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到来之际，中共宣传部门下达指令，禁止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谈论反右话题，禁止中国的出版社出版有关反右运动的书籍。其中的隐情，就在于邓小平已在党内对反右运动盖棺定论。这就决定了今年的反右50周年，依然笼罩在邓小平定论的阴影下。记得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邓小平文选》1957——1982年，第258页）。他致死都拒绝右派平反，以“改正”敷衍，并以此为中共纠正反右政策定调。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说：“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就是这样一纸荒唐的决议，至今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胡温当局的手脚。由此可见，邓小平的阴影，就是今天右派要求全面平反与经济赔偿的主要障碍。
   
    那么为什么邓在对涉及党内“走资派'冤假错案采取“一风吹”，统统予以平反昭雪，却偏偏对右派冤案情有独“讳”呢？只要疏理一下中共1957年整风运动的历史始末，人们就不难发现这位曾因“改革”而彪炳于世的邓大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世人往往都把那场“阳谋”反右运动算在毛泽东头上，认为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毛的主要帮凶。其实毛的真正帮凶是邓小平。邓才是反右运动的直接策划者和领导人。

    邓小平当时是毛眼里最火的红人，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总书记。他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正副组长。邓、彭两人当时不遗余力，推波助澜地积极参与策划并具体领导、实施了毛的反右旨意。邓小平在1957年9月23日于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反右运动可分为“大鸣大放”阶段和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即反右补课）和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大鸣大放”阶段从4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开始，至6月8日毛、邓决定在全国反击右派份子“猖狂进攻”为止。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4月11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当时经邓小平授意，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为甚么要整风？》一文为鸣放煽风点火。5月4日邓小平又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关于重组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旨在为“引蛇出洞”设下陷阱，继而中央书记处又在6月6日，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时毛、邓已开始筹划收网。到了6月8日，中共中央便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又以总指挥的身份作了《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接着邓小平便在青岛举行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亲自作报告，部署全国的反右运动。邓所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就是构陷右派的大本营，而邓小平则是这个大本营里的总指挥。也是在这一年9月20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整风运动工作报告》，以极左面目大力批判党内“温情主义”，斥责说：“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份子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结必须加以克服”。甚至到了到1957年“反右补课”时，邓还一再警告说，存在“姑息养奸，养痈遗患”的右倾保守危害。在反右运动的全过程，邓小平几乎每天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运动进展情况，参与决策，并亲自指挥和部署反右战役，毛的反右运动各项政策、阴谋都是经邓小平的指挥枢纽生产、实施的。赵紫阳回忆邓小平到广东做整风报告时说过：要“放长线钓大鱼”，那就是打招呼准备反右派了。此据杜光先生在《中央高级党校的整风反右运动》一文中记载：57年8月23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国家机关党委、全国总工会和高级党校三个单位的整风，督战反右运动，指定要打肖鲁等人为右派，并批评高级党校在整风反右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思想。邓小平严厉地指斥说：“肖鲁的问题，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犹豫？”“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这样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样才象一个共产党员。”
    然而，1978年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涉及右派问题时，邓小平竟十分强硬地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思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甚么问题呢？......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右派平反大加阻挠，亲自为反右运动定性为“正确、必要”，只是“扩大化了”。然而，即使按邓大人的逻辑，那么又是谁导致了扩大化？
    此据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编撰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记载：鸣放时期，毛泽东曾派陈伯达去北大看大字报，陈看后报告说：“不值得大惊小怪，没甚么不得了。”而邓小平却在主持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陈伯达听到“很惊讶”，他认为，人总会说错话的，这样收集，牵涉太多，“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看来，邓小平在反思“反右”这个问题上，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大胆承担责任的勇气。
    这段史实再次印证，反右扩大化的直接责任者就是邓小平。这场由中共书记处有组织的直接领导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致使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毁灭、受冲击、下放劳改的千古大冤案，邓小平是立了“大功”的。邓在这场运动中充份发挥组织才能和强硬作风，忠实执行了毛的极左路线。这就是邓小平为何拒绝全面否定反右，给右派平反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后来说，邓犯错误“死不改悔”。的确，毛说邓错了的，他一一都要清算、翻案。毛是有错误的。但他邓小平是决不会有错误的，无论是反右运动、封杀民主墙运动、镇压“6、4”血案，件件都是由邓主导。然而哪一场运动都别想翻案。邓的传代继承人们宁可翻毛泽东定的案，也绝不敢翻邓小平定的案。
    此据赵紫阳的老战友宗凤鸣先生纪录，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与他议论过邓小平硬是不给“反右”运动平反一事：几十万“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几个人没改过来，他还坚持“反右”运动应该肯定。这说不过去嘛，没有道理。赵紫阳还说：他这个人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凡是有损自己形象的事，是坚决不做的，即使这件事是正确的，也坚决不做。赵紫阳还多次谈到：邓小平定下的事，你就得执行，不能反对。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人。邓女儿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也回忆邓小平对反右的态度：“父亲始终认为，不能说整个运动是错误的。”
    然而，邓小平却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悄悄抽掉了他的那些57年反右的极左文献《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反右立功文章和文件。这岂不是欲盖弥彰，做贼心虚？这个举动再明白不过地透露了邓大人的心理玄机——以《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为代表的构陷右派的文件、文章，内含着的正是他最不敢面对的历史责任。
    邓小平为什么既不愿全面否定毛泽东，也不愿全面否定反右，其实就是因为他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是与毛泽东共进共退、共荣共辱的。可见，邓小平拒绝给右派平反，就是在维护自己的一贯正确性。因此，不走出邓小平阴影，无论是反右运动、民主墙运动、“6、4“血案，都难以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