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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景瑚: 民初時代的湖南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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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往可以考來·顧後亦能瞻前 ◆ 民初時代的湖南青年 賴景瑚 「中國如爲德意志,湖南就是普魯士。若謂中國將滅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是我民初在長沙剛進中學時,聽見一位國文老師唸給我們聽的。據說那是滿清末年一位革命志士所寫的詩句。我至今還有深刻的印象。
我所指的民初,就是從民元到民十的十幾年。也就大約是一九一○年代。我正由小學轉入中學,也是由稚年進入成年。那個時期,是由袁世凱竊權亂國,經過軍閥割據,內戰頻仍,而快要達到國民黨興師北伐的前夕。
上面這一首詩,不但表現了當時湖南人的精神及抱負,也說明了當時湖南青年心焉嚮往的一個共同鵠的。那便是禦侮、雪恥、救中國,同時向外國學「富國強兵」之道。大家還沒有甚麼這個思想或那個主義的研究和信仰。
個人童年生活的回憶 我現在用這個題目寫文章,固然是我個人生活的回憶,同時也想把當時湖南社會尤其是湖南青年的生活氣息,從自己的實際體驗,反映出那個時期的中國社會和中國青年。那雖然只是整體的一部份,也是歷史的一片斷,可是,湖南和湖南人不能不說在中國近代史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一頁。五十年前的湖南青年動向,影響了五十年來的中國局勢和現狀。
民國成立以後,我才由私塾轉入小學。我在私塾裡讀了三四年的四書五經。我每天刻版似的聽講、背書、和習字,後來也誦幾句唐詩,學做簡短的論文,但是對於塾師所講授的實在只懂得一點皮毛。我的父親是由福建永定來到長沙經商的。他看見民國建造,萬象更新,我不應再讀私塾,乃把我送入福建會館所辦的全閩小學。不到一個學期,我便因學校離家太遠,走讀不便而停止。他後來發現我家附近有一個第二公學,設有小學程度的中學預科,便送我去讀了一年。我上了一些國文、修身、歷史、地理、算術、體操的功課,立刻覺得那裡比私塾有趣味;每天往返上學,午間回家吃飯,一天也不肯缺課。父母因我好讀書而各科又得很高的分數,也同樣的覺得高興。
第二公學不久改爲岳雲中學,校長爲何炳麟先生。它後來由東茅巷遷到荷花池,離家又稍遠一點。我因成績好,跳了一班升入中學一年級,還在那裡繼續讀了一年。在這兩年當中,我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啟發,復因天天讀本地報紙,故對國事逐漸發生濃厚的興趣,許多教師都是過去參加革命工作的留日學生。他們一面對我們講述日本明治維新的史實,一面叫我們要知道中國國勢的危岌,要學日本的發憤圖強。我這個幼稚的心靈,便是這樣受了一個終生不能磨滅的影響。
教育界的風氣和貢獻 那時湖南教育界眞是充滿了這一類年富力強而又富有朝氣的教師。他們有的在留日時期,就已約定不求名利,不做官吏,只以全力從事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曾和黃克強先生合辦明德中學的胡子靖先生。由於這班熱心人士的倡導,長沙一個小小省會,居然到處都是學校,滿街都是學生。美國教會在那裡辦了一個雅禮大學。同時還有一個高等實業學校,主持的是留德的賓步程;一個商業專科學校,主持的是留美的湯松。也有一兩個留日學生所辦的體育學校。此外幾乎盡是小學和四年舊制的中等學校。中等學校以辦學認眞出名的,爲岳雲、楚怡、修業和兌澤學校,還有第一師範和長沙師範。女校則以周南和福湘比較最出名。湖南教育在這個時期,可以說是蓬蓬勃勃,盛極一時。
在袁世凱當權的那幾年,他所委派的湖南都督湯薌銘,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屠夫。我在課堂裡常聽老師講日本如何滅朝鮮,併臺灣,鼓勵我們雪恥救國。我認爲他們所說的是天經地義。可是不少教員常因言論激烈而有被捕或無故失踪的事。後來袁世凱要做皇帝,我又聽見老師申斥他背叛民國,說他承認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條件,是喪權辱國的行爲,甚至罵他是賣國賊,是專制魔王。他們又常對我們宣揚講人格、重氣節、犧牲小我、盡忠報國那些道理。
我那時已經常常在報上看見孫中山先生的名字,但對他的革命歷史,和他所倡導的三民主義,知道的很少很零星。我所聽到的幾乎全是有關黃克強先生的故事。他於民國成立不久回湘省親,我便是站在街邊搖旗吶喊的一名小學生,所以至今還記得那種萬人空巷的熱烈情況。長沙一條很熱鬧的坡子街,曾有改爲黃興街的提議,因被黃先生反對而未成爲事實。湖南的革命志士雖多,但當袁世凱稱帝的時候,發起籌安會去勸進的楊度,居然也是湖南人。長沙復有不少參加勸進的不良份子。大家覺得這是湖南的奇恥大辱。教育界更是忠義憤發,對那些無恥文人,口誅筆伐,不遺餘力。
反日潮流和湖南文風 那時反日潮流,遍及全國,長沙也有抵制日貨的運動。最激昂的自然又是我們這些十多歲的學生。父親說我聰明好學,對我十分鍾愛。但是我看見父親商店裡陳列着強盜牌香烟,有人說是日本貨品,我就把那些香烟毀掉了。我又聽說賭博是不良習慣,要救國便要革除賭博,所以就把父親所喜歡的麻將牌丟進家裡的水井。我常常不知天高地厚的對人大談國事痛罵袁世凱。父親聽了,嚇得趕緊用手掩住我的嘴巴。袁世凱暴卒,我聽了歡天喜地,以爲中國從此大有富強的希望了。黃克強、蔡松坡兩位先生不幸先後逝世,我又認爲湖南喪失了這樣的英雄,中國的前途一定會很黯淡了。
我雖然具有少年時期的熱忱,但是,由於所知道的太不够,無論是思想和行動,都犯了上面所述的那麼嚴重的幼稚病。好在我的求知慾望很強烈,除了小說以外,好讀有關國事及世界局勢的書籍。我和當時的許多中學生一樣,最喜歡梁任公先生的飲冰室文集。我從那部文集裡,獲得了不少關於日本和歐美的知識。我被他的滿腔熱血所感動,在學校裡做文章,不知不覺的做倣效了他那氣壯山河的筆調,儘管那不過是一個小孩子的「東施效顰」。
湖南的文風一向都很興盛。有人以爲那是所謂中興名臣曾國藩等一班人的流風遺韻。我覺得滿清末年湖南人從事革命工作的,幾乎全是國學很有根柢的青年志士,他們後來辦學校,當教員,發刊報紙,對於湖南文風的增進,當然有很大的影響。我有若干同學,都和我一樣的有文學的嗜好,讀古文及詩詞旣仍不感滿足,大家又去閱覽林琴南先生所譯的西洋小說。我在岳雲中學認識了全校國文最好的陳闓同學。他勸我熟讀史記以後,再讀前後漢書及三國志。我在那一年的讀書及作文上,得自他的提挈,超過國文老師的講解。
自命不凡的青年心理 我後來考進了美國人辦的雅禮大學預科。那實在就是舊制四年中學,不過特別注重英文而已。全校只有一百多人。百分之九十是讀預科。前後升入本科的不到十人。主持雅禮的都是耶魯大學畢業的傳教士。他們唯恐長沙社會誤會雅禮忽視中國學問,所以聘請了好多位國學湛深的國文教員,又把國文分爲六班,不論一個學生是在本科或預科,必照他的寫作程度編入國文班次,每天上二小時國文,每週寫文章一篇。我初入預科一年級時,被他們編進國文第五班,不及兩年,我便由第五班依次升入第一班。說起來很奇怪,我的國文進步最快的時候,正是在這個外國人所辦的教會學校。
那時長沙青年不但好做文章,而且好談國事。大家絕對不是要做官,而是看見國勢阽危,政府太糟糕,個個想獻身救國。我們並沒有學生組織或集會。但是長沙地方小,學校多,我和他校學生往來及交換意見的機會,幾乎每月有好幾次。我入學校較早,常被他們看作小弟弟,邀到他們的家裡,論時局,言志願。我遇見不少慷慨悲歌之士。我們都痛恨日本,但又很崇拜它的強盛。有一位學生對我反覆吟哦伊藤博文「醉枕美人膝、醒握天下權」的兩句詩。他說伊藤博文就是他要模倣的英雄豪傑。大家都把日本當作不共戴天的仇敵,但是又認爲要抵抗日本,就要學它的軍國主義。
也有人覺得日本的一切,是從德國學來的,我們與其學日本,不如乾脆的去學德國。我們知道普魯士以德國一邦,而能造成統一德意志的局面,我們何嘗不可以湖南一省,而把整個中國的國運挽救回來。一位姓楊的學生一見着我就大談德國。他對鐵血宰相俾斯麥可以說是五體投地的欽佩。他立志要做中國的俾斯麥。他因爲幼時跌傷了一隻腿子,走路有一點搖幌。他對我說:「你看我走路都和俾斯麥一樣。他也是一個跛子。」這班自命不凡的青年,心很大,志很堅,意氣很豪放,不但沒有「升官發財」或「揚名聲顯父母」的念頭,而且儼然以天下興亡爲己任。那幾位想學伊藤博文和俾斯麥的人,簡直有非「爭天下」不可的氣慨。
五四運動前後的轉變 這是五四運動以前的一個時期。一般青年的思想,雖然有時候似乎很傻,又很激昂,但大體上還是簡單純潔的。等到五四運動一發動,北京的學潮登時掀動了全國的學生。湖南的青年也風起雲湧的響應起來。當時湖南的督軍張敬堯是一個典型的北洋軍閥。他很仇視我們的愛國運動,尤其痛恨學生開會演講和罷課。我們雖常聽見學生被捕,黨人被殺,可是,各校的學生不顧生命的危險,依然秘密集會,也有不少人跑到街頭去喚醒民衆救中國。我的父親很怕我在外面鬧亂子。主持雅禮的美國老師,也力阻我們和外校學生往來。
那時我們除看上海的「申報」和「時報」外,又常讀北京出版的兩種雜誌。一是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胡適所辦的「新青年」。一是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所辦的「新潮」。這兩種雜誌的每一期每一篇,我都着迷似的熟讀,立刻覺得他們所帶思想和主張,很新奇,很够刺激。他們所反對的官僚軍閥,正是我平日要反對的。他們所攻擊的舊社會舊家庭,也是我一向十分不滿意的。他們說要打倒孔家店,我便寫批評孔孟的文章。他們提倡文學革命,我就在學校的「作文」上改用白話文。我曾因此二事而被學校各記大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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