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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年十一月，我從陸大畢業，回到徐先生的第十軍任參謀長。當時徐先生第十軍中有二個師，徐自兼的第四十一師及徐繼武第四十八師，並以湘鄂邊區剿匪總司令指揮第二十六軍蕭之楚第四十四師（蕭兼師長）。到二十六年春季，我又轉任第四十一師副師長。當時我軍駐長江上游之萬縣、荆州、宜昌等地。我回去就告訴他們南京的陸大研究部門已準備抗戰，我們也要預作準備，就由我負責成立全軍的訓練班，調訓中下級幹部及士兵，依當時的編制、裝備，自己教戰術，幹部是老底子，兵是新兵，因此第二年抗戰時才有基礎。

    二十六年八月，日軍繼華北作戰後，又在淞滬開闢戰場。日軍攻上海是犯了戰略上的錯誤，他的軍隊僅局部動員，若總動員，一下攻到重慶，中國政府就垮了，打持久戰我國佔地理之利。日軍的另一錯誤，是北方戰火未熄，又進攻京滬，運輸力量都放在海上，但海軍的運輸力量並不夠。

    淞滬抗戰時，徐源泉部蕭之楚第四十四師先開去上海，留下我的第四十一師及徐繼武第四十八師，當時中央爲補充各軍龐大的人員損傷，將第十軍有作戰經驗的老兵調去補充，同時我們軍部到四川、兩湖招募新兵，入冬後全師調去參加京滬會戰。在調往戰場時，我就在同年十一月升任第四十一師師長。由於老兵調去作戰死傷很多，我的第四十一師大多是訓練不到兩三個月的新兵，無法作戰；我部趕到上海地區時，淞滬會戰已經結束，我軍就轉至南京一帶長江岸邊之棲霞山、臥龍山及對岸的八卦洲駐守，進行首都保衛戰。老總統還在南京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開完會，老總統就先走了，首都保衛戰就交給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指揮．當時園軍已兵馬疲憊，日軍又從右後方將蕪湖切斷，使南京難以防守。其時國人都有恐日病，高級將領也不研究實際的作戰事務，也沒有什麼黄埔精神，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南京要塞司令邵百昌、徐源泉等高級將領均丢下部隊先行逃跑。徐繼武第四十八師及另外一師，還有一團憲兵、掩護隊、邵百昌的江陰要塞砲兵等，雖無正式命令，但都交給我負責，要塞砲沒用，砲不能打，要塞隊也未放過砲。日軍進攻南京時，我部先後與日軍在棲霞山、臥龍山打了兩仗。有一仗我在後面山頭瞭望，團長是行伍出身，學識不足，指揮能力太差，新兵又訓練不夠，一團人上去攻擊日軍陣地據點，只聽日軍輕機槍答答作響，一下子即全團瓦解，這時我就瞭解到練兵的重要，平時練兵要比戰時更苦的道理，即決定以後整軍的方法。

    問：當時你一個師有多少人？

    答：參加京滬戰場，開始與日本人打的時候，我那個師是新兵，只有五千人。我從北方南調時，人員充足，有一萬多人，連有預備兵，團、營有補充連，旅有補充營。

    後來南京失守，要塞也丟了，掩護要塞的任務無法達成，沒必要再守臥龍山，我見局勢不對，即開始準備渡江。原先船隻不足，無法渡江，後因南京、蕪湖相繼失守後，老百姓的船隻被日軍兩邊一夾，都被趕到八卦洲來了，這樣運兵的船就夠了。我們是最後渡江的隊伍，渡江那天是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月亮很大，我備妥船隻，選定渡河點，作好渡河掩護之後，天沒亮我和徐繼武兩個師就在棲霞山後渡過江，渡到浦口以西的下游，撤退的很順利，徐源泉也到江邊來接我。渡過江後，我經幾天作戰人很疲倦，下令部隊往安徽六安方向撤退，等行軍序列部署好了，部隊出發，我就去熟睡了。平常都是勤務來叫我起床，有位團長突發靈感，急急將我叫醒，說部隊都走光了，天不亮，我就騎馬帶衛兵隊出發。剛走不久，天亮後日本飛機就來轟炸我司令部駐紮的村莊，炸死許多百姓，我剛好逃過一劫。後來撤到安徽六安，時安徽省主席蔣作寶還到我司令部與我晤談。後又有命令我們調到大別山去駐守。

    二十七年，日軍攻下南京後，即沿長江上溯，分兵一部先打合肥，後打大別山。大別山是戰略要地，武漢的外圍屏障，日軍攻大別山，目的在進攻武漢。當時中央已將徐部第十軍我的第四十一師及徐繼武第四十八師等兩師，與羅樹甲第一九九師合編爲第二十六集團軍。另將蕭之楚第四十四師編成第二十六軍，皆歸徐先生指揮守大別山。大別山區域很大，徐的司令部及第四十八師、一九九師都部署在山外，在我左邊，與我隔的很遠，兩邊無法連絡，他們如何部署我不清楚，但似乎沒甚麼戰事。我的第四十一師在大別山區裡面獨立作戰，由中央直接指揮，中央的情報、命令都直接給我。大別山很高，底下爲河，沿河上溯即爲河源，地勢極爲險要。行軍都是從山下爬到山上，又從山上走到山下，非常辛苦，我司令部設在駕霧衝（？），和第一線王家牌樓極爲接近。舒城、王家牌樓等地都是極重要的戰略要點，是從前長毛子（太平軍）向東進攻的路線，湘軍記中都有記載。日軍的進攻路線就是沿著太平天國路線倒回來打，日本人對中國的「讀史兵略」、「湘軍記」、「讀史方輿紀要」等地理兵略書都很有研究。我們則盡空談主義，作戰不行，我曾寫篇文章給老先生（蔣中正委員長）談此事。山區不要防空，雖然我們裝備不好，沒有戰防砲，只有七十五公釐山砲，但是我們堅守，以逸待勞，在二十七年六、七月份和日軍在王家牌樓一帶苦戰了一個多月，戰況激烈，給日軍岡村寧次部極大的牽制，使他們吃了大虧，打的很漂亮。日軍攻佔上海之後，中央經濟困難，我部幾個月未發餉，當時運輸困難，糧食補給不上，糧食都要現買。戰況極爲艱苦，我對部隊有三大要求：一、軍容要整齊：我穿的土布衣服都戴軍階，也要求官兵都戴階級；二、軍紀要嚴明：對百姓要有紀律，對命令耍服從；三、戰力要充沛。這三點我都作到。（按：丁部在王家牌樓之戰，在日本防衛戰史室所編：戰史叢書89，支那事變陸軍作戰⑵，第130－131頁，有眞實記述，亦贊揚國軍英勇善戰）

    二十七年九月底十月初，我師由大別山區撤出，由廖磊部接防，轉進至商麻公路（河南喬城至湖北麻城）作戰，行經豫南、湖北應山一帶，在敵後撤退了一個多月，一直走到襄河。爲防日機偵察轟炸，都是夜行軍，要派許多尖兵在前偵察，有時碰上日軍陣地，就打一陣子再走。由於日軍運動速度快，工兵作業能力也大，所以我們沿途將公路徹底破壞，以遲滯敵人。敵後撤退時，大家輕裝，穿著草鞋，背負糧食、子彈，走在寬僅三十公分，還堆尖的路面上，一不小心就會跌跤，碰到下雨天，路面更溼滑，有時還要與日軍作戰，官兵的辛苦概可想見。有時夜行軍時，我就以兩根竹竿綁著繩子作成的「滑竿」，非四川滑竿，用幾個兵抬著睡覺。這些兵都經過訓練，都是飛毛腿，走得很快，我要指揮部隊，應付各種狀況，一定要休息，有時還要吃安眠藥。有狀況時，就把無線電架起，有線電話亦準備好，連同參謀一起跟我走，指揮系統就能保持，這都是跟德國人學的觀念，指揮系統一定要好。在敵後撤退時，我罹患痢疾，前方西藥極少，品質也不好，只有吃草藥。但我部隊中因水土不服而生病的極少，傷兵多。日軍則因水土不服而生病的很多，日本爲海洋型氣候，早晚涼，因此日本人不適合安徽、湖北炎熱的大陸型氣候。

    問：你的部隊有沒有碰到日軍使用毒瓦斯，或用飛機投毒的情形？

    答：沒有。抗戰前大家都對防毒很注意，但少用。我所遇到的日軍都沒用毒。陸大講化學戰也說明是在實驗室有效，在室外大氣中要現地培養，沒有多大用處。抗戰前國軍也有化學兵，但日軍都是運動戰，沒有陣地戰，對之無效。

    問：當時貴部有無戰車？

    答：當時沒有，十八年討馮玉祥時曾打下馮軍一輛戰車。那時馮軍只一輛戰車衝上來，沒用，我的工兵營長一上去，就打下來了。

    當時武漢撤退時，中央命令徐先生在大別山區成立敵後游擊基地，但徐先生不聽命，擅自將所部徐繼武第四十八師與羅樹甲第一九九師兩師撤至江陵、襄河一帶。徐撤退連我都不知道，後中央在陝西武功召開軍事會議，將徐召去開會，我當時因罹患瘧疾，病況危急，派副師長參加。會中石鳳翔（湖北孝感人，蔣緯國之岳丈）以徐抗命，奉命將之軟禁，軍職解除，結束了他的軍旅生涯。徐先生可惜了，糟蹋了自己的前途，不然以他的資歷，夠資格成立一個戰區。

    在會議中，李宗仁原先命令我任第十軍軍長，蕭之楚升任第十六軍團軍團長，下轄蕭的第四十四師、王修身的三十二師及我的四十一師。但軍政部長何敬公瞭解我在大別山的戰績，認爲當時軍的編制小，非戰略單位，認爲我當個空頭軍長可惜，不如將我部改編爲整編師，充實裝備、兵源，更能有效的運用於戰場，於是向蔣先生報告其意見後，由前方趕到武功，追回成命，重新發佈命令，將第十六軍團取消，蕭之楚仍任第二十六軍軍長，下轄蕭自己的第四十四師、原屬馮玉祥的三十二師及我的四十一師等三個師，將徐先生的第十軍兩個師，第四十八師及我的第四十一師合併爲第四十一師，仍由我統轄，並改編爲整編師。我的第四十一師就變得非常充實，別的師三個團，我的師則有四個團，各團有補充營，師部還有直屬部隊，實力大幅增強。我又銳意整軍，提倡親教，所以士氣很高，作戰頗有建樹，中央就開始重視我這個師。雖然蕭之楚爲第二十六軍軍長，下轄我們三個師；但當時國軍是以師爲戰略單位，人事、後勤等都由師部直接處理，軍部是指揮單位。抗戰勝利後，徐永昌任軍令部長時，我有一次去拜訪他，他慢吞吞地說我是「眞金不怕火煉」，我問這是何意，他說有人認爲我第四十一師編制、装備都儘先發給，力量很大，作戰表現也好，就設計吃我的部隊，準備升我爲將來預備成軍的預備軍軍長，帶幾個幕僚，成爲光桿軍長，當時中央對我有其評價，何成濬、何敬公爲我爭而得免，我也不便問徐永昌詳情。還有一次他們想將我調任軍事參議院參議，以無權的高職位，將我架空，再吃我的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