法任意捉人，用軍法是違法的，中共會運用其同路人來反對，那我就先違法了。他們即開會決議上海、南京、江蘇、安徽同時發佈戒嚴令，以上地區爲戒嚴區，我就開始用軍法。

    江蘇統計無基礎，人無人籍，地無地籍，物無物籍，非獨江蘇，全國皆然，所以辦事困難。中央命令我們調查全省有多少小車、騾馬等物資，但都無資料，只能在紙上作業，亂編數據。陳果夫主政江蘇時期，以崑山縣爲實驗縣，依德、日體制，設立軍管區，但因江蘇文風太盛，士紳守舊，認爲此種名稱有軍事統治之嫌而加以反對，果夫先生乃改名爲警勤區，意思是警察給百姓服勤，這個名稱沿襲至今。我派保安副司令楊宗鼎去崑山縣實際調查，實驗縣警勤區警政辦得很好，全縣無小偷，我認爲已經實驗成功，就將之全面推廣至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