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真可谓无奇不有。最近，上海一家网站竟然堂而皇之地推出了大令世人咂舌的“悬赏找关系”服务，在网上公开为“找后门、托关系、托路子”牵线搭桥，收取中介费，据称已有不少成功案例。这家网站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辨称：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生产要素，这很正当；然后强调“只提供关系供大家认识”，对于交易内容概不负责。这看上去似乎有点荒唐，可仔细一想，没有现实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权钱交易的“关系网”，又何来虚拟世界中的“关系悬赏”？于是网上便有“帮忙搞定孩子进幼儿园的事给1000元。”“谁认识中石化人事部的负责人？赏金800元！”等许多网民急切发布的悬赏信息，希望得到“走后门”的帮助。而这家网站则从每次悬赏金中抽取20%的费用。此据5月30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此网站的求助信息如：“面包车被东莞常平交通分局扣了，谁能帮帮我”、“介绍认识工商局的人付2000酬金”、“小女子正在考驾照，谁提供有关系的熟人或中介人，本人愿意拿出200元酬谢”……网上也曾有报道称：在上海工作的小李最近有急事，需立即申领因私出国护照，但办证需１０个工作日，便发动亲朋，甚至在小区论坛发帖，寻找“认识出入境管理局的人”。
   
    “人脉”业务出现在网络上，确实也应了上述的一些需求。有需求才有市场吗？很久以前，美国传教士就发现了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扪心自问到医院、工商税务等机关办事，哪一次不是先想想有没有“可利用的关系资源”？ 但要公开在网上悬赏“找关系”，却还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论；而这种靠出卖人际关系盈利的服务方式，同样也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坦言：“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即人脉交易本身的合理性，与利用关系交易达到非法目的。”智客网站的法律顾问朱湘武律师则强调，在网站确定宗旨与盈利模式之初曾作过分析：作为用户，通过网站发出任务“要约”，只要这些要约不是法律禁止的，就可以允许。网站作为“中介人”，收取一定费用，也是合理合法的。然而无论如何，这种网站悬赏“找关系”的新生事物的出现，充分印证了社会腐败已渗透到最现代化的网络前沿地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制现状——以权力寻租为底色的人际关系，在当下正成为一种最优质的盈利资源。如果我门将法律看作是调整人们日常行为的“看得见的手”，那么维系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下的“资源交易潜规则”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里“看得见的手” 永远也打不过“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比“看得见的手”更有力量、更有效果。
    在西方发达社会，也流行“社会资本”的说法，那些有成就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关系更多的人。但这里所谓的“关系”，都是在公民社会中所衍生出来的一种“普遍主义”的互惠、合作的阳光关系，正是这种阳光关系，带来了“一种公共精神和公共生活”，成为一种无形的资源。而我们的“关系资源”则是一种被社会不公扭曲的阴暗关系，是以社会腐败为背景的权与利的交易，或相互利用达到摆平法律谋取私利的目的的。健康的社会资本中往往是利益共享的，至少不会伤害到谁的权益；而以社会腐败为背景的关系资源中，则是损公肥私或损人利己的。这种关系资源的开发，肥的是拥有特权腐败者，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
    显然，“找关系网站”的出现，说明这些年来，权力寻租已普遍化、公开化，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当下权力缺乏约束、法治不健全、各种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的社会中，即使网站不提供这种服务平台，也会有其他平台出现。现在的问题在于，一些人公然在网上发帖悬赏找关系，网站则毫无道德障碍地提供交易服务。这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已经对关系寻租失去了耻辱感，不正当的“找后门、托关系、托路子”已经达到近似疯狂、毫无道德忌惮的地步。中华文华本来就有“托人找关系”的传统，“朝内有人好做官”嘛。但以前利用关系谋私者总还是偷偷摸摸，怕见阳光的，起码公开舆论平台上还是谴责的。而今在“亲爱”的党的“阳光普照”下，“找关系网站”竞然撕破了社会良知的最后一道底线，隐性的腐败民俗文化，便成为一种显性的公共秩序。更可怕的是，缺乏约束的权力寻租者便会因在更简便、更直接、更公开的网络“找关系”服务中，心安理得地将“权力”明码标价而毫无羞耻感。于是，现实里的关系网——寻租活动的神经网络进入虚拟世界，更加速了历史上的“贪渎文化”与今日权利寻租活动的“潜规则”传承。

    这个网站的出现，显然就是这些年来国家权力寻租、全面腐败现实在网络世界的折射。毫无疑问，中共手里所拥有的人、财、物不受监督的绝对领导权，已经成为当今各利益群体寻租的猎物；而政府部门中的不法分子则将企业以及其权力所辖范围内的一切领域视为“索贿”的对象。这些年来，最令中国百姓在道德情感上不能接受的社会变化之一，就是腐败行为的全面泛滥和导致社会贫富对立、两极分化的灾难性现实。
    众所周知，有竞争就会有差别，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同样存在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然而那是在政治民主，权力制衡，广泛社会监督条件下保障“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虽然那里的竞争往往也很残酷，但并不盛产“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去骂娘”的民怨，因为人们的成败得失接受的是自然法则的裁判。与此相反，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却执行着一种不平等法则下的权力寻租，走向一条由潜规则支配的比传统“社会主义”“不允许竞争”更糟糕的“不平等竞争”的腐败道路。在这样一种畸形发展，又不允许社会监督的竞争道路上，决定社会权力与财富分配的不是人的能力、贡献与付出大小，而是权力操纵和裙带关系。于是社会便不可能不贪污腐败，权钱交易。而今历史上的“贪渎文化”与当下的权力寻租，竟然泛滥到网络世界的公开化领域，实在是不能不让人拍案而起！ (首发《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