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官方一再向人民灌输、强调的是共产革命的“红色记忆”，而在这“红色记忆”中，最血腥、但却为官方最忌讳的就是“六四记忆”。 青岛的“六四”记忆，年年都会伴着大海的波涛呐喊！我曾为不能忘怀的“六四记忆”作诗一首：
   
    枫叶
   

    什么时候
    心灵创出了伤口
    一个季节绽裂了
    鲜血的光芒
    刺伤了夜的眼睛
   
    什么时候
    记忆沉重成了梦
    长安街上
    背不走的思绪
    跌成了一丘坟茔
   
    风霜染着的枫叶
    是血的舞蹈
   
   
    而今“六四”第18个纪念日又到来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总被记忆裹挟着，想写点什么。我想追寻，追寻那些零散的思绪，扑捉那些凝血的足迹。我知道多少年轻生命的波纹，早已被坦克的履带碾断了。而今，我只能用手中的笔，追寻那段沉重的历史，那些飘起的丝带，以及那些血浆溅成的惊叹号；我只能用记忆的丝线，串起那些发生在青岛的“六四”片断，把那些零散的往事，悬挂在只属于心灵的墙壁。
    1989年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学生悼念胡耀邦诱发的天安门广场绝食活动，席卷全国，发展成全民要求反对官倒，惩治腐败，实现民主的“天安门事件”。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次波澜壮阔、史有前例的，不仅得到了在京数百万人参与，而且得到了全中国亿万人民广泛声援的民众爱国运动。
    当时的青岛，“六四记忆”首先是在天主教堂三角地冒出了火化——那里最早发现了北京学生运动的动态与消息，以及声援性的大字报。当时青岛民运圈内朋友庄彦先生（青岛29中学英语教师，六四后流亡美国），始终都与那些传递消息的人保持联系，并在第一时间里与我沟通。随后不久，北京学运便在全国蔓延，以青岛海洋大学为主力的青岛各高校也都纷纷打起标语，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声援北京，集会于市政府门前。由此也卷起了青岛市民的广泛参与。甚至青岛文联都到广场发表支持学生宣言。
    但当时我在青岛是公安重点监控对象。为了摆脱他们的监控，亲身投入和见证这场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全民爱国运动，妻子竟不顾个人安危，常常抱着孩子，以去医院或散步的假象，躲过警方视线，掩护着我，像做“地工”似的半道改路，转向市政府广场，参加集会。但后来的史料证明，青岛公安当局还是把镜头对准了我。“六四事件”被镇压后，青岛电视台新闻播放的集会现场实况，有许多镜头是针对着我摄的。甚至连我与非圈内朋友高某与其妹妹偶然相逢握手的过程，都被偷录下去，其中还有我在市府门前与“六四”后遭迫害的孙维帮交谈的特大镜头，这为他们后来设计构陷“六四”镇压埋下了伏笔，以至于一些朋友看了新闻后，担心我又会出事，跑到寒舍探望我。记得当时庄彦先生的一位朋友也是个老师，家就住在市府广场旁的一个小楼上。“六四”期间，庄彦常常带我到小楼上休息、交谈，透过窗户观看会场全貌。特别是关注那些散布在会场各个角落做小动作的特工人员。每晚，我又会与庄彦、孝柏等“不结社”朋友聚在青岛市松山路5号五楼老王那里看电视、听外电，分析时局。老王这里也是我们平时常常聚会的地方，大家都各自备些酒菜小吃，沙龙式地讨论争执各种社会问题，且常常彻夜不倦。为此老王的松山路住处，也一直为警方监控，特别是在“六四”期间，这里受到更加严密的监控。我们时不时地发现对面楼上的监控人员。
    北京“六四”开枪后，激起了全国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在省城济南，以山东大学为主的几千名的大学生抬着花圈上街游行，带动了各大学纷纷上街，抗议北京发生的“六四血案”，呼喊着“反对镇压”、“反对暴力”、“李鹏放下屠刀”、“血债要用血来还”、“还我同胞”等口号，在市区的一些公共汽车、电车车厢上，都被写上了此类大字标语。在青岛几千名举着“海洋大学”旗号的学生和打着“市民声援团”的民众上街游行，他们打着无数临时赶写的标语牌、横幅，上面写着“李鹏下台”、“还我战友”、“以血还血”“声讨刽子手”等口号，队伍越聚越大，穿越中山路，途经市委、市政府门口，已达几万人。我的作家朋友——青岛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学江，在衣服上书写谴责屠杀口号，骑单车转遍青岛大街小巷，并与激愤的青岛市民，围堵冲击关押示威者的青岛市台东交警大队。文联作家、《海鸥》编辑部小说组编辑李建国则公开贴出退党宣言，在社会引起震动，后来得到青岛文联主席尤风伟先生保护，才度过镇压难关。
    青岛学生领袖陈兰涛，与妻子一同，站在青岛“六四”爱国运动的最前沿，天天奔波在演讲场和游行队伍之中，后被判刑18年。张杰、陈延忠、张晓宵、史晓东等与“市民声援团”联手组织“三罢”，并到青岛最大的企业四方机车车辆厂，对工人进行宣讲，试图组织青岛工人大罢工，直到先后被捕。燕鹏当时身为青岛印染厂共青团支部书记，竟背着领导，擅自做主，率领青年工人用车间原布在工厂所在的交通要道上拉起横幅，声援学生。当时若不是单位保他，恐也在劫难逃。民主墙时期“民主志友学社”最年轻有为的成员张宵旭，不顾个人危险，挺身而出，在政府大楼门前的集会上，振臂高呼，慷慨激昂地发表谴责政府向学生开枪的演讲。我发现后，当即将他约出会场，表明不希望他冒头，因为当局当时正在寻找抹黑学生运动的打击借口，说运动背后有民主墙时期“非法组织”的黑手。但时至已晚，张宵旭后被重判15年。令人义愤的是，当时孙维帮并未实质参于运动，但也被荒唐地抓捕判刑12年。可见当局是刻意要把当年已遭镇压的民主墙运动与“六四事件”搞到一起。为此，当时的青岛市委机关报《青岛日报》专题报道，无中生有的说，当年非法组织“民主志友学社”与《海浪花》在广场相互串联，秘密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孙维帮被抓捕不久的一天傍晚，孙维帮的妹夫、上海民主墙时期老战士秦林山（当时正在青岛经营酒店）突然找我，将我约到一个小巷说，继孙维帮后，姜福祯刚刚也被抓了，且在他那里搜出了你的文章。林山说，这是冲着我来得。他焦急地掏出一叠钱来对我说，“这是路费，快去南方找我的一个朋友”。林山当时的那种急切与真情，至今深深记忆在我的脑海里，那不仅是一种朋友之谊，更体现了一种同道之义。当时，姜福祯的被捕也令我不解。他也是青岛民主墙时期的《海浪花》成员，记得此前不几天，我还在市府门前的示威活动中与他交谈过，但他并未提及直接参与活动，所以我当时对他的出事也摸不清原因（后来才得知，他是因“六四”到海洋大学里张贴小报被查出来而身陷牢狱的）。尽管我当时也认为自己凶多吉少，但朋友们蒙难，要我选择避难，并非我的性格。因此我只好婉言谢绝林山，坚持坦然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为了那永远无法忘怀的“六四”记忆，纪念那些死去的英魂，我当时写下散文诗：
   
    你是一片灿烂的枫叶
   
    你倒下了——合上了一部沉重的书，许久、许久……。
    每当夜晚来临，风雨便打开你的心灵。送你一程，我不该离去，从眸子中盈溢的符号，在凝血的扉页上，刻不完的逗点一行、一行；方格纸上的镜头，记录着一个历史的真实。
    从这里呼啸而去的思绪，又从心藏走向了感觉，走进了古城楼上不灭的灯。
    一座、一座展开来去的山梁上，有无数不倒的松柏在沉默。
    你的具体，我们记下了。因为，当金风再次吹来的时候，你不是野草，你是我们继续编辑着的书页里一片灿烂的枫叶。
   
    果然，我谢绝林山先生避难建议不久，3个头顶大盖帽的人，手持当地派出所的便条“光临”寒舍，当着我的家属要调查我与孙维帮、姜福祯、张宵旭都在市府门前有哪些活动。我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说：少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老百姓已经厌恶极了。而那位李文才处长却说：“现在我们就要重提阶级斗争，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提”，并气势汹汹地威胁我，“随时都可以法办你”。据悉，当时我已经上了他们的抓捕名单，但他们却没有搜集到任何有关我直接插手“六四”的证据。后来也许他们认为手上已经有了当年《海浪花》与“民主志友学社”的人，完全可以做成“非法组织‘民主志友学社’与《海浪花》在广场相互密谋串联”的文章，抓不抓我都一样了。但他们岂不知，“民主志友学社”张宵旭当时根本就不认识孙维帮、姜福祯，“相互密谋串联”实属无稽之谈。由此可见，“六四”后中国政府抓所谓学生运动幕后“黑手”，纯系陷害、栽赃，其目的就是要歪曲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国民众爱国运动的性质。而青岛官方在“六四”镇压过程中，设计构陷的操作内幕，就是最好的见证。
    历史拒绝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