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不少人愤怒声讨制造“纸馅包子”假新闻的电视媒体与记者，特别是官方的反应出奇的快速、强烈。国家记协官员也仓惶出面表态，批评媒体造假。因为摸了和谐社会的黑。在社会“集体斥责”声中，造假的电视台与记者、编辑和主管主任纷纷受到罢免、除名、解雇等处罚，岂不知他们不过是从官方政绩造假学来的皮毛而已。最新一期《半月谈》记者在湖南南部某地采访了一位乡长，发表了《 “我们被变了味的指标考核逼成了骗子”——湖南一乡长自曝政绩造假内幕》一文，立即引起新一轮聚焦比新闻造假性质更恶劣的“政绩造假”。然而官方却对此熟视无睹，毫无反应。
    此篇《 湖南一乡长自曝政绩造假内幕》的文章借这位乡长自述说：我在湘南一个乡镇政府干了11年，当乡长两年了。县委、县政府对乡镇的政绩考核在很多方面背离实际，逼着乡镇干部造假。一些干部甚至认为，干工作就是一级骗一级。造假好的干部反而得到提拔，这就形成了错误导向。他举例说，我们乡1.9万人，农民占95%，人均耕地0.87亩，主要收入靠打工。农民生活水平在全县比较靠后，可上报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数字并不落后，2005年报的是4300多元，2006年增加到4600多元。实际上，农民可用现金少得可怜，平均起来每年也就600到700元吧。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报得如此高，主要是为达到“小康”考评标准，满足上级领导“政治需要”。几年前，“我们乡”曾有一次报得比较实际，当时全乡21个村中有8个排在全市倒数10位，乡领导被县领导批得狗血淋头，以后就只有虚报了。 于是，政治骗子就这样生产出来了。再如，招商引资也靠骗。县委、县政府将投资规模500万以上的招商引资项目列入乡镇考核指标，而且要求至少有一个外资企业。但该乡是农业乡，无法完成，于是“我们就从市里请来一个老板，让他帮忙出具各种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再找一个临时性的工地做摆设，把考核组带过来。”在大家都心照不宣、弄虚作假情况下，顺利“通过了考核”。诸如此类各种乱七八糟的考核多得是，一顶顶大帽子压下来要想过关，就一个法子“骗”。 这个乡长承认自己是个骗子，但却认为下面的基层官员都是无奈而痛苦的“骗”，问题出在上边而不是下边。这位乡长向社会公开的就是中国特色“政绩造假”的内幕——制度性要求造假逼出来的“骗”。
    当下中国特色“政绩造假”又有了新发展，最新流行的一个名词叫作“财税空转”。一些干部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年初政府确定的财政收入目标过高，年底统计只好弄虚作假，即由财政部门开具入库单，将财政资金拨付到企业，然后由企业直接转回到税务部门，作为上缴税收，通过“倒账”虚增财税收入，完成财税指标。 过去评价经济发展，习惯讲ＧＤＰ，由于各地上报的ＧＤＰ水分太大，不易反映真实情况，所以近年来领导重视财税收入成为新的选项，不料地方又弄出个“财税空转”的造假名堂。由此可见， “财税空转”是一种典型的专业性政绩造假，这比“纸馅包子”造假新闻更具欺骗性。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有个很“出名”的政绩观：“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当官以“政绩”论优劣，为了政绩，上级就往下级压指标，下级就往上级出数字。如此瞒天过海，上下呼应，皆大欢喜。民间有一幅讽刺官员造假的趣味对联，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当面向温家宝总理念出了一段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而如此异曲同工的还有另一民间流传的对联，上联是“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骗得总书记笑嘻嘻”，其实总书记又何尝不知道“到处莺歌燕舞”“太平盛世”是骗出来的，但自己并不需要像台湾那样的选票，而同样需要的只是“政绩”的光环来支持合法性，因而便有了民间流传的下联“上级瞒下级，一级瞒一级，瞒得老百姓哭唧唧”。我不知这个对联是否也有横批，所以就信笔拈来，用“如此国泰民安”聊充横批了。我想官方正是基于这一横批，才会对“纸馅造假绝不放过，但却对“政绩造假”熟视无睹。如此鲜明对比，官家的立场、爱憎不已昭然若揭了吗？想想看，今日中国哪里没有“政绩造假”？国民生产总值数字注水，银行坏死呆账数字缩水，重大恶性死亡事故瞒报，计划生育数字恶搞。被斥为“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的“五毒书记”张二江，任丹江口市市长期间，在统计材料中弄虚作假伪造政绩，使该市GDP在数字上一年增长8个亿，增长率近百分之百。丑闻揭穿后，当地官员说：“现在弄虚作假的各地都有，我们丹江口的问题，好比几个人横穿马路，有交警值班，其中有一个人被抓住了。”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中专学历，因为会骗，28岁就当上省领导秘书，7年间跃升正厅级，可为地地道道的“政治暴发户”兼“经济暴发户”。此据相关报道揭露，此人最大的能耐是“吹”，除了自命为省长的“钦差大臣”仗势欺人，还拼凑与中央领导的“合影”，充当政治资本。他在任国税局局长期间，伪造帐目，虚构政绩。劣迹曝光之前，他竟然还被评为河北省先进工作者。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市长叶大川，则在向国务院七部委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组汇报工作时，隐瞒该市存在的煤化工企业污染、饮水安全隐患等事实真相，明确表态“在六盘水境内没有任何煤化工企业”，这便是隐瞒造假。后经督查组调查，发现了六盘水市已有30余家焦化厂等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而“政绩造假”的最典型人物是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他炮制虚假的政绩可为胆大妄为，被人称作“王大胆”。他曾魔术般地将一个村里最穷的农户一夜之间变成“小康之家”，还可以大笔一挥，将当时全县乡镇企业几千万元的产值虚报成几个亿。　　　　　　　　　　　　　　　　　　　
    凡此总总，多如牛毛，当今中国几乎有多少领域、部门，就有多少政绩造假的恶行，这充分印证了政绩造假的普遍与严重。官员造假为何如此普遍与严重？从动机上来说，是官员要通过造假为自己谋求政绩，往上爬。然而，政绩造假为何能够在各级机构和统计部门畅通无阻？这便是制度问题了。《 湖南一乡长自曝政绩造假内幕》一文揭露的正是处于“造假金字塔”最底层的一些县、乡干部的无奈。他们对这种身不由己的“造假”抱怨说：干部的指标考核不遵循经济规律，上级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同时将“指标硬化”、层层分解，不完成高指标就要“摘帽”，就要“一票否决”，谁敢不造假？ 而政府统计部门，又为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政绩造假提供方便。有位大学教授流着泪吟诗道：蟠桃好吃树难栽，功夫不到花不开，纸上种果真荒诞，求实作风几时来？如此上下政绩造假，就连中共组织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都不得不承认：当前干部说假话的问题不是个别现象。而安徽省委组织部沈小平则强调：毋庸讳言的是，当前，在干部队伍群体中，说假话的现象十分严重，甚至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也算是中共组织部门的官员自揭“政绩造假”内幕了。
    面对如此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造假问题，社会舆论并未像愤怒声讨制造“纸馅包子”假新闻那样口诛笔伐；也不见政府的哪个主管官员像对造假的电视台与记者、编辑和主管主任那样罢免、除名、解雇等处罚。今日中国，对这些普遍的、祸国殃民的政绩造假恶行，几乎是政府漠视，媒体止声，社会失语。这才是比政绩造假更令人担忧的事情。眼下，政绩造假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腐败官员为了升官捞取政治资本，不择手段的弄虚作假，编造政绩，讨好上级往上爬，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另一个类是基层干部，他们慑于上级领导的权威，担心透露实情影响领导政绩，受到打击报复，不敢说真话。当前社会上流行的民谚“批评领导，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形象地反映了人们要说真话的社会环境困扰。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某乡镇经贸办统计员不愿继续知法犯法，拒绝镇党委书记虚报统计数字的要求，书记便认为统计员不听话，以乡镇企业改制、人员需要分流为由，将其从镇经贸办“分流”到该镇结晶器厂当了一名勤杂工。《珠江时报》曾有文章揭露：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五马镇党委副书记李宝坤因在镇党政扩大会议研究计划生育专项清理问题时，对尚未核实情况的所谓清理户上报持反对意见，认为是造假行为。该镇党委委员黄某公然对李进行殴打。主持会议的镇党委书记朱某对此采取放纵态度，致李宝坤当场被打成轻伤。面对这样的下场，谁还敢不配合领导造假。　

    坐官当然不能没有政绩，关键是这个政绩要是真实的。只要别骗上瞒下，天地之间自然有杆秤，秤砣就是老百姓。干部的好坏优劣，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的。对于他们的功过是非，也最有发言权。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政绩造假，就必须推行官员民选的“票决制度”。当今中国要打假，首先要打政治造假、制度造假和官员造假。要想百姓不点灯，官家首先别放火！
    （首发《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