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旦伊始，官方主流网络媒体《人民网〈强国论坛〉》首页热议排行榜，突然张出《南风窗》2004年10月24日曾发表过的任仲夷谈“政治改革需要勇气”的文章，极为醒目，似乎有意在为刚刚引发舆论轰动的俞可平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助阵，为推动新一年的良好开局注入一缕春风。《南风窗》正是曾因发表了此篇文章一度遭到宣传部整肃。如今官方网站选择新一年开局之时堂而皇之地推出这篇文章，当不是无的放矢的。记得外交部网站曾刊登了头条新闻报道：温家宝总理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鲁斯兰和驻京分社社长米伟文采访的全文，其中谈到政改时说：“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我曾经对美国朋友讲，从1863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到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美国黑人真正获得选举权大约经历了100年。中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而比温家宝资格更老的中共高官任仲夷则认为政改更需要勇气。看来眼前需要勇气比需要时间更切中时弊。
    记得当关山先生问及任仲夷先生：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难度大得多，谁愿意冒这个风险时任仲夷指出：这一关始终得过，现在不过，以后说不准更难过。我总感到现在的闯劲还不够。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小平南巡时就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政治改革之所以滞后，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怕乱，其实政治改革不会大乱的。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想乱，老百姓都希望生活安定，都痛恨腐败，人心思变。这也是中国的国情。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当初拨乱反正政策几乎来个180度转向，但社会仍然安定。只要政策、步骤、方法对头，今天政治改革一样乱不了。因为这是顺民意得民心的好事！
   
    不久前，我在接受《台湾中央电台》杨宪宏采访对谈大陆民主化进程谈到一个“勇”字时说：“在当前中国的统治者来讲，他们更需要这个勇字。就是在历史时机已经成熟的条件下，勇字就上升到一个首要的位置上来了。中国现在的社会变革条件都已经成熟了。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中国来一场整个翻江倒海的，让老百姓痛苦的那种变革。首先是逐步的推进民主化的改革，像放开一些言论的自由，首先让民间组织有个成长，甚至在某些地区，我早就提出，应该建立一些政治特区来逐步推进，这些地方需要勇。这个勇字在当前，对我们的当权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他们往往是被前思后虑、方方面面的条条框框制约。他们有时候想动也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勇气来动，所以你谈到勇，现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此篇文章中，任仲夷谈到关于解放思想时说：我看这是进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也需要与时俱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就说：“革命政党最怕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是鸦雀无声。”况且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吗？我看政治改革还是要像经济改革那样，学习借鉴人类一切先进的东西。用十六大的提法就是“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这说明他们管理国家积累了丰富的、成熟的经验。这是人类的文明，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当关山先生问及改革的闯将，原深圳蛇口开发区主任袁庚曾主张中国应该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先进的政治文明时。任老说：我赞同袁庚的观点。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三权分立”指的是这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它的本质就是制约权力的滥用。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过去我们搞的“一元化”领导那一套教训还不深刻吗？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而应该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学习借鉴“三权分立”其中的科学成分，创造性地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现在，像袁庚这样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于创新的实干家再多一些就好了。
    　无疑任老的上述见解颇有针对性。《人民网》重温一度被封杀的任仲夷谈“政治改革需要勇气”的文章，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它为新一年营造民主氛围开了个好头。接下来的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一步一步地努力推进，“天上不会掉馅饼”！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