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南海高层正在为筹备中共“17大”紧锣密鼓，但全党上下却笼罩在强烈的“忧患意识”阴影下。这是因为，这一次铁幕背后的高端政治洗牌过程，正是社会矛盾尖锐，两极分化严重，道德崩溃，腐败严重，党心民心涣散之时。特别是今年人大、政协两会以来，《物权法》和要求反右平反与赔偿的系列公开信，以及“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党内思潮泛滥，都在使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受到党内外前所未有的广泛置疑。
    中共高层早在“16大”报告中就提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为此，胡锦涛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三要”，即“要保持头脑清醒，要增强忧患意识，要有矛盾尖锐、社会动乱的危机感”；反复强调“二必须”，即“必须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出执政为民的宗旨”。胡锦涛还向全党警告说：问题和危机是客观存在的，是每天面对著的，而且是紧逼的。要常怀忧患之思，常怀自警之心。温家宝也曾表示，“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忧患”。今春人大、政协两会期间，胡锦涛又格外引人注目的强调增强忧患意识。3月8日胡锦涛在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时，心事重重地告诫各级官员，“要增强忧患意识”。12日，胡锦涛又在解放军代表团再次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胡在两会这样重要的场合，两提“忧患意识”，神态凝重，意味深长。之后国内官方各大媒体也都高调发表胡锦涛“要增强忧患意识”的最新指示。胡温高层为何要有如此风险忧患意识？原因就在于中共“17大”在即，胡温正面临“6、4”后的首次深刻执政危机。此据媒体报道，胡锦涛在2006年度第12次中央政治局组织生活会议上承认，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机的沉重压力和冲突：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治危机，包括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政府的法律权威下降问题等等。这三个方面的危机，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执政危机。中共高层的所谓“忧患意识”，就是执政危机意识。
    所谓执政危机意识，是指执政党对执政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动摇其执政地位的各种危机形势与事件保持高度警觉的意识。这些年来，中共的这种危机感，主要来自国际国内两个方面。
    首先，从国际形势来看，自1974年，当一群葡萄牙人于4月25日发动政变，无意中演绎成为一次世界性民主化运动的开端。此后的20多年里，世界上大约有120多个国家走向普选。在这个时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不受到民主化潮流的冲击。当列宁的塑像在前苏联红场上被推翻后，各国的文明进程就是以非共产化的民主价值准据来加以衡量的。这种价值体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文化的主流。特别是自前苏联分离出来的格鲁吉亚等几个中亚国家连续发生了 “颜色革命 ”，中共对这些事件高度紧张，大力加强研究和防范。如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教育部社科中心联合召开“ 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特点及我们的对策”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结合东欧中亚发生的 “颜色革命 ”、“ 街头政治”，对美国推行 “街头政治 ”的策略和手段、“ 颜色革命”对他们的启示、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必然性和现实威胁性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对于国内的民主运动，中共政权一直是重点镇压和普遍防范。特别是加大了对“ 非暴力运动”、 “不合作运动 ”的高度警觉。这就是他们执政之忧的外部因素
    再从国内方面的原因看，共产党现在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流失。在历史上，中共一直是以实现公有制为立党之本的。它从诞生那天起就自誉为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工农，其进行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所有政治行为，都是以此为依据的。党的执政基础非常明确，就是所谓的工农大众，其它阶级不是党的依靠力量。但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或阶层，工人农民已被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中共赖以执政的经济条件──公有制也在瓦解。中国大陆30年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进行以“经济人”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对公有制进行股份化或私有化的蚕食性改变，和鼓励剥削，保护发展民营企业家利益，并使权力与资本结缘，大量国有资产流向官僚特权阶层。由此导致社会两级分化，分配体系紊乱，造成社会不公的严重后果，进而激化了城乡矛盾，劳资关系，工农大众成为长期搞“一大二公”错误而转嫁风险的政治牺牲品。到了90年代，大约五六千万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职工在短短5-6年时间里纷纷以各种名义“内退”、下岗或失业。如今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但杂捐苛税却居高不下，加之疯狂圈地，农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生活进一步贫穷。中央的“三农政策”常常得不到落实。中共高层已深深遭遇到政令不通，执政效力在层层递减，省、市、区、县层层打折扣。此据《半月谈》杂志公布的资料显示：在 “十一五计划”制订工作展开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课题组对来自国务院各部委、重点科研院校、主要民间组织以及国外大学、驻华国际组织的98名中外著名专家进行了调查。他们对中国“十一五”时期（2006年~2010年）可能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风险领域以及风险冲击程度进行了种种预测和分析，得出2010年前中国面临的十大风险： 1、就业问题。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 2、三农问题。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 3、金融问题。我国储蓄率高，资本形成顺利，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却长期不够完善。 4、贫富差距。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越过国际预警的“红线”。 5、生态与资源问题。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健康并限制了经济增长。 6、台湾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7、全球化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将通过其规则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 8、国内治理危机。治理危机包括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政府的法律权威下降问题等等。 9、信心和诚信问题。目前我国信用缺位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加大了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 10、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将远远超过目前预计的1000万人，可能会高达3000万人。

    今年3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2007年第三期，发表了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政法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担负重大历史使命与政治责任》的文章。文章公开承认，中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权管制危机。因为社会公平与正义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和伸张，不满情绪的长期积累，逼迫民众采取抗议示威等群体性事件的骚乱手段。罗干在此文中首次透露了中共执政危机实际上来自执政党本身。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最近10多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0000起增加至60000多起，参与人数也由原来的73000增加到超过500万人次，发生地点更是涉及到大江南北的各个省市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多元化特徵以及这种爆发性的增长趋势，背后直接原因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日趋突出。而社会矛盾日渐凸显和利益诉求渠道缺失，正是“群体性事件”的两大主要原因。
    自江泽民执政以来，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出发点，忽视“社会正义”，全面继承、看守了邓小平路线，政治改革上毫无建树，致使经济改革本身业已走向瓶颈状态，造成了中国社会严重不平公，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丛生、民怨载道，各种社会问题越陷越深，积重难返，由此也导致了中共“17大”将至的深刻执政危机。
    以上所有这些危机警示，都令中共坐立不安，而其中最具毁灭性得是“国内治理危机”。这在事实上已把中共“17大”逼上了只能直面这些深刻危机的死角，必须作出应对的理性选择与客观描述。这在理论和实践上构成了对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双重挑战。现在我们可以预测得到，胡温领袖们所能给出的答案，只能是贴着标签的“有限改革”框架下强调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然而，究竟什么是“执政能力”？以笔者所见，执政能力的主要内容有三条：首先是合法获得政权的能力，也即执政能力来自于选票箱而不是暴力，从选票箱里诞生的执政资格，才可以代表和整合权力资源的能力；第二是依法执政的能力，也即依法行政，接受监督，自我约束的能力；第三是自我革新的能力，执政者固步自封，没有自我反省，改革维新的能力，就必然要下台，这是由社会发展的辩证机理决定的。希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胡温高层，对比以上三条，能在“17大”上做出何种回应？人们都将拭目以待。
    我曾在98年所撰的《中共精神支柱已经坍塌》一文中写到：“中共作为旧文明社会的政治势力，传统上始终是以对抗哲学、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一党专政为精神支柱，而这种精神支柱又是敌我对抗为主题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今天伴随全球使用同一计算机网络和卫星技术的圆工具变革，建立在从圈地已有到烟囱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全部斗争哲学、对抗政治和压制制度，携同围墙式的旧文明生活方式已经走向死亡，以对抗为主题的社会条件已经为意识形态淡化，阶级分野模糊，制度和平演进，民主法制发展的新文明浪潮所消解，建立在旧文明基础上的传统意识形态已彻底坍塌。”今天中共正是反观这一事实，才不得不改弦更辙，撑起了“和谐”理念的大旗。然而，在危机四伏的执政危机面前，徒谈“和谐”只能是个伪命题。“17大”在即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确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超越意识形态窠臼，推进宪政改革，顺应世界民主化潮流，舍此而断无他途！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