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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现代中国两种“自由观”的对立-- 毛泽东与殷海光言论对比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自由的观念一直没有作为一种积极的价值得到传播。直到严复、梁启超等人接受并介绍了近代西方的政治文明时，自由主义的观念才被视为一种现代文化价值，尤其是在现代民主宪政基本框架设计过程中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 要享受自由的话，就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也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梁启超在谈到自由价值观时说， “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 ”。然而，自从中国有了“红色记忆”，并转化为现实政治能量后，便是从独尊马列，封杀“凡百自由之母”开始的。中共建制后，自由主义的观念一直被视为“异端”；改革开放后的中共主流意识形态，依然极为恐惧公开而又深入地谈论自由价值观；即使 21 世纪的今天，胡锦涛再次声称要“解放思想”，但照样拒绝自由主义的观念。由此可见，中共在骨子里就具有反自由主义的基因，而这基因就来自于中共自今都奉为圣经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本人由于受中国封建文化遗毒至深和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无知与排斥，一直将自由主义误读为“无政府主义”而加以敌视。毛泽东早在1937 年就写下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毛泽东对自由主义其实仅是一种庸俗化的理解。他说“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为此他列举了“十一种表现” ：
一， 面对熟人，老乡、同学，明知不对，也不作原则上的批评，而是一团和气。
二，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积极地向组织提意见。心目中没有组织原则，只有自由放任。
三，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四，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
五，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办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
六，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
七，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八，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
九，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十，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
十一，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
毛认为，自由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表现，“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然而，自由主义虽然注重个人利益，但并不等于自私自利。利己要利“每一个人”。因为自由主义特别强调群己之间的合法权利界限，强调合理的利己。毛泽东所批评的“自由主义”，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思想反映出的自私、散漫与惰性的伪自由主义，而与近、现代自由主义观毫无共同之出。毛泽东所痛批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哪一种都与自由主义观念靠不上边，但却令盲目信崇的后期共产党人误读至今。
在现代中华文化中，另一位影响至深，但却与毛泽东自由主义观念对立的代表人物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殷海光。他培养的弟子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等都成为了中华文化颇具影响的风流人物。还有柏杨、颜元叔、龙应台、司马文武等蜚声台湾的言论家，无不受到殷海光自由主义的巨大影响。殷海光先生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自由主义斗士，风骨嶙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不畏强权，不避横逆，为弘扬五四精神和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自称是“五四之子”。但在六十年代遭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抑郁患癌，过早谢世。殷海光在中国20 世纪思想史上有着极其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在台湾的20 年间，他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致力思想启蒙，成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一面旗帜。傲慢一世的李敖最服的就是殷海光。从李敖着作对殷海光充满的敬畏中，我们不难得出殷海光印象。
殷海光在台湾国民党统治时期，写下了不少扞卫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文章，特别是他着力澄清自由主义与放任、放纵的本质性区别，论证了言论自由与社会秩序混乱无关的思想。他在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底蕴涵》一文中写道：“现在，一提起自由主义，许多人立即就联想起放任主义。这好像是，自由主义必然蕴涵放任主义。由此更进一步，自由主义与放任经济成为同义语。”在《言论自由的认识及其基本条件》一文中写道，“只习于放纵而没有享受过真正自由的人，以为自由就是放纵。”而实际上，这两者的“内面精神和出发点之相去，则不可以道理计。”例如，斯大林、希特勒的行为都可以说是不受约束的放纵，而民主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物则会受到“舆论和法律的限制，良心和道德的指责，一举一动都得合情合理，否则随时有下台之虞。”他还说，“真正的言论自由，正如真正的自由一样，它的出发点是理性与责任。既然言论自由的出发点是理性与责任，于是它便本乎科学的精神和道义的态度。既然本乎科学的精神和道义的态度，于是不捕风捉影，不躲闪规避，不撒白溜谎，不无的放矢；而是一字一句，都以真凭实据为张本，并且，自己说了自己负责唯有对民族，对国家，对当前的危局抱有严重的责任感者，才下辞冒险犯难，据理直言，据事直陈。这样的言论自由，难道不可贵吗？难道不是初学民主者所应加培护的吗？”
最后他提纲携领地总结说：“自由主义不等于放任主义，更不等于纵肆主义。它含有更高的人生价值和真实的道德价值。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在人性关联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极权主义趋向于捆锁人性，而自由主义趋向于释放人性。本此，自由主义爱护个别差异，并且让各人底潜能作最大限度的发展。凭着这一基本优点，所以，在民主与极权的斗争之中，民主总是最后战胜了极权。”如今台湾的政治现实充分验证了殷海光的这一结论。
殷海光在分析了中国人乃至于东方人为何拒斥自由观念的历史与文化原因时还说：“老实说，很少东方人有过真正自觉的自由生活经验。'一盘散沙'式的生活不能算是自由。因此，大家对于'自由'一词底确切所指也就茫然，充其量不过是模模糊糊的向往爱好而已。既然如此，那厌恶自由但又不敢从正面反对自由的人，就造设种种词令来把自由解释成很坏的东西。近年来若干人对自由的许多误解，例如以为自由就是散漫、自由就是不守秩序等等，主要是由此而生。”他认为，“在事实上，毁灭自由的，不是自由本身，而是暴政、是放纵、是暴力。”
殷海光的以上分析，也是对当今中共“自由观”的最佳透视。由此可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共产党人的反自由主义与以殷海光为代表的台湾民主社会扞卫自由主义的两种价值观冲突。如今，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已转化成中共“红色记忆”的一部分，它不仅规定了中国大陆红色文化的内涵，也主导了胡温时代政改思路；而殷海光《自由主义底蕴涵》却孕育了海那边的民主文化之真谛，锻造了与普世自由价值接轨的台湾自由制度。
最后，我们再重复一边殷海光的结论“在民主与极权的斗争之中，民主总是最后战胜了极权。”在中国大陆，也会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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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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