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共产党领袖的赫鲁晓夫，曾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毛泽东搞“阳谋”，制造“敌对势力”时写道：“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果然，1957年反右对敌斗争中，中共至少把55万个给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入戴着右派帽子的“敌对势力”。这是毛加工“敌对势力”的里程碑，也是中共加工“敌对势力”的里程碑。
    其实，共产党受孕于马列主义，天生就具有敌对意识，在历史上就是做为资本经济世界性扩张的反提，而从事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并通过夺取政权来改变经济自然发展规律的政党。因而，它的使命就是“共”天下之“产”，没收一切私有权利与自由。中共建制时所崇拜的斯大林，就偏执于阶级对立、政治斗争。他在统治苏联“走共产道路”的过程中，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打击体现私有权利与自由的“敌对势力”的斗争，始终认为暴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手段”，“坚持残酷的阶级斗争”是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崇高使命”。
    共产党的这种先天性，决定了它始终无法摆脱敌对意识之困，激化阶级矛盾、制造革命对象，始终是它最基本的政治职能。今天中共刻意强调的所谓“红色记忆”，就是不断的要制造出一种“敌对势力”，并与其斗争的记忆。反对他们的是“敌对势力”，如“反革命”；批评他们的是“敌对势力”，如“右派”；甚至，他们内部的不同见解也是“敌对势力”，如“走资派”。一句话，凡是崇尚自由或有政治异见的，就都是“敌对势力”。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伯杰说过：“想把对方变成敌人，他便会变成敌人”。这话读来平平常常，但其中蕴含着极其深刻的哲理。你在情感意识上敌视对方，对方就会以敌视还报，因而便会产生敌视与敌视的对立，敌人也就这样被在观念中“加工”出来。毛泽东时代镇反、反右、文革无不如此。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似乎要超越敌对意识形态。但从镇压“民主墙”到“六四”开枪，从废贬胡耀邦到罢免赵紫阳，邓小平时代又何时停止过生产“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从1979年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可见“敌对势力”的意识是渗透他们的骨髓的。江泽民时代要“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似乎模糊了阶级分野。然而，它不仅主导镇压“98民运小阳春”，视温和、中性的知识份子组织“中发联”为非法，将致力于和平、理性、公开活动，不挑战中共执政地位的民主党视为敌对势力，且把崇尚真、善、忍的“法轮功”众多善男信女视为洪水猛兽，全国围剿。更有甚者，即使“中华养生功”也不能幸免。江泽民就在内部《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一文中赤裸裸地指出：“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不断发展、日益富强。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这种政治图谋是绝不会改变的。这些年来，他们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等向我们发难。他们还与流亡在外的所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的敌对分子相勾结，企图联手行动。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4页）。由此可见，中共并未改变其唯我独尊、排斥异已、敌视自由，不断加工“敌对势力”的政治指导意识。如今，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又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看来似乎是对着否定敌对意识和斗争哲学来的。但事实上，今天我们依然经验的是相继抓捕法轮功学员、审判民间异议人士与民间维权领袖，如陈光诚、高智晟、郭飞雄等事实，他们同样都被视为“敌对势力”的代表。今年 2月18日（农历大年初一）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又到公安部指挥中心通过视频指挥系统，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和180万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发表内部讲话，表示“要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的通知：“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中都存在一些需要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由此可见，“对敌斗争”依然是今日中共当局内心的头等大事。
    在任何从“选票箱”里诞生的民主法制社会里，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没有政治意义上的敌人。“敌人”本来就是个意识形态的概念。然而在 共产党的主观世界里，敌人无处不有，“敌对势力” 无处不在的，而且“长期存在”，国际上有，国内也有，中共通称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这种提法至今未改，而且划定的范围越来越广：民运人士、法轮功、家庭教会、自由知识分子，以及主张西藏、台湾、新疆、内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独立倾向的所有人，都被划为“敌对势力”。甚至连用中共现行“法律”维护自身或民众权益的维权者，也被划为“敌对势力”。
    在中共不断把要民主、要自由的人们加工成“敌人”、“ 敌对势力”，要予以“斗争”的长期、复杂过程中，不仅依赖了警察、监狱和军队，还借助所谓“专家”、“学者”、“教授”、“研究员”等等，他们刻意在意识形态为中共加工“敌人”的政策和运动，生产“理论”，提供“注解”，充当打手。中共所发动的历次整人运动，都离不开他们的参与。

    当今社会，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已经把世界变为一个国界开放、主权淡化、阶级分野模糊、敌我阵线崩溃的双赢、合作时代。但要与世俱进的中共，尽管已被迫接纳了这种无可力转的资本化中国的事实，但其骨子里却始终在敌视由此而带来的普世价值观的冲击，至今都受制于“简单、直线、对立”的思维方法，采用对抗性的思维定式，刻意划分敌友势力范围，不断把一切异己的力量，假想、加工成“敌人”和 敌对势力。
    今天，中共意识里的“敌人”和“敌对势力”，从本质上说，就是资本运动的世界性扩张，和在这个过程中所建立起的普世价值观，以及通向自由天性的人类“类”向往所支配的一切文化事实；或者说，共产党视之为的“敌人”和“敌对势力”，就是真正代表、体现了资本世界扩张的自然规律，和按市场法则建立起的财富创造与分配秩序，以及公民普选、权力制衡和体现人性自由发展制度的社会存在。这样一种社会存在，必然要与天生具有“阶级敌对”意识，要没收一切私有权利与自由的共产党党性世界，每日每时发生着冲突。
    其实，人类社会自19世纪末以来至20世纪末的百年发展史，从经济运动的角度理解，就是资本扩张与反资本扩张的历史；从政治角度理解，就是管理民主化与反管理民主化的历史；从文化角度理解，就是崇尚人性自由与反人性自由的历史。要解密中共的“敌对势力”，其实就是一句话：共产党视之为的“敌对势力”，就是全球资本化、民主化、自由化的当代文明主潮流。
    但愿胡温时代的“和谐社会”理念，能从共产党的“敌对意识”中解脱出来，站到人类共同性与世界文明主潮流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