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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意识形态前沿交锋评述——中共“十七大”站在风口浪尖上
今年春季以来的中国政治形势，犹如1989年之春，中共党内路线纷争不止，社会反腐败、要民主声浪高涨。一场意识形态斗争的风暴，正把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卷进政治路线与思想交锋的风口浪尖上。眼下，关于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和如何推进政治改革的争论，正在成为党内外广泛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围绕什么是“中国式民主”的各种论争，已是风起云涌，不仅“民主派”“资改派”纷纷登场，体制内外新老左派也一拥而上，纷纷争抢作用中共“十七大”政治路线的思想舵轮。去年底，颇据官方背景的俞可平教授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国内外关注政改，大谈民主的声浪。然而，不久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便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文章，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贾庆林在文章中，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多党政治协商制。而温家宝却借两会记者招待会之际，借题发挥，赞扬民主的普世价值观。今年春季创办于1993年的半官方杂志《炎黄春秋》，又在2月号发表了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该文措辞更为大胆，称“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为此，谢韬呼吁，“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谢韬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思想提出之后，在大陆璇即引起广泛争论，许多学者参与论争，被认为“谢文引起的震动和争议，在当代历史上的意义超过真理标准讨论。因为它所提出的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所谓‘挖祖坟’的问题”。由此也立即招致党内外新老左派的新一轮猛烈攻击。他们大批谢韬背叛马克思主义。然而，就在围绕谢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改方向引发的讨论和批判激烈交火之时，《炎黄春秋》又在3月号刊载《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文章，4月号再刊登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之子陆德的文章《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称陆定一生前主张“公众及媒体对共产党进行监督”，“反腐败必须依靠外部的力量”等。5月5日，陆德的文章被刊登过《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特别转载摘登，大有影响中共“十七大”改革思路的明显意图。
如此同时，上海和北京相继举行对谢韬文章的批判会，上海会议甚至出现“只要一分钟”、“只说一句话”的争抢发言。多以“阶级斗争新动向”为思维定式，视谢文为斗争的新对象。这些人中多有以前的中共的实权者，如原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原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卢之超等。他们颇具火药味地说，这“不是学术讨论，也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而是与“敌对势力”做斗争。于是就有笔名为“武兵”者抛出重磅炸弹《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一文，点明谢韬文章“是多年来在国内公开出版的刊物上最为猖狂、最为露骨的反动文章之一”，称谢韬是“帝国主义别动队”新成员。而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则在4月份突出刊登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的文章。该文称，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不可能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而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即找到一种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制。该文意在维护当下的中共集权体制，借以回击“民主社会主义”政改主张，堵截普世民主观言论。这篇文章是《人民论坛》杂志和人民网要闻部联合主持的“中国式民主模式”主题讨论的结果之一，参加这次讨论的除了刘熙瑞，还有包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燕继荣、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南开大学教授朱光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光斌等多位专家学者。《人民论坛》4月号一出版，立即引起了理论界和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不少人讨伐中国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民主模式的言论。接着，4月20日，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上力推出一篇重要文章《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文章的作者是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该文称：“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监督都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一种制度性设计，也是表达公民意愿、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应有之义。”武和平写到，“作为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只有和媒体建立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通过媒体多说早说主动说，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才能推进民主法治社会的进程。”文章充满了推动民主建设的舆论监督意识，而武和平的特殊身份和这样前所未有的鲜明主张，不能不令外界猜测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刻的政治背景。
接着，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理论版，却又在５月１０日、５月１６日相继发表了《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两篇文章，表明不赞成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似乎在扮演意识形态的正统立场，要为这场争论盖棺定论。接着5月16日出版的最新一期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又刊登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执笔的文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此文强调，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民主政治的新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基层民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 实现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律” 。这篇文章实质是《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一文立场的深化和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观点的再回答。
然而，近日关于“民主社会主义”话题又出现戏剧化的发展。《北京日报》也用答读者提问的方式，找来中国著名的西方国家共产党专家、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聂运麟，就“民主社会主义”提出他的看法：“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问题，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而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变革与转型，则被形容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自然回应”。2007年春夏之中国，可谓意识形态风波一浪未平，一浪又起，各种力量相互较劲，针锋相对。
其实近年来，有关中国“改革趋势的论争”，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与新老左派”之间的“主义”之争演化而来的，以至于有人早就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 中共的所谓改革的出发点，实质上是试图借经济增长来维护制度合法性的。然而，现在经济增长却和社会腐败同步发展，已经彻底打破了中共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神话。这种神话的破灭，不仅为自由主义者对现行制度的批判提供了事实，也为国内左派借机否定市场化道路提供了口实。早在2005年，刘国光、马宾、巩献田等左派就发动了对中国改革的猛烈责疑与批判，核心问题依然是姓“社”还是姓“资”的发难。他们给当下的市场化改革加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马宾在2005年5月15日给党中央的领导的信《关于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与建议》中写道：“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立即停止以私有化为趋向的经济改革，恢复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左派有个教授谈到共和国历史上有三个转折：“第一个28年是1921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把它归结是梦乐园”、“第二个28年是从49年到7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把它称为是创乐园”、“第三个28年是78年到现在，我把它概括为失乐园”。这段话表明左派的看法：从1978年到2006年这28年的改革是失败的，失败到“失乐园”的程度。左派们把中国的改革，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策划于密室的阴谋。
2006年，可谓是左派兴风作浪的高峰年，不断有所谓教授忙于搞演讲，做报告、写文章，为左派冲击意识形态推销理论，拉旗造势。去年3月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在北京杏林山庄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简称“西山会议”）。与会者基本上属于“改革派”（有人称为“西山会议派”）。当会议纪要在网上泄露出来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左派们把这次会议与1925年国民党右派召开的以“排共”为目的的“西山会议”相提并论，许多人以此反对和攻击改革。经济学家刘国光提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我国经济工作和决策中，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有意识形态基础的。他的这些言论掀起了一股所谓“刘（国光）旋风”。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梁则发表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改革观》的极左文章，声称：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批主张改革的“主流派”抽掉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骨子里是想取消“社会主义”这个“紧箍咒”，实现所谓“完全市场化”（即资本主义）。所以，他称“两种改革意见的分歧，实际上是方向和道路的根本性分歧。”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张勤德认为，“西山会议派”亮出了“匕首”，意在通过“颜色革命”夺取最高领导权；新的八国联军可能再次瓜分中国；因此，要来一次新的思想大解放，从右倾僵化思潮的枷锁里解放出来。他在《两种发展观尖锐对立的八种表现》一文中，大批"主流学者往往是倾向于庸俗发展观的，其中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人（简称资改派），尤其是这样。这表现在他们把我国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都归功于庸俗发展观、归功于自由化改革观等方面 。”他攻击“资改派”公开宣传要学习西方的宪政，"政党可以轮流执政"，"开放报禁"等。张勤德指责“资改派”公然否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宣传要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他声称："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被张勤德在有关文章中公开点名批判的人有：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被点名2次）；马立诚（时事评论家、《交锋》作者，被点名2次）；凌志军（时事评论家、《交锋》作者，被点名2次）；李慎之（己故，著名政治学家，被点名3次）；胡绳（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党史专家）；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被点名5次）；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被点名4次）；厉有为（原中共深圳市委书记，被点名2次）；刘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被点名3次）；朱厚泽（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宣部原部长）；钟伟志（资深记者）；任仲夷（己故，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被点名2次）；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被点名2次）；李锐（中组部原常委副部长，被点名2次）；王珏（中央党校教授，被点名2次）；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经济学家，被点名3次）；于光远 （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被点名2次）；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被点名3次）；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被点名3次）；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被点名3次）；周其仁（北京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茅以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被点名2次）；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被点名3次）。还有田纪云（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王延效（社会学家、宪政法学家）；郑必坚（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著名理论家）；许良英（著名科学史家）；李郁（经济学家）；邢贲思（《求是》杂志原总编辑）；戴圆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新望（《中国改革》杂志主编）；周瑞金（笔名皇甫平，《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李君如（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理论家）；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何伟（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王蒙（著名作家、文化部前部长）；晓亮（经济学家）；魏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家）；梁守民（经济学家）；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张寒松（经济学家）；张贤亮（宁夏文联主席、著名作家）；何炼成（西北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邓伍文（江苏电视台记者）；王东京（中央党校教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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