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大陆不少国企工人因被企业逼迫、诱骗，廉价打发回家，致使生活陷于绝境，被迫上访不止。然而，当地政府竟坐视无睹，将他们当成皮球踢来踢去，致使他们申诉无门，欲哭无泪。最近某水产实业总公司大批失业工人，为此再次到市政府上访。此据失业工人代表反映，他们多是70年代进厂的国企固定工。改革开放后，又按政策规定与厂方依法签订了15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有效期到2008年止。但1998年，他们突然接到厂方领导通知开会，会上厂方给他们每人一份下岗协议，并要他们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签字。厂方一面威胁说：不签者今后就不再是本厂职工(即以开除论处)；一面诱骗说：签下协议者厂里一年给2次就业机会，优先安排再就业。当时领导不允许他们将协议带回去思考，必须当场签字。毫无精神准备的工人们，在黑心厂方开除与再就业的双重逼迫、诱骗下别无选择，没有任何与家人商量与充分思考的时间，厂方便仅以4000余元的可怜补偿金，将这些曾被称为“企业主人”，“领导阶级”的工人赶出了厂门。
   当这些大批被非法赶出厂门的工人回家后，静静一想，才发现受骗上当。此后，厂里不仅从未对他们“优先安排上岗再就业”，而且得知赶他们出厂的目的根本不是企业“减员增效”。该厂厂长在企业5年不生产的情况下，领着精选下来的干部与有关系的职工开会说：我们卖地皮50年都够吃够喝。果然，后来出企业的人都以“买断工龄”名义，分到7-8万元到10多万元不等的赔偿金。他们在同一种制度、同一个企业中，同样的工作与出力，所获得解除合同的赔偿竟悬殊到20几倍，甚至30几倍之多？这是何等的不公正、不平等？而他们这些被迫失业的无职、无钱又无关系的“弱势”中的弱者，面对“上有老下有小”而无力养家糊口的悲惨境地，整日以泪洗面，却又百般无奈、无助！
   这些黑心企业领导之所以能强迫工人签下如此“显失公平”的协议，就是利用了他们不懂法、好欺负的弱势者处境。其实，即使按中国当下官方法律与政策规定，企业强令工人所签订的这个“协议”，从产生那天就是无效的。首先，根据相关劳动政策规定，签订此类解除合同协议，需要工人向企业提出申请，而不能由企业逼迫工人签订；其二，解除大批工人劳动合同等重大事项，须经过厂工会、职代会、全体职工大会研究决定才能依法有效，而企业强迫、欺骗工人们所签的合同，根本未经上述程序，纯系违法、违规操作；其三，中国《民法通则》明文规定，违反当事人真实意愿，采取欺骗、胁迫签订的协议与“显失公平”的协议均属无效。此外，在这些被非法赶出厂门的工人之中，还有夫妻双方都在这次被4000元开回家的，和夫妻中一方在别的企业已经下岗又被开回家的，这更是明显的欺负弱势者，严重违反国家劳动政策的。以上理由，足以证明企业强迫工人们所签下的违规、违法协议是无效的。

   据悉，这些工人都有为国家流血、流汗20多年的工龄，改革开放后，又与企业签订了15年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难道企业就可以如此剥夺他们的血汗积累，仅用4000元就一笔勾销了工人的工龄与相关待遇吗？中国长期强制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积累”制度，国家用工人自己创造的“高积累”部分来保障工人福利养老，公费医疗、子女义务上学等。20多年来，这些工人们克守本份，兢兢业业，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所领取的报酬却微乎其微，甚至可怜到连一处简陋的住房都买不起。但他们却虔诚地相信党和政府会对国营工人负责到底的。然而，如今这些曾被称为“企业主人”，“领导阶级”的工人，一夜之间不仅享受不到福利养老、公费医疗、子女义务上学等等保障，反而由无产者沦为无饭者，成为“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反对“改革”，但国家企业怎么可以以“改革”为名，把工人当尾巴割，将企业搞亏、搞垮的经济风险转嫁给劳动者？用牺牲多数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让少数人发财致富，而且还是如此违法、违规的黑心操作！
   今天，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致使城市大量涌现出绝对贫困的“城市弱势群体”，即“改革中的弱势群体”。所谓“改革中的弱势群体”，大多是在原体制下做出贡献的工人，当下却成为改革的牺牲品。特别是一些早年退休者和国有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职工，很多人都有较强的被剥夺感。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实行“统包统配”，就业和保障完全由政府包揽的制度，这导致职工对企业的高度依赖性。今天却在“改革”的旗号，工人被不民主、不公平地强迫下岗，沦为无饭者，就是因为社会根本没有舆论评判机制，而弱势群体由于其经济及社会地位处于劣势，更是一直处于一种集体性的“失语”状态。现在，“改革中的弱势群体”已经遍及中国大陆的天南海北、大街小巷，各个角落，他们与所有的家庭和个人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中国“改革中的弱势群体”大量“崛起”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已经导致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民众的普遍不满。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提出了“最少受惠阶层”的概念，也即“弱势群体”。这一群体或阶层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本来最需要社会的帮助，因为他们身上拥有最少的权利、机会和收入，且基本人权最易被侵犯，其身上最强鲜明地体现着社会的不平等。
   由于工人是弱势群体，所以其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且在社会上发不出声音来。有位学者指出，中国的媒体正处在政治权力控制与资本拉拢的时代。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的结盟，决定了中国媒体信息传播的方向、领域和性质，弱势群体早已被遗忘。近年来，大众普遍仇官，对腐败深恶痛绝，而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却被长期堵塞。罗尔斯说，公正是利益的协调和平衡，是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现实中国正是因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通畅，话语权被剥夺，不能“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
   本来，一种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安排来改善最少受惠阶层的处境，以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然而，我们今天的政府，却面对企业如此严重违规、违法，侵犯工人利益的问题，坐视无睹，无动于衷，由此导致了工人长期上访不断，问题始终不得解决。甚至一些官员们还威胁上访工人说，“再上访后果自负”。 在民主制度下，工人有权组织自己的工会，劳资冲突完全可以借助于谈判机制来维护各自的利益。一个国家只有制度性地保障劳资双方的对等平衡，才能维系社会公平。在一种相对好的制度下，工人有权组织自己的工会，可以与资本家平等地坐在谈判桌上，劳资冲突完全可以借助于谈判机制来缓解，根本用不着到政府上访。
   如今，中国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如果政府再袖手旁观，不作为，社会公平与正义如何维护？“和谐社会”理念岂不是画饼充饥？
   
   (转自《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